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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的從商理念

    如果說“求富益貨”是山西人走向商途的理論根據的話,那麼,“以商致財,用財守本”則是山西人重商崇商思想觀念的根據,或者稱做山西人從商理念的指導思想。
 
    明、清時期,在山西,“求富”崇商的觀念深入人心,養兒去經商成為家家戶戶的第一夙願。農村少婦哼唱小兒催眠曲時唱道:“我妹娃蛋,我娃娃親,我娃娃大了走關東。深藍布,佛頭青,蝦米海菜吃不清。”這首搖籃曲生動地說明,當時人們對從商做買賣的嚮往是多麼的強烈,連哄小孩睡覺都不忘走關東。在“朝廷賤商”的社會背景下,在“士農工商”的排列中,商為末。山西人卻反其道而行之,認為經商做買賣要比走仕途做官強得多。山西商諺雲:“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買賣興隆把錢賺,給個縣官也不換。”“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駐個茶票莊。”對兒孫們提出的學習榜樣是:“人養好兒子,只要有三個,大子雷履泰(雷為日昇昌票號大掌櫃),次子毛鴻翙(毛為口昇昌票號協理、二掌櫃),三子無出息,也是程大佩(程為日昇昌票號內事、三掌拒)。”這三個人都是山西平遙日昇昌票號的主要領導成員。從上述列舉的一些商諺俗語中,不難看出,山西人望子為商的思想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要求富,去經商,在民間已是蔚然成風。清代山西巡撫劉于義于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九日上奏朝廷的奏折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雍正皇帝的朱批諭竹是:“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人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膚所悉知。”這就是說,當時山西人的思思觀念是,一流人才經商,二流人才到衙門做事,三流人才方去讀書應試走仕途。這種思想觀念,連雍正皇帝都瞭如指掌。可見山西人當時求商崇商之風濃于一切,經商成為立業之首。
 
    山西人求富崇商的思想觀念何以如此根深蒂固,如此強烈地深人人心呢?這要從山西的自然環境、區域經濟和“商賈之利倍于農”的源頭說起。
 
    自古以來,山西人生活的本土,就是南則土狹人滿,北則天寒地瘠的黃土高原。自然環境和區域經濟條件都比較差。咸豐《汾陽縣誌》(卷十)記載:晉省天寒地瘠,生物鮮少……人稠地狹,歲之年入,不過秫麥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從遠省販運而至。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說。山西地處內陸,海拔較高,地形崎嶇,嶺谷相間。農業耕地以旱地為主,水地面積很少。山西自然災害較多,由於氣溫、降水季節變化大,所以風雨雹霜凍害頻繁。春季短促多風沙,常幹早;夏季多澇災;冬季寒冷乾燥。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是“十年九旱”之地。明代,山西平均四年一次全省性旱災,最長一次連續十一年大早,局部旱災更是經常不斷。客觀的自然情況是:北部,則天寒地瘠,“歲豐,畝不滿鬥”。南部,則土狹人滿,供給不足。就是中部地區沿汾河兩岸,雖有少量的沃土,但所產“不能給半,歲歲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在這樣的自然生存條件和區域經濟背景下,山西人在本土上謀求生計實為不易,但又不甘貧困潦倒,忍饑挨餓,艱難度日。怎麼辦?只能“逼上梁山”,把目光投向了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走上遠走他鄉闖天下謀生計的經商之路。試圖通過艱辛從商,闖出一條擺脫貧困、勤勞致富的康莊大道。
 
    “商賈之利倍于農”的歷史現實,誘使山西人重商崇商的思想觀念濃重成風。山西歷史上有經商的傳統,自古以來就有不少從商致富的先人。早在春秋時期,晉國為了運銷他國的剩餘產品,曾採取“輕關、易運、通商、寬衣”等政策,以至晉南絳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史記·魏世家》記載,魏文侯的老師段于木,原本是“晉之大駔”(“駔”為馬匹交易的經紀人)。隋唐時期,山西文水人武士鑊是個大木材商人,早年“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為事,常聚材木數萬莖……因至大富”。李淵晉陽起兵,曾得到武士鑊財力上的支援,後來,武士鑊累官至禮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其女就是著名的女皇武則天。宋代并州陽曲人張永德是經營茶葉的大商人,“家世饒財……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張永德財大氣粗,宋太祖娶孝明皇啟時,他“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結果,“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遼金時期,晉南的解州、絳州人多販鹽致富。這裡列舉的只是古代山西人經商致富的兒個例子。@pages@
 
    歷史上山西經商致富的家族們,他們“走遠方,積金錢,誇耀閭堙A外則車騎,入則廣廈,交接縉紳”,是多麼的氣派,何等的榮光,誰人不羨!
 
