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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理念和經營價值觀作指導

    著名經濟學家諾思認為,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共同決定經濟績效。這是因為,觀念意識構建了人們理解周圍世界的主觀框架,含有規範性的內容,它能用來解釋世界是什麼和指導人們應該做什麼。
 
    在縱橫明、清商界的五百年中,晉商把商人的倫理道德和經濟效益有機地融合起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僅靠謀略權變制勝,還靠誠信開路,以義制利,用信義折服天下人。在晉商分號“遍天下”的商業活動和交易之中,尚無政府的商業立法進行外部的法律調節。在國家商法處於“真空”狀態之下,道德理念、文化傳統等社會意識便作為思想上層建築對晉商的行為起著決定性的規範作用。他們的經營活動同傳統文化所提供的道德理念和經營價值觀密不可分。在傳統文化的孕育下,飽受儒家“仁義、禮、智、信”浸潤的明、清晉商,以其智慧,從儒學中體味出了相當精到的經商秘訣。在此基礎上融入了道家、法家的眾多學說思想,形成了自己諸多的經商理念。在他們的經商實踐中既體現出“無為”而治的道家和信賞必罰的法家管理智慧和謀略,也體現了信義、忍讓、大度、寬容、厚道等儒家的思想。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是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所組成,而傳統文化作為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屬於非正式約束的範疇。從歷史發展來看,在明確的國家政策法規設立之前,人們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靠作為非正式約束的傳統道德來維持的。因此,傳統文化作為歷史的沉澱,在晉商的經營活動中兼有倫理道德和法律規範的雙重作用。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晉商在數百年間把信用看得高於一切,並以誠信篤實、義孚天下的形象,稱雄大江南北。他們認為“誠招天下客”,“信納萬家財”,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信是處世立業的基礎,是人際關係的美德,“言而信”、“言必信”是經商者必須遵循的準則。“經營信為本,買賣禮當先”,“童叟無欺,誠信為本”等商諺,都是經商重信的經驗總結,並作為商業道德代代相傳。他們深知,只有講信用,重諾言,不欺不詐,人們才願與之交易,一旦信用喪失,必然招致失敗。在晉商看來,經商雖以盈利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義為標準,經商活動雖是“陶朱事業”,但須有“管鮑之風”。對待顧客、商家,無論大小,都應以誠相待,銷售商品絕不缺斤短兩,如發現貨質低劣,寧肯賠錢也絕不拋售。   
 
    商業盈利靠商品的品質和服務來取得,永保信譽,才能成功。誠信不欺,利以義制是晉商經營活動中嚴格遵循的理念。明代晉商王文顯就經商信譽教育其子時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故雖利而不污。”晉商對關公宗教般的信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關公是誠信忠義的化身,是道德、倫理、人格、價值觀念等方面最優秀的典範。關公的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的品格,可以作為誠商廉賈的商家正氣和倫理道德的脊柱。這樣,在晉商中潔身自好就成為一種風尚,很少聽到有人舞弊不信之事。若有人一旦失足,遂為同行所不齒,鄉里所鄙,親人所指,失去營生,就業無門,再無顏回歸故土。故不信即自斃,人人戒之。   
 
    山西商人認為“勤以致富、儉以養廉”。故而在創業時克勤克儉、節衣縮食、雖富不奢。各家商號為保持基業歷久不衰,都十分重視本號勤儉經商的傳統教育,讓眾人居安而思危。同時,把信譽第一、“不欺”為上的職業道德觀“根植”于腦海、體現于行動。當新顧客不了解大盛魁經營作風、懷疑鞋底以草紙代布時,夥友便當眾用刀將鞋底砍為兩段,以示真偽;當喬家復盛油坊的夥友圖謀厚利往油中摻假被發覺後,自然嚴懲不貸,掌櫃還派人火速將貨調回,另行換裝;當“七七事變”日寇入侵,天津危急,市井大亂時,各商家都攜資載貨四處亡命,而山西銀號卻在張貼通告,敦請存款戶速來兌現結算……
 
    勤儉、“不欺”、視信譽為生命,使晉商贏得了“良賈”美譽。既不瞻前顧後、又不左顧右盼,一意沿著自己選定的經商軌跡前進。如此執著追求,焉能不富?
 
    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為商家大忌。如此經營,可能奏效于一時,歷久則難以“長壽”。為此,晉商在“角逐”甚烈的商界著實用足了手段,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打天下、創聲譽。僅以響應商品經濟召喚、先於票號破“土”而出的山西銀舖、錢鋪和錢莊來看即可略知一二。
 
    明、清時代中國幣制混亂。制錢、銀元、銀兩並行不悖,比價波動無常,元寶、銀錠、大條、碎銀的品質、重量各不相同,行使諸多不便。於是,錢莊的前身——錢鋪、銀舖(亦稱銀樓、爐房、銀局)便應運而生,專營貨幣兌換、簽發錢帖(即錢票)和存放款業務。清時的北京強手如林,“京城內外,錢鋪不下千余家”,近前門、哈德門一帶就有二十余家,最大者首推位於東四牌樓的琝Q、琠M、皕翩B睊陬孕|家聯號。以內務府外賬房自居的“四大琚辰]大氣粗、聲勢顯赫。北京各銀舖、錢鋪買賣金銀、制錢,出據銀票、錢票以及存款放款均惟其馬首是瞻。然而,晉商舉辦的“泰原錢鋪”卻不畏強手,以信譽為本,登臺“打擂”。逐漸由小到大、發展成與“四大琚角嶽x抗禮、共執牛耳的著名錢鋪。
 
    “泰原錢鋪”本為西華門南長街一所破廟內的小布行。掌櫃見“四大琚巡斥g營錢業獲利豐厚,遂“改弦易轍”,向步軍統領衙門交納紋銀五百兩,領了個錢幌子懸于廟外。為了樹立信譽,“泰原錢鋪”每出一張銀票,必根據銀票面額包起等量現銀封存于土窖庫中。某年,一位旗人將現銀十萬兩存于鋪內,追至六年後提款時,當初存銀竟原封未動,“完璧歸趙”。“泰原”此法可謂笨拙,但用心良苦。字號信譽由此昭彰於世,存款者蜂擁而至,應接不暇,大有超越“四大琚角孜捸C
 
    聲譽鵲起的“泰原錢鋪”與“四大琚迄X于並駕。“四大琚赤袟f之側其能容得他人鼾睡!故而憑藉自己所把持的錢市開盤大權,對“泰原錢鋪”極盡排擠、傾軋之能事。甚至當“泰原”因“四大琚那犐あ]故未到而偶開行市時,也遭痛斥,並強令停止。“泰原”對欺行霸市者也不示弱,暗地堻凰翾n存“四大琚酉票二十萬兩,某日趕著騾車到“四大琚豆I取銀票,聲明全部兌現。當時,如出票家兌現稍遲,就算無信用壞了字號,致使“四大琚角@時手忙腳亂,從此不敢輕視“泰原”。“泰原”這才在京扎穩了“營寨”。(自孫建中《誠信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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