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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肖華
面對來自歐盟的反傾銷壓力，中國鞋業選擇聯合起來，共同應對嘈雜而不安全的外部環境。雖然主要聯盟的發起人是台灣廠商，但聯合在迅速褪去地域色彩。這是中國製造走向成熟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4月8日，週六，一場隱秘的選秀在廣州花園酒店進行，來自廣東番禺、遼寧大連等地的鞋商們向一批又一批專程趕來的歐洲律師輪番發問，希望從中挑出最滿意的一家。
而在遙遠的歐洲，法國媒體報道說人們因擔心鞋子漲價而開始搶購，英國倫敦的零售商則發起了一場傳單運動，試圖告訴消費者價格上漲的真實原因是歐洲人自己的決定。
此前一天，4月7日，歐盟開始對中國和越南皮鞋徵收為期半年的臨時性反傾銷稅，稅率將從4.8%逐步加至19.4%。半年之後將裁決是否固定下來，徵收5年。
一切都緣自去年7月初歐盟對中國皮鞋提起的反傾銷調查，這是中歐之間迄今涉案金額最大的一次反傾銷。當時，德國媒體評論，歐洲剛在褲子上贏得了一寸，還想在鞋子上進一尺。
不過，歷經“打火機之戰”、“傢具之戰”、“胸衣之戰”等一系列事件後，中國企業正在苦痛中成長。2月8日，8家廣東鞋企自發成立“歐盟對華鞋產品反傾銷應對聯盟”，不久推選出15家執行委員。他們將籌資300萬元共同聘請律師、經濟分析師、公關公司為中國鞋業辯護、遊說，並高調接受CNN、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體的採訪，以“向歐洲傳遞壓力”。
這標誌著中國企業開始跨入主動聯合設立組織以求自我保護的時代。在西方國家，這一潮流自197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被形容為一場改變世介面貌的“結社革命”。而現在，一位台灣學者評價說：“大陸終於開始了”。
臺商拉起手
“在大陸，我們第一次遭遇反傾銷，也第一次拉起手。”聯盟召集人、廣東番禺創信集團董事長吳振昌說。他有另外兩個頭銜：台灣製鞋公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臺商協會會長。
這個50歲的台灣人是鞋廠老闆的後代，在大陸已有16年。在製鞋業，台灣人是一支重要力量。1980年代末，由歐美—日本—台灣地區的這個行業因成本升高而向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整體遷移。在製鞋重地廣東，儘管分佈著近8000家各類鞋廠，但行業的話語權主要掌握在活躍于大陸的臺商手裏。
不過，儘管同在大陸，同樣製鞋，臺商之間卻少有聯繫甚至互不相識。一位台灣老闆如此解釋不認識同在一個區的另一位同鄉的原因：“行業一直紅火，大家埋頭做鞋，沒什麼需要聯繫的，也沒有組織可以聯繫。”
在台灣時，這些老闆都是製鞋公會成員，而在大陸他們沒有成立類似組織，卻又對加入大陸協會缺乏興趣。一個數字是，在他們的聚集地廣東，加入省鞋業廠商會的台資廠商僅有一家。
在遙遠的歐洲掄起的一根大棒讓這群陌生的台灣人迅速牽起了手。
2005年6月30日、7月7日，放開鞋類配額管制僅半年的歐盟對中國勞保鞋、皮鞋提起反傾銷調查。在被抽查的13家中國皮鞋企業中，廣東佔了7家，其中5家是台資，劉旭的南海金履鞋業正是其中之一。
2個歐洲檢察官查了3天賬，連電費單都有供電部門證明沒有特殊待遇，他自信地認為沒有問題。不料今年1月調查結論公佈———所有企業均被歐盟拒絕承認市場經濟地位，這意味著整個中國鞋業在這一環節上全軍覆沒，對最終裁決極為不利。