    正是因山西自然環境、經濟條件不好,為生計所迫,再加上一些經商致富之人的榮光誘惑,所以山西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求富益貨”、“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經商的思想觀念。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山西人勇敢地邁開了雙腳,不畏艱難險阻,或個人闖蕩,或親朋提攜,或鄉友引進,走向商途。走西口,闖關東,下江南,出玉門,赴蒙俄,渡東洋,成為當時山西人的時尚用語。由此,掀起了一批又一批、一輩接一輩的闖天下、謀生路的經商浪潮,明、清數百年間,絡繹不絕,致富皆在千里或萬里之外。當然,背井離鄉,謀生在外,“必遠父母,別妻子,離鄉井,淹歲月,歸來無時”。這要有一種自強不息,收闖敢為,不以艱難險附,執著追求的致富精神才能使然,否則不可想像。據清人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載:“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入學濟易,俊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者,其常例也。”乾隆年間《太谷縣誌》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幹堙A率以為常。土俗殷宮,實由此焉”。嘉慶年間《介休縣誌》卷四說:“介邑土狹人滿,多挾貲走四方。山陬海澨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明憲宗實錄》卷二六0記載:“吾蒲(州)介在河曲,土陋而民夥,田不能以丁授,緣而取給予商計。”乾隆年間《直隸絳州志·藝文》卷十七記載:絳州“在古唐地,舊稱土瘠民貧。迄今地狹土燥,民無可耕,俯仰無所資,迫而履險涉遐,負販貿遷以謀生之計”。
 
    山西人遠走他鄉外出經商者究競有多少,迄今還沒有據實的資料可以稽考。《清宜宗實錄》載:“太谷平遙介休各縣民人,多在廣東及南省各處貿易。”蒲州外出經商居民,明代已達男性的十分之九。張四維《條麓堂集》卷二十記載:“吾蒲(水濟)介在河曲……計其挾輕資牽車四方者,則十室九空。”許多地方歷史文獻記載了平陽府、蒲州、汾州、澤州、太原府所轄各縣“多商賈”、“重貿易”、“罔事本業”。徐宗亮《龍江述略》卷六中記述:“漢民至(黑龍)江省貿易,以山西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遼東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過半。”咸豐三年(1853年),在奉天(瀋陽)官吏為山西商人扔炮助餉請獎時提出的掌櫃名單中,就有太谷、徐溝、祁縣、榆次、太原、交城、文水、平遙、介休、太平、盂縣、廣靈商人130人。這張名單提名的只是每個店舖的大小掌櫃們,其中做夥計的山西人,又何止兒倍、十幾倍于掌櫃們的人數。在“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張家口上谷要地(舊稱東口),凡內地之牛馬駝羊,多取給予此,賈多山右”。 “所有恰克圖貿易(中俄邊境地)商民皆晉省人”。“蘭州東櫃茶商,多山西商人”。“西寧城內布商、雜貨商,大多為晉商開辦”。在西南打箭爐,“城以內所駐商賈,惟秦、晉兩幫最夥”。在新疆巴堜[,“城廂內外,煙戶鋪面比節而居,商賈畢集,晉民尤多”。在江南地方,當年康熙皇帝(《清聖祖實錄》卷一三九)巡幸江南後感嘆說:“今膚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者,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清人徐繼畬說:山西富戶,“其買賣在三江兩湖者十有八九”。《明季北略》記載:“湖北雲夢城內多山西賈商。”山西商人,他們“販綢緞于蘇杭,販茶糖于漢口,販葛布于四川,販棉布于直隸,販其他雜貨于山東周村”,轉而又將這些貨物“售于新疆、內外蒙古等處”。廣州、福州等沿海城市自辟為通商口岸後,晉商不畏艱辛,迅速介入其間,壟斷了福建武夷茶對英的輸出。此後,“又壟斷了湖南、湖北茶向西北各省和俄國的輸出”。在北京這個商業重鎮,山西商人獨佔鰲頭。據統計,整個前門大街80%是山西人所開的商號。山西商人挾資貨販四方,自明代已是“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窮玉塞,歷金城,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踐涇原,邁九河,翱翔長蘆之域,足跡幾半天下”。至清代,山西人經商更是“持籌握算,善臆屢中”“牽車牛,遠服賈”。“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車轍馬跡遍天下。與此同時,在俄國、日本、北韓、印度等國以及阿拉伯地區、歐洲、非洲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跡。據1933年7月l日截止的山海關報告反映,東北淪陷,從關外返回的山西商人達17萬人之眾。據當事者估計,這些返回的山西商人,不及在關外從商的三分之一。又據1920年閻錫山接見從俄國返回的晉商代表時,汾陽代表說,在俄國的山西商人有l萬人。
 
    從上述一些有據可查的資料引證可以看出,明、清時代山西人遠走他鄉,從商闖天下者,為數眾多,涉足地域寬廣,是一切外域商人所不及,史所罕見的。(自張輝《晉商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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