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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淵源

    晉人善商,山西人經商的歷史優久。 
 
    晉商在明代就進入迅速發展時期,到了清代進入鼎勝時期,成為當時中國三大商幫(晉商、徽商、潮商)之首,在當時,晉商富甲天下,毋論商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均稱雄一世,聲譽空前,“執中國金融之牛耳”。 晉商經營範圍很廣,商品經營有顏料莊、綢鍛莊、茶莊、布莊、鹽局、百貨等,貨幣經營有當鋪、帳局、錢莊和票號。晉商之所以能夠弛騁天下,與他們長期形成的所謂晉商文化有直接關係。 
 
    一、艱苦創業。山西商人自明代“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踐涇原、邁九河,翱翔長蘆之域,足跡幾半天下”。至清代,山西商人更是持籌握算,善臆屢中,牽車牛、遠服賈,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車輒馬跡遍天下。 山西商人不畏千里跋涉之艱難阻險,不畏萬里之外鄉風、民俗、習性、語言之障礙,不安於本土貧瘠苦寒的生活現狀,離親別子往走四方,為追求功利而積極進取。其志向之高遠、胸懷之博大,堪稱商界首曲一指的佼佼者。時人讚嘆他們甘勞瘁、耐風寒,即使築城駐兵之處亦建室集資;行營進徼,亦尾隨前進,雖鋒刃旁舞,人馬沸騰之機,未肯裹足。 
 
    二、篤守信義。先義後利、以義制利,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山西商人身入財利場而不污,守信耐勞,謹後重義,被譽為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他們重商譽、以誠信取勝,他們經商雖以營利為目的,但凡事以道德信義為根據,故力能“通有無、近悅遠來”。其處身主業之道與士無異。 
 
    三、崇商觀念。自明代起,政府改變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社會輿論也有所轉變,自古多商人的山西,變化尤為顯著。特別是嘉慶、隆慶後, 山西不少地主 越來越熱衷於工商業,一些知識分子也違背“聖賢”教導,棄仕而從商。由於省內經商者多,重商之風也隨之濃郁起來,形成一個觀念,即:榮光莫過於經商。所以,晉中有:“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住個茶票莊”的諺語,縱使經商者要櫛風沐雨,奔波四方,跋涉萬里,常年背井離鄉,但當地不少女子並不以為然,甘願以身相許而受多年分離之苦。平遙、祁縣、太谷等以商為生者,在許多村莊埵成年男性之半。忻縣、定襄、汾陽、孝義、臨汾、侯馬、永濟等縣經商者也為數甚多。故當時山西有以商為本之說。
 
    四、嚴於管理。晉商健全的組織 、嚴謹的號規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為其他地方的商人望塵莫及。 各商號或票號對可能發生的陋習劣跡,均有成文規定,如宿娼納妾、酗酒賭博、吸食鴉片、接眷外出、擅自開店、投機取巧、蓄私放貸、買空賣空、款借親友、挪有號款、懈怠號事、渙散無為、茍且偷安、等等,均在嚴禁之列。倘有違者,依規議處,直至開除。號規嚴格執行。 在用人制度上晉商也有一整套規定。如對學徒的選擇,培訓及選賢任能、獎懲制度極具特色,經驗十分豐富。實施結果,使全號上下努力任事,團結一致,人人勤奮,杜絕了因人用事等弊端,使根基日固。任用分號掌櫃,唯賢事舉,被選者必須是本號學徒出身,學過業務,頭腦清醒,精通本行全部業務,具有吃苦耐勞精神的佼佼者,各具重望。所訂的獎懲條例,上下遵守,無人例外。
 
    五、幫團精神。晉商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鞏固已獲得的商業陣地和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彼此聯結起來,互相提攜,互相幫助,形成 一個縱橫連接、網路貫通的地域性商業集團,世稱“山西幫”(或晉幫、西幫)。
 
    除此之外,晉商的諸如善於捕捉商機、善於應變圖存、善於與當時政府攀附等一系列因素,與晉商弛騁華夏、名揚四海不無關係。
 
    憶古思今,思緒萬千,儘管晉商文化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有許多地方應該摒棄,但也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後人去借鑒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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