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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臺商投資大陸為什麼能夠成功？》探討了大陸臺商成功的若干因素。
文章認為，臺商投資大陸的成功為新加坡商家樹立非常實際的學習榜樣，向臺商學習，要建立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的觀念。
同樣是去中國大陸投資，為什麼臺商能夠取得斐然的成績，而新加坡商家卻不能？這個問題一直是本地投資者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筆者用心研究和探討的主要課題之一。
臺商投資大陸的命運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緊緊相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由小到大，臺商在大陸的投資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弱到強、從分散到集中、從虧損到盈利，一步步成長壯大起來。
據統計，目前在大陸的台資企業已達7萬多家，臺商投資總額已達800億美元，分別佔中國41萬家外資企業和4200億投資總額的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而且，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總額超過了台灣在大陸以外全球投資的總和。10年之前，臺商投資大陸只有20%的項目成功，80%的項目賠錢；10年之後的今天，則轉變為30%的項目賠錢，70%的項目賺錢或持平（同期臺商在美國的投資項目也不過是60%賺錢）。
臺商投資大陸最早起步于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和服務業。從食品、飲料、服裝、服飾、製革、製鞋、箱包、五金、傢具、化粧品、房地產，到餐飲、娛樂、KTV、夜總會等，五花八門、包羅萬象。近年來，臺商投資已出現結構性的轉變。一方面，投資數量及金額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投資品質也大幅提升，由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轉變為相對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由個人及中小企業的小型投資轉變為上市、上櫃公司的大型投資，投資地域重心也由珠江三角洲逐漸轉移到長江三角洲。
台灣品牌在大陸家喻戶曉
今天，人們在中國大陸到處可以見到臺商的身影和足跡。從他們最初安營紮寨的廣東東莞、福建福州，發展到天津、上海浦東、江蘇蘇州和昆山；從一開始簡單的電子、電器、製鞋、石材，發展到臺式電腦、手提電腦、數位相機、晶片等高端電子產品；從南方到北方、從東部到西部，從繁華鬧市到窮鄉僻壤、從長城內外到大江南北，康師傅、旺旺、統一、永和豆漿、宏基、英業達、錢櫃這些臺商企業或產品的名字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如果說無肉不成席，那我們似乎也可以說，無臺商便不成外資。
臺商之所以成功，是他們比我們新加坡商家聰明嗎？不是。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人種，都是黃皮膚黑頭髮的華人，一樣的血脈，一樣的基因。而且，因為台灣人講閩南話，反而是和我們最接近的華人族群。
是他們離大陸比較近，交通比我們方便嗎？應該不是。雖說台灣和大陸的地理距離的確是比較接近，但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兩岸並沒有實現直航。不論是從台灣到大陸還是從大陸到台灣，都必須經由第三地轉機，臺商往返大陸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所承受的舟車勞頓，比起我們本地商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們從新加坡到中國，就有7家航空公司提供飛往6個中國城市的直航班機。
是臺商投資者的公司規模和實力比我們大嗎？應該也不是。除了統一這一類的大公司之外，多數投資大陸的臺商和我們一樣，是經營傳統產業的中小企業和家族公司，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市場、經驗等方面的優勢並不會強過我們。在大陸紅透半邊天的康師傅，最初在台灣幾乎就沒有人知道。
是台灣政府給了臺商什麼特殊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手段嗎？應該更不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新加坡政府採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支援和鼓勵本地商家前往中國投資。政府不但提出了“搭上中國順風車”的宏觀策略，國家領導人和部長還親自出馬，到中國各地去為投資者開拓市場、與當地政府建立經貿關係和人脈關係。
孤軍奮戰還能夠取得成功
與此形成強烈對照和鮮明對比的是，台灣政府對臺商到大陸投資是害怕、限制、百般阻撓。為了防止臺商對大陸市場依賴日深而升高兩岸經貿風險，並進一步威脅和影響到台灣的整體利益，李登輝于1996年9月提出了“戒急用忍”的思維，防止臺商在大陸過度擴張投資。同年12月，台灣經濟部連同財政部、陸委會、中央銀行、經建會、農委會、勞委會等部會正式出臺了“戒急用忍”的政策，開始對赴大陸投資的臺商實施審查、報備、違規與制裁等一系列嚴格的約束與管制。臺商在自己的政府不支援、政策不認可的背景下孤軍奮戰還能夠取得成功，一方面令人心酸，同時又叫人欽佩，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跡。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臺商投資大陸獲得了成功呢？
