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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文化學思考
2013-01-07 13:12:27    華夏經緯網

  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將要全面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深入探索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社會發展,從2001年2003年開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的攻關。“預研究課題把考古遺存的考查範圍限制在中原中心的晉南、豫北,重點調查發掘了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遺址”[1]。

  預研究課題已告結。作為預研究課題重點調查發掘的襄汾陶寺遺址,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尤其是通過對唐堯及唐堯時期的城邑和墓葬遺址的發掘,尋獲了當時的大量文物遺存,這一切,無疑為確證古史傳說堯舜時代的真實性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學依據,不但直接印證了古文獻有關唐堯及唐堯時期社會面貌的記載,從而為深化唐堯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支撐,而且也為推動虞舜文化研究朝向縱深拓展開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學術大門。

  當前,虞舜文化研究面臨著一系列有待深入的學術課題。本文主要是就歷代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進行文化學思考。

  一、歷代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舉要

  所謂虞舜活動多地說,主要是關於虞舜族屬、早年出生居住地、作為“五帝”之一的政治活動中心以及晚年卒地、葬地等,歷代文獻有著不同的記載或說法。由此引發的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自戰國迄今持續了2000餘年。現舉其要摘引如下:

  一是戰國。《孟子.離婁下》曰:

  “舜生於馮諸,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韓非子.難一》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二是西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曰: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三是西晉。《左傳.哀公六年》杜預注:

  “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

  “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上古也。”

  四是唐代。《左傳.哀公六年》孔穎達疏:

  “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堙A俱在冀州。”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

  “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

  五是現當代。其中:

  如近人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寫道:“有虞氏的氏族原住何地,因為虞舜的傳說流傳很廣,所以現在很難決定。”但該書認為,華夏集團可分為三個亞集團。亞集團之一便是“近東方的,又有混合華夏、東夷兩集團文化,自成單位的高陽氏(帝顓頊)、有虞氏(帝舜)、商人”。並根據“有虞氏祖籍顓頊,商人禘祭舜,已經可以證明他們的氏族全是一脈相承”,“他們的文化全是一種混合而較高的文化”。就是說,帝顓頊高陽氏“屬於華夏集團,但是受東夷集團的影響很大”,繼之而起的“有虞氏及商人所居的地方全不很相遠”。由此斷言:“有虞氏的氏族本在南河之南”,“大約在今河南虞城縣境內” [2] 。

  又如,前不久舉行的“中國濮陽帝舜文化研討會”,有的學者認為“濮陽的確是虞舜的故里,他一生的主要活動都在濮陽”;也有的認為,“虞舜部落活動區域廣泛,虞舜的居所並非一地,他早年生活在濮陽,後遷山西永濟,晚年南巡,死於湖南” [3]。

  此外,從2002年到2004年連續三個年度發掘的湖南寧遠縣玉官岩遺址(數九疑山地區),被確認為是“漢代以來祭祀舜帝的祠廟遺址”,是“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的舜帝祠廟”;它是“考古學上首次發現的舜帝祠廟”,同時是“我國歷史上五帝祠廟考古上的首次發現” [4]。舜帝祠廟自然與舜的卒、葬地相關聯。《史記》有舜“泵與蒼梧,葬于九疑”之說;上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地形圖》,九疑山邊旁標出“帝舜”二字。據此學者認為,“司馬遷《史記》中的記載和馬王堆出土地圖上的繪記都是對當時實際情況的真實記載”[5]。

  綜上所述,自戰國迄今,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主要在於:

  一是其族屬。有華夏說,有東夷說,又有華夏、東夷混合說等說法。

  二是早年出生居住地。有“冀州之人”的今山西地區說,有“東夷之人”的今山東地區說,又有今河南地區的濮陽或虞城說等說法。

  三是政治活動中心。最明確的記載有“舜治蒲坂”或舜“都冀州”的今山西晉南說;又有“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的不定說。

  四是晚年卒、葬地。有“卒于鳴條”說,有“崩于蒼梧,葬于九疑”說。

  並且,有關虞舜平生所歷之地名,諸如諸馮、負夏、歷山、雷澤等等,在今山西、山東、河南各皆有其所指,甚至同一地名所指尚不止一處。

  那麼,該怎樣界說上述現象呢?怎樣界說才符合或切近歷史的真實呢?

