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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中華文明的奠基人
2013-01-07 13:10:59    華夏經緯網

  人們常說:“中國是文明古國。”這“文明”,不是起于三皇時代,也不是起于堯帝時代,而是從舜帝時代啟始的。

  不錯,在舜帝之前,有構木為巢的有巢氏,他使人民離開穴居野處,以避洪水猛獸,有了比較安全的居住之所;有鑽木取火的遂人氏,他使人民不再茹毛飲血,開始用火,進入熟食時代;有教民畋漁牧畜的伏羲氏,他使人民擴大了生命營養的來源,從此不再和兇禽猛獸爭食;有教民製造耒耜農具的神農氏,他使人民學會使用器具耕作,開創了務農的先河。這些開天闢地造福人民的人物,無疑都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精英,沒有他們,我們的民族就無從發展,歷史就難以向前推進。但是,他們的創造,也只限于某一領域的奇特貢獻,也都還是在人類野蠻時代框架內的活動,距離社會文明,仍然相差甚遠甚遠。

  軒轅黃帝征戰蚩尤,消滅了威脅我們民族生存的惡類,從此我們民族才得以沿著歷史的軌跡向前拓進,休養生息,繁衍壯大。軒轅黃帝是我們民族的締造者,只因為有了他,這才有我們炎黃子孫的繁榮昌盛。但認祖追宗是一回事,確定社會文明的性質是另一回事,軒轅黃帝的歷史奉獻無論怎樣豐碩宏偉,還不能說那就到達了社會文明。

  即就是被歷代譽為“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的堯帝,他的仁政,他的道德,他的人格,足以永垂韆鞦萬代,他使我們民族擺脫野蠻時代,現出文明社會的曙光。然而,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把尺子來衡量,此一時期還沒有進入到文明境界。                  

  就歷史的進程而言,舜帝處於承前啟後的時段。他之前,那些民族的神聖人物所作出的輝煌業績,可以說無一不是為了脫離野蠻時代、為我民族進入文明社會創造條件。而舜帝的活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劃時代的里程碑。他全面鋪開了步人文明社會之路,奠定了中華民族文明的基石。從舜帝時期開始,歷經四千餘年,直至今天,我們國家在政體、經濟、人倫、道德、教化、禮樂諸方面,就其總體而言,無一不是從這一源頭上發展拓新的。《史記•五帝本紀》有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這是最確切的定評。

  舜帝作為“五帝”的最後一帝,這時“國家”的概念雖然尚未形成,但舜帝已經在堯帝實施仁政的基礎上,創建與完善了一整套政治體系,除了建立軍隊與修築城郭這兩項構成國家基本條件未實現外,其他如賞罰制度、任用官員、發展經濟、安定民生、實施教化等方面,不但是達到了作為國家體制應有的規模,而且都帶有典範性質的,成為後世千朝萬代所遵循的楷模。

  堯、舜時代,任用官員,沒有科舉考試製度,憑的是當政者的禮賢下士,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舜由一個普通百姓登上天子之位,正是堯苦心孤詣地長時期察訪、考驗、試用、然後禪讓委以重任的。《孟子•滕文公章上》有言:“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可見堯也好,舜也好,都是以憂天下之心來竭盡全部心力物色人才的。

  這種“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作法,這種由察訪到考驗再到試用與委任的任官過程,已經形成了制度,堯帝是這樣做的,舜帝是這樣做的,知人善任,官無虛設。

  不過,由於歷史進程的階段不同,舜帝時對官員的任用,更注重量材使用,分工明確,職位的設置與人才的專業化相配套,這比堯帝時就進了一大步。當時洪水氾濫,人民不能安生,舜帝委任大禹治水,歷時一十三年,終於疏導洪水注入江海,平息了水患。棄是長于研究百谷的,舜帝委任棄“后稷教民稼穡”,就在我們河東大地的稷王山上,教民如何播種五穀,然後在各地推廣種植經驗,農業生產由此進入新階段。當著“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社會秩序不穩定的時候,舜帝委任皋陶制定與掌管刑律,勸善懲惡,促進社會穩定,保障人民安全。就這樣,舜帝任命了二十二位有專門才能的人擔任不同的重要官職,方方面面的事也就都安排得井井有序。