58歲的劉旭穿著“Lee”牌牛仔褲和綠色條紋衫，將一輛黑色跑車開得飛快，“為什麼我們不自己組織起來？”
2月初，政府部門召集受影響的企業商量對策，劉旭和一個同鄉一起提出了這個問題。
提議當即得到熱烈響應，大家公推吳振昌為召集人。有趣的是，吳的創信集團並不在7家企業之列，而他本人當日也沒有參加會議。至於推選吳的原因，劉旭說：“我並不認識他，但大家都認為他善於跟政府打交道，人也很熱心。”
隨後，聯盟主動尋找同盟者並選出15家執行委員，明確要求每家執行委員再吸收10個企業參加。這些執行委員中既有大陸老闆，也有美國廠商，台資色彩逐漸淡化。
對這個聯盟，政府表示歡迎，商務部專門派人參加了成立當天的新聞發佈會。一位聯盟成員告訴記者，正是在這次會上，他才首次直接接觸商務部官員，而自此之後這個渠道一直保持通暢。3月中旬，在聯盟的主動要求下，商務部讓他們和官員們一起坐到了歐委會貿易救濟司司長維尼格的對面。
NIKE的鬥爭與三個中國聯盟
在維尼格對面的其實也有不少歐洲人，NIKE、Adidas等聲名赫赫的運動裝巨頭就聯合發佈了許多聲明。
2005年底，歐洲運動用品行業聯合會(FESI)對歐盟委員會發佈警告，強調如果堵塞中國與越南這兩個生產高科技運動鞋的國家的供應渠道，歐洲的運動業將無比痛苦。他們的理由是，那將使消費者面臨更高的價格，同時使歐洲工業失去64萬個設計、推廣和物流方面的高收入工作崗位。
12月，在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期間，NIKE公司的RoryMacMillan說，“因為我們在歐洲沒有生產，我要傳達的意思是，不管你做些什麼，也不會有就業崗位回到歐洲。”
作為努力的結果，今年3月歐盟公佈的初裁中，高科技運動鞋被免征反傾銷稅。
不過，在大洋這邊的中國，聲音並非NIKE們那般集中而有力，一個小插曲顯示了企業的不同想法：與維尼格座談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德國零售商在溫州鞋商陪同下找到吳振昌的聯盟，希望能共同提出他們設計的一個方案———使用配額進行管制。由於方案將配額管理權交到歐洲進口商手上，吳振昌當場表示拒絕。
兩年前，在應對來自歐盟的反傾銷訴訟時，溫州打火機行業協會發現許多會員並不樂意加入集體行動，同樣，今年廣東鞋企聯盟的步履也不順利。溫州最大的鞋類出口企業之一東藝鞋業就沒有興趣，董事長陳國榮如此解釋他的理由：“那麼多聯盟，我參加哪個？”
在他面前的聯盟的確不止一個。3月8日，溫州鞋革行業協會聯合廣東鞋業廠商會、泉州鞋業商會一起成立了另一個聯盟，名字也叫“歐盟反傾銷應對聯盟”。
在當天發佈的《聯合宣言》中，三地行業協會反駁了歐盟的調查，並倡導各企業積極應訴“無損害抗辯”。廣東鞋業廠商會秘書長吳航透露，5月底在廣州舉辦的“第十屆國際鞋類、皮革及工業設備展覽會”期間，將召開一個研討會，“名稱還沒想好，就叫反傾銷應對大會吧”。
幾乎同時，福建富貴鳥鞋業也對外宣佈，打算牽頭成立“十大鞋王聯盟”。對於獲得真皮鞋王稱號的這十家企業來說，專門針對皮鞋進行的反傾銷無異直接把棒子敲到他們頭上。就富貴鳥而言，儘管眼下所受直接衝擊並不大，但為了出口歐盟而建的新廠將於明年初正式投產，屆時50%的產量將受影響。
回應令人失望。“響應的人很少，這個計劃基本已經擱置。”富貴鳥集團外貿經理廖海君說。
目前，富貴鳥已是廣東鞋企聯盟的執行委員之一，並且自己獨立聘請了一家“離歐盟非常近”的比利時律師事務所。
不過，儘管看起來有些混亂與無序，一位經濟學家依然感到欣喜。在他看來，當企業不再只是單打獨鬥，“他們正在試圖通過聯合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有效的合作模式自然會從混亂中誕生。
為未來而戰