  應當說,我國的堯舜禹時代,並不是如疑古學者斷言的純屬神話或後人偽托,但畢竟屬於古史傳說時代,也就是“在古文獻中保存有古代傳說,而在當時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記錄下來的史料,用這種史料所記述的時代” [6]。該怎樣看待古史傳說時代的歷史呢?那就是遵循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考古材料與文獻資料、古文字、古器物學與經史之學相互表堙A相互印證,由此做出相應的學術論斷。

  這裡主要談虞舜政治活動中心在何地的問題。應當說,按“二重證據法”的原則,文獻有關舜“都冀州”或“治蒲坂”的記載,肯定了虞舜政治活動中心在山西晉南是符合歷史的真實的。

  二、晉南地區是虞舜時期的政治活動中心

  所謂虞舜政治活動中心,就是如上述文獻記載的堯舜禹“同都冀州”或堯舜禹之都“俱在冀州”的“冀州”所在地;也就是堯崩,舜繼堯位,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的“中國”所在地。總之就是“五帝”之一的虞舜登帝位後,統領天下四方的政治活動中心都城所在地。就是山西晉南。

  其一,古史文獻記載了虞舜政治活動中心的地理方位在晉南地區。如《左傳.哀公六年》載孔子引《夏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7]杜預注:“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孔穎達疏:“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堙A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雲‘有此冀方’也。”

  這裡,重要地是“冀州”的界域。古文獻明確記載冀州界域的是《尚書.夏書》的《禹貢》篇,它是最早全面系統記載我國古代地理的經典,並由於是作為記載夏禹功業的寶典而被編入《尚書》。冀州便是《禹貢》所載大禹治水劃分天下為九州的第一州。夏王朝建立後,各州向中央王朝的貢賦,各隨本州河道運來,最後都“入于海”而達冀州,冀州遂成為九州的首腦州,即京師所在之州。

  關於冀州的界域,《爾雅.釋地》概括為“兩河間曰冀州”。《夏書.禹貢》孔穎達疏:“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這裡的“河”即黃河,“兩河”即“東河”、“西河”,此外還有“南河”。是說黃河之水自晉、陜、豫交界處以下環曲流向不同,由此有了不同的稱謂。古黃河中下游自北而南流經晉、陜間稱“西河”;自西而東流經晉、豫間稱“南河”;自南而東北流經冀、魯間至天津附近入海稱“東河”。“三河”之間便是冀州界域。可見,古冀州的中心在晉南,略帶豫北、冀西部分地區,東北角則伸向了渤海岸。

  據史載,冀州之得名,本源於自古晉南有個冀國。《釋名.釋州國》曰:“冀州,亦取地以為名也。”王炎《禹貢辨》曰:“晉地有冀,秦地有雍,則是冀、雍以地名州。”《左傳.僖公二年》杜預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後漢書.郡國志》亦載河東皮氏有冀亭。《水經注.汾水》曰:“汾水又過冀亭南,……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皮氏在今河津市境,即古冀國所在地。古冀國後亡于晉國成為晉地,故曰“晉地有冀”。《呂氏春秋.有始覽》更明確載:“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

  又據史載,在堯舜禹之前,古冀州曾是炎、黃、蚩尤爭戰的主戰場。《山海經.大荒北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逸周書.嘗麥》則曰:“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孔子三朝記》進而曰:“黃帝殺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肢體身首異處,而其血化為鹵,則解之鹽池。因其屍解,故名其地為‘解’。”這些記載,更把黃帝擒殺蚩尤的“冀州”或“中冀”直接同“解之鹽池”相聯繫,說是“解”地之得名本源於“屍解”蚩尤之“解”。羅泌的《路史.蚩尤傳》亦如此說。

  以上充分說明,山西晉南屬於古冀州的中心地帶。所以,文獻所載舜“都冀州”、“都蒲坂”或“冶蒲坂”,都是指山西晉南這塊地方,晉南是作為虞舜政治活動中心的都城所在地;並且,文獻所載堯舜禹“同都冀州”或“俱在冀州”說明,晉南同時是堯舜禹的政治活動中心所在地。

  於是,歷代又稱以晉南為中心的冀州為“中冀”、“冀方”或“中國”。因為,這裡屬於天下之中央的“中土”,並且是“帝王所都”之地,是堯舜禹“統天下四方”的政治活動中心所在地。

  如《山海經.大荒北經》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據此,陳逢衡《逸周書.嘗麥》補注曰:“《山海經》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故曰中冀’。”“中冀”即中央之地。

  又如,《左傳.哀公六年》載:“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孔穎達疏:“統天下四方,故雲‘有此冀方’也。”“冀方”即古代帝王統領天下四方之地。

  又如,《史記.五帝本紀》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史記正義》引劉熙語:“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中國”即帝王所都之地。

  於是,歷代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如羅泌《路史》曰:“中國總謂之冀州。”顧炎武《日知錄》卷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條則曰:“古之天子長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

  總之,上述一系列古史文獻,不僅明確地記載了虞舜政治活動中心的地理方位在號為“中國”的“冀州”,或是稱做“中冀”、“冀方”的晉南地區,而且,更進而確切地界定了“冀州”的地理方位“在河北”,“不在河南”。