  這裡需要著重指出的,其一 舜帝所任命的官員,都是以其特長,專業任用,這樣,就開了後世培養與使用專門人才之先例。其二,對任職官員,實行考績制度,三年為期,有功者升賞,無能者黜罰。《史記•五帝本紀》:“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這一考績制度,在舜帝之前是沒有的;在舜帝之後,則成為歷朝歷代所遵循的不可或缺的定則。其三,為官擇人,而不是為人擇官,這一條,舜帝堪稱萬世楷模。為官擇人,自然是選賢與能,唯才是舉;為人擇官,必定為那些缺德無才者大開僥倖之門,官風不期壞而自壞。

  《宋史•庾炳之傳》中有名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可見賞罰制度是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獎善罰惡,這在堯、舜之前就有的。但那時的賞罰,特別是刑罰,還沒有脫開野蠻時代的制約,沒有量刑等差,任意性很強,說打就打,說殺就殺。堯帝時,重在施行仁政,以德感化,刑罰尚未形成制度。舜帝時,開始專設刑律機構,任命皋陶為獄官之長,即後世所謂的大理卿。同時制定“五刑”,按罪行輕重程度量刑執行。這“五刑”是:墨、劓、刖、宮、大辟。《孔子家語•好生》中孔子有言:“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故雖設五刑,卻在最大限度內用流放形式來代替。像當時的四兇族——渾沌、窮奇、梼杌、饕餮,處罰時,也都沒有執行大辟,而是把他們流放到邊遠的四方,留條活路,讓他們自新。五刑之外,另設三刑,即:刑事案中使用鞭笞,執教處使用戒尺,輕刑可用黃金來贖罪。這些刑法,為後來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作出了首創,在舜帝之後的幾千年中,基本上沒有脫出這個框架。所不同的,是後來對刑法的制定與執行,常有過分殘酷的態勢,而且有錢有勢者即使犯死罪也可逍遙法外,而平民百姓卻往往遭受無妄之禍。這和舜帝首創的刑律,無疑是相悖離的。

  貫穿在舜帝懲處罪犯的刑法之中的,是他的仁慈之心,這從他使用流放的手段而盡可能不用大辟上可以見到。他用刑是非常嚴肅而慎重的,充分聽取民意,作好查對核實,這方面,他和堯帝完全相同。據《資治通鑒•唐紀太宗貞觀二年》載:“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刑罰之下一無冤民,二無漏惡,這是堯、舜之所以成為堯、舜的聖明所在。再者,舜帝在升賞黜罰上的大公無私,是和他之前之後的聖君相一致的。《韓非子•說疑》有言:“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故也。”該升該貶,該賞該罰,不是以親情私愛為轉移,而是以人民利益為根據,這才是古聖明君的本色。

  舜帝在刑法上所開創的典範,對後世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左傳•昭公五年》:“不賞私勞。不罰私怨”;《管子•任法》:“愛人不私賞,惡人不私罰”;《尉繚子•兵令》:“賞如日月,信如四時”;《六韜•文韜•賞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韓非子•有度》:“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唐•吳兢《貞觀政要•擇官》:“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宋史•蘇軾傳》:“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等等。由此可見,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直至今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漫漫數千年,在賞罰制度的歷史演進中,追根溯源,都能見出舜帝所確立的準則。