臺商們正在期待他們的聯盟能脫穎而出。眼下首要任務是尋找應對反傾銷的方案和證據，更長遠的打算則是成為像台灣製鞋公會那樣的組織。
在吳振昌看來，長處不同的律師會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就像是睡不著覺去看醫生，內科可能會說內分泌失調，心理醫生則認為是精神抑鬱。他說，“你得判斷誰的藥更便宜、更有效、更容易找到。”
除了方案，數據的收集也是聯盟關注的重點。這些台灣人回憶，1970年代中期，當今天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這些貿易摩擦頻頻發生在台灣地區，製鞋公會總是能及時拿出行業的詳實統計數據以供談判或者分配配額。最近，公會也向所有會員發出問卷調查表，調查臺商在中國大陸生產涉案鞋子的品項、數量與出口單價等。
而在這次的反傾銷調查中，歐洲人的數據說明在去年配額放開後的前三個月，鞋子增長了700%。中國人除了抗議這是“有瑕疵的數據”外，卻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數字。
“我們得推動政府去進行談判，並且提供彈藥，畢竟他們管鞋子的只有幾個工作人員。”劉旭說。
兩年前打火機行業發生的事情讓許多中國產業記憶猶新：當美國通過對中國打火機的CR法案(即要求價格2歐元以下的打火機加裝兒童安全保護裝置)時，中國選擇了沉默和退出。隨後歐洲也通知中國四年後實施同樣的方案時，由於有關部門未加重視和國內企業資訊閉塞，這個消息直到表決前夕才傳到生產了全球80%打火機的溫州。儘管隨後歐盟提起的反傾銷調查在溫州人的努力下撤訴，但這一事件還是令國人震驚。
至於遊說歐洲，聯盟成員普遍認為中國企業現在的力量還太弱小，儘管許多人津津樂道于一家江蘇企業成功應對反傾銷的趣事。那是2003年，美國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提起對中國農藥的反傾銷，後來這家江蘇企業發動國外進口商等利益群體進行抵制，後者揭露了阿根廷經濟部長與孟山都公司聘請的律師事務所有關聯，以至總統下令讓經濟部長回避。
而在長遠的將來，這些台灣人夢想著擁有一個大陸版的製鞋公會，代表他們的利益進行各種交涉，比如海關的計量單位：皮革進出關時國際通行的單位是平方英尺，唯獨中國海關有些按公斤計算，平白添了許多不便。
他們的夢想依然面臨諸多困難，最尷尬的莫過於地位問題。由於沒有法人地位，現在聯盟聘請律師時，不得不由各成員分別出具法律文件授權。
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決心。對他們來說，與其說是一場為了贏而打的戰爭，不如說是一場不得不打的仗。
“這不是哪一個企業、哪個地區的事，甚至不只是鞋子行業的事，”溫州鞋革協會秘書長朱峰說，“連一個99.9%的企業是民營、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都被認為不是市場經濟，我們還有哪個行業可以逃脫這種命運？歐盟連這樣的產業都要保護的話，還有什麼不會保護？如果我們沉默，中國製造的麻煩只會更多。”
而在吳振昌看來，從日本到台灣地區，從台灣地區到大陸，即使再從大陸到東南亞，同樣的摩擦依然隨產業的轉移如影隨形，今天的應訴只不過是為了未來做好準備。無論結果輸贏，更重要的價值在於這一過程中的積累。
“只要是週二之前，所有來的律師我們都見。”這天吳振昌的午餐時間是5分鐘，幾天來他會見的西方記者比前50年加在一起還多。
來源：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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