  如《太平禦覽》卷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紀》雲:“按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又如,顧炎武《日知錄》卷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條亦云:“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河北”即黃河以北,亦即晉、豫間之“南河”以北,確指晉南地區。

  其二,考古發掘印證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

  主要是臨汾盆地陶寺文化的年代、地望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有力佐證。

  陶寺文化稱做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或陶寺類型文化。

  陶寺文化的年代跨度約為西元前2500∼前1900年,跨越約600年,可分早、中、晚三期。按“夏商周斷代工程”年代估定:“暫以西元前2070年為夏代始年。”[8]據考古學、歷史學界考證,陶寺文化的起始年西元前2500年約相當古史傳說唐堯時期或堯舜禹時期的起始年。這就是說,陶寺文化的年代跨度,涵蓋了唐堯、虞舜、夏禹至夏代早期這樣的歷史階段;有的學者據以做出如下推斷:“對照已知的C14年代,我們認為:陶寺早期略約早于夏代一、二百年,或相當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陶寺中、晚期已在夏代紀年範圍之內。”[9]

  陶寺文化的分佈地域。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城東北約7.5公里的崇山(今俗稱塔兒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屬於崇山周圍汾、澮流域三角洲地帶。這一帶正是《史記.晉世家》所載“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古唐國中心地帶;翼城、曲沃間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考古發掘,印證了以崇山周圍汾、澮流域三角洲為中心的古唐國的歷史演進。

  據考古調查,陶寺文化是以崇山周圍汾、澮流域三角洲為中心,廣泛分佈于汾河下游及其直流澮河流域:

  在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已發現陶寺文化遺址80余處。遺址面積多在一至數萬平方米,少數10萬平方米上下,個別達數十萬、上百萬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在塔爾山(一名崇山)周圍,汾、澮交匯地帶,即今翼城、曲沃、侯馬、新絳東部,襄汾、臨汾南部,約50*50公里範圍內,遺址最為集中,並有令人矚目的幾個特大型遺址。

  在上述範圍內,又有兩片遺址密集地。一片是塔兒山至呂梁山麓的汾河兩岸臺地;一片在塔兒山東南至絳山之間的滏河、澮河沿岸,每片各有陶寺文化遺址30處左右。重要遺址除陶寺外,偏西北的一片中還有汾城南關……;偏東南的一片中有翼城、曲沃兩縣交界處的開化遺址和方城-南石遺址……。[10]

  陶寺文化的地域發佈,直接印證了文獻所載“堯治平陽”的真實性,說明唐堯時期的政治活動中心在以崇山周圍汾、澮流域三角洲為中心的臨汾盆地;同時,陶寺文化的存在,也為進一步印證文獻所載堯舜禹“同都冀州”,其政治活動中心“俱在冀州”的真實性提供了考古學文化依據。

  並且,臨汾盆地以南的運城盆地,也有文化年代、文化面貌與陶寺文化相近的遺址分佈。這主要就是晉、陜、豫交界處河南陜縣三里橋命名的三里橋文化遺址,或稱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遺址。在山西境內主要分佈于運城盆地和中條山南麓的黃河沿岸其文化年代約當陶寺文化中晚期,文化面貌與陶寺文化有共性又有其個性,說明受到陶寺文化的影響而又表現出自身的特點。“陶斯類型與三里橋類型應是兩支地域相近,平行發展的龍山文化遺存。”[11]

  因此,根據三里橋文化在山西境內的分佈,可以說,如果臨汾盆地陶寺文化的存在直接印證了“堯治平陽”的真實性,那麼,運城盆地三里橋文化的存在,便應當是“舜治蒲坂”的考古學文化印證了。而且事實上,這也與文獻關於“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堙A俱在冀州”的記載,在地理方位上是相吻合的。

  綜上所述,誠如蘇秉琦先生對陶寺文化所做的界說:“距今四五千年間,以晉南襄汾為中心的‘陶寺’遺址為代表的一種古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史書記載,夏代以前有堯舜禹,他們的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 [12]。

  三、洪水時期的部族遷徙,可能是虞舜部族多地活動的主要歷史背景和動因

  該怎樣界說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才符合或切近歷史的真實?