  社會文明的標誌,首先是在物質方面。能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在食貨方面有積蓄,在創造財富方面有開拓,在社會生活方面有分工。舜帝時代,物質文明的程度當然無法與後世比,但比他之前,確乎也算得是劃時代的了。農業在這時已經為“以農立國”奠定了基礎,有農耕的工具,有播種百谷的經驗,有糧食積貯,有固定的生產與生活的環境。圍繞著農業生產,有山澤的保護與利用,有牧畜漁獵事業的開發,有手工業的分工製作,有“以有易無”的市場交易,有絲麻的紡織業,有洪水準息之後對水利的利用,也有可以用來贖罪的黃金。這一切,足以證明那時的人民生活已經從根本上擺脫了野蠻時代,進入了初期的文明社會。這是舜帝建立的史無前例的豐功偉績,而此後物質文明的進化,無不是從這一基礎上逐步演變的。

  《孟子•滕文公章上》有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這是說,當著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之後,也即就是在物質文明初見成效之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趕上去。

  舜帝任命契為司徒,專職實施教化。從此人民的習俗大為改觀,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倫景象出現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見《孟子•滕文公章上》)。作為文明古國,作為禮義之邦,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從這裡奠基的。此後儒學作為國教,不斷強化傳統文化,也無不是從這一源頭上發揚光大的。

  首創精神文明,是堯帝以身作則,率先做出的。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堯帝終究沒來得及全面建設與推行。及至舜帝,這才在堯帝首創的基礎上,使精神文明迅速形成一種社會風俗,並從政體分工上給以專職管理,這就把精神文明推向新的境界。

  但舜帝時期實現社會文明,並不僅僅是由於政體方面的推動力量,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舜帝自身行為的帶動。“孝為百行先”,就先從孝行說起。舜帝生活在一個典型惡劣的家庭環境中,“父頑、母囂、弟象傲,皆欲殺舜”(見《史記•五帝本紀》)。父親是瞎子,又且頑固不化;繼母是個心地毒狠的潑婦,一心只寵著她的親生小兒子象;弟弟叫象,狂傲頑劣,無所不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舜帝始終堅守孝道,敬重父母,友愛弟象,直至他接受堯帝的禪讓,登上帝位,依然如故。《史記•五帝本紀》上說:“舜年二十以孝聞”,這是不含糊的。

  對內能孝父母,對外必能泛愛眾。有孝有愛,自能淳化風俗,社會文明之風盛,當是必然趨勢。《史記•五帝本紀》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這說是,他到了哪,就把勤勞謙讓的美德撒布到哪,哪的人們就受到感化。人們愛戴他,擁護他,以至到了熱烈的程度。人們完全自覺自願地追隨著他,人數之多,一年就成村落,二年就成鄉鎮,三年就成都市。可見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何等之大!

  有多厚實的道德,就有多強的感召力。關於這點,漢•劉安《淮南子•原道訓》中有著十分透辟的論述:“昔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舜)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在甲骨文中,有這樣一則記載:“戊午,卜賓貞,酒,求年于岳、河、舜。”這裡的“戊午”:是戊午這一天。“卜賓貞”:賓是巫者;卜貞,是占卜;即巫者舉行占卜。“酒”:是用酒作祭品。“求年”:是祈求豐年。向誰祈求豐年呢? 向“岳、河、舜”。這裡的“岳”,是太行山嶽;這裡的“河”,是黃河;這裡的“舜”,是舜帝。祈求農業豐收,向山神、河神和舜帝祈求,這是很有意思的。甲骨文作為一種文字符號,是商朝創造並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朝,人們已經把岳、河與舜並列為祭祀的偶像,可見舜帝地位的崇高,是貫穿古今的事,絕非限于一朝一代。或者只限于某一地域。

  在中國,自古及今,漫漫數千年,在文化領域堙A任諸子百家,各自爭鳴,彼此非難,互相指斥,即使是作為國教的儒家的創始人孔老夫子,也難逃非孔、斥孔與批孔之厄運;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聽到對堯帝和舜帝有不敬之辭,這難道不是最最發人深思的嗎!

  (本文係運城學院教授)

運城市臺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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