其一，應該歸功於臺商比較熟悉大陸的文化。雖說台灣和大陸從1949年起就不再見面，兩岸的人民也從來沒有正式來往，並且實行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但到1979年也不過才分開了30年的時間。除了社會制度的不同、政治理念的不同，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商場文化、官場文化、社會文化、生活習慣乃至於語言習慣，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並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差異和隔膜。因此，臺商到了中國大陸即便不能說是如魚得水，也是得心應手、運作自如。說到這裡，我一直有一個不太肯定的猜測，那就是臺商到了大陸是不是和新加坡人到了英國一樣，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其二，應該歸功於臺商的創業精神和拼搏精神。臺商到大陸投資，作足了吃苦的思想準備。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去創業的，而不是去作客的，也不是去享福的。他們會住五星級酒店，也能住沒有星級的招待所；會搭飛機，也能和中國老百姓一起擠火車。無論是工作之苦、環境之苦、氣候之苦、思鄉之苦，離鄉背井之苦，和家人、子女的分離之苦、寂寞孤獨之苦、上當受騙之苦、失敗之苦乃至於血本無歸之苦，他們都能積極面對、隨遇而安。他們把在中國投資的工廠當成自己的家，大部分時間都吃在工廠、住在工廠，凡事親力親為。我在北京見過一個擁有幾百萬美元資產的臺商，口袋裏居然揣著一張公共汽車的月票。我也考察過許多台資企業，“愛拼才會贏”這首著名的台灣歌曲被當成是他們的廠歌，每天必唱；不但台灣員工會唱，大陸員工也會唱。當然，唱得最響的是最後那一句：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
合作精神和聯盟策略
其三，應該歸功於臺商有合作的精神和聯盟的策略。臺商到大陸投資，非常注重團結、互助和聯盟。尤其是行業裏的龍頭企業，總是主動地站出來，以兄長的身份把中下游行業或者是周邊行業的工廠組織起來，從目標、策略、資金、技術、管理、幹部、市場、資訊、後勤服務各方面進行統一考慮、統籌協調、分工合作，形成一個整體、一股勢力，以聯合或聯盟的方式一起進軍大陸市場。這種合作與聯盟的方式，既能降低投資者前期的學習成本，又能降低項目的前期風險。在這方面，臺商無論是在蘇州的昆山還是廣東的東莞，都積累了相當多的成功經驗。
其四，應該歸功於臺商注重項目的前期考察和對投資環境的調查研究。90年代初期我在中國的時候，就親自接待過高清願、林蒼生、黃南圖、邱永漢、吳舜文、邱彰等著名企業家、經濟學家、律師等前往進行投資項目的考察和對大陸投資環境、外資政策與法律、法規的調查研究。另外，“臺商張老師”這個由88名資深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組成的專門為臺商投資中國提供系統諮詢服務的顧問團，不僅為臺商企業提供具體的項目諮詢與顧問服務，也投入很大的精力對大陸整體的投資環境和風險舉行調查、研究與評估，對不同經濟區域的投資優勢和劣勢進行統計和分析，為投資者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和宏觀指導。
和10年前、20年前相比，中國的投資環境有了顯著的進步和改善。尤其是加入WTO之後，市場準入逐步加大，進口關稅逐年降低，政策法規逐漸向國際靠攏、與國際接軌，龐大內需市場的逐步健全與成熟，都給新加坡商家提供了嶄新的、更多的投資機會。
要轉變依賴觀念
我們研究臺商的成功經驗，是為了學習和借鑒。臺商之所以能夠成功，最根本的一條恐怕是他們那種敢於拼搏、勇於開拓的自強、自立的精神。新加坡人好命，加上有一個對自己的國民和商家百般照顧的好政府。但這樣一來也使大家變得過於依賴，害怕風險。如果說臺商的成功在於他們沒有政府好依靠，那麼我們商家的不成功恰恰在於對政府的過度依靠。
我們向臺商學習，首先要轉變觀念，這個觀念就是依靠自己、自力更生。我們希望有人支援我們、幫助我們，但是這個支援和幫助不是包辦代替。經商也好，投資也好，都是商家自己的事情，指望別人或者政府去替你操辦甚至是包你賺錢，本來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常常希望有貴人相助，但是我們可曾想過，這個貴人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我們自己。
當然，政府還是具有提供宏觀指導和政策研究的責任。面對在中國大陸的1萬家新加坡企業、200億美元的投資總額和7萬家臺商企業、800億美元投資總額的巨大差距，我們是否應該檢討一下政府如何為商家提供具體、實用、有效的幫助。從表面上看，似乎許多政府部門都有這樣那樣的機構、組織、計劃在推動、支援、鼓勵、幫助本地商家到中國投資，可是我們是否檢討過這些活動和作法是否行之有效？這些活動是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是重視形式還是重視內容？我們有沒有臺商張老師那樣的顧問機構？我們有沒有台灣那樣一年一度的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與風險評估的調查報告？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臺商投資大陸的成功為我們新加坡商家樹立了一個非常好、非常近、非常實際的學習榜樣。同樣是大陸以外的華商，同樣是亞洲四小龍，臺商能，我們新加坡商家難道就不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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