  學者們這樣界說:“關於虞氏或有虞氏部落活動區域(居地),……正是由於中華先祖枝繁葉茂,代有遷徙擴張,因而造成全國許多地方都說有舜的遺跡。地方之間互爭先祖居地,恰是中華民族強大向心力的具體表現。”[13]

  應當說,在虞舜時期,虞舜或有虞氏部族是不斷遷徙移動的,全國許多地方都可能遺留下他們遷徙移動的歷史足跡。因此,“許多地方都說有舜的遺跡”,並非一概基於“地方之間互爭先祖居地”的人為動因,而是需要全面考察虞舜或有虞氏部族遷徙移動的歷史背景,進而對2000多年來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做出符合或切近歷史真實的界說。

  在這方面,可以拿唐堯時期的部族遷徙活動作參考說明。以陶寺出土的號為“王室重器”的鼉鼓,即揚子鱷皮蒙的鼓為例。揚子鱷原分佈于黃河下游魯西一帶,如魯西大汶口文化遺址即出土有揚子鱷遺骸。何以會出現于黃土高原臨汾盆地?大汶口文化約當新石器時代中期中原仰韶文化時期;陶寺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龍山文化時期。據歷史地理學者考證:“鼉鼓文化很可能早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已出現。……陶寺遺址中有鼉鼓,很可能這裡的鼉鼓文化是從黃河下游地區的人群向這裡遷移而帶來的。能將一種文化從一個地區帶到另一個地區而被保持和延續,必須有數量很多的人群,才能保持原來文化的特色。如果是數量較少的人口遷徙,原來的文化將會消失,而被遷移地區的文化所同化。”因此,“陶寺遺址鼉鼓文化的存在表明龍山文化時期,從魯西地區向臨汾地區有較大規模的移民活動。”[14]這種大規模的移民活動,便是唐堯時期唐堯或陶唐氏部族的遷徙活動了。

  那麼,唐堯或陶唐氏部族何以要從黃河下游魯西地區大規模遷往黃土高原臨汾盆地,其歷史背景或動因是什麼呢?一般來說,除了戰爭人禍,便是自然天災。據文獻記載,在唐堯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並未有大規模戰爭發生,倒是發生了滔天洪水氾濫。如《尚書.堯典》載,帝堯問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史記.五帝本紀》亦載,堯問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都是關於唐堯時期洪水氾濫成災和帝堯詢問治水之策的記載。直至夏禹治水成功,水患始得平息。

  “我國洪水發生的時期相當明確,大約不出西元前第三千年的後期”,約當距今四五千年間的堯舜時期;“洪水所指主要地是黃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洪水發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兗州”,“北方的冀州……高原錯互,全不會有洪水” [15]。這說明,堯舜時期洪水氾濫的重災區主要是黃河下游的魯西平原地帶,黃土高原的晉南山嶽地帶不可能滔天洪水氾濫。由此看來,當時氣候環境的巨變帶來滔天洪水氾濫,可能是唐堯或陶唐氏部族由黃河下游平原地帶大規模遷往黃土高原山丘地帶的主要歷史背景或動因。

  那麼,處於洪水時期的虞舜或有虞氏部族,是否也曾有過從黃河下游魯豫平原地區遷往黃土高原晉南山丘地區的大規模遷徙活動呢?應當說,歷代文獻有關虞舜或有虞氏部族在魯豫地區活動的大量記載,並非純屬無所依憑的懸空虛構;那就是說,學者們以文獻記載為依據,提出虞舜或有虞氏部族從魯西豫東遷來山西晉南的“遷徙說”,也便應當從洪水時期部族遷徙的歷史背景或動因予以界說了。

  在這方面,同樣可以拿歷代關於唐堯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參照說明。對此,翁獨健先生主編、列入國家“六五”重點課題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作出了如下概述:

  堯的主要活動地區,史書上的說法很不一致。歸納起來有四說:一說在山東西南部和河南交界處,這裡有堯城、堯溝、堯冢,他最初所居陶也在山東定陶。一說在河北唐縣、望都,所謂堯“始封于唐”或“堯為唐侯”即此處也。一說在山西太原,所謂堯“又徙晉陽”也。一說在山西臨汾及安邑地區,所謂堯又“都平陽”。

  作者認為,“如果說堯及其後人從堯時到周成王滅唐(今臨汾地區),經歷上述四地區是可以理解的;若說堯自身經歷和居住這四個地區就難置信了”。因為,“作為一個部落和部落集團首領的堯,即使他對其他部落有影響,也不可能隨便遷徙,又為什麼需要這樣遠距離的移動呢?”因此,作者“作者傾向於第一種說法,即他主要活動於山東西南部與河南交界的地區”。並且認為,“舜的主要活動地區也在河南省和山東省交界的地區” [16]。

  然而,陶寺遺址的發掘,完全證實了堯的主要活動地區在山西晉南而不是山東西南部與河南交界的地區。並且,陶寺出土的鼉鼓以及鼉鼓文化的存在,又說明唐堯或陶唐氏部族又過大規模的遠距離遷徙活動;當時的滔天洪水氾濫,很可能是他們遷徙活動的主要歷史背景或動因。

  與此同時,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和運城盆地的三里橋文化,這兩支地域分佈、文化面貌相近而平行發展的龍山文化遺存,也為舜的主要活動地區在山西晉南而不是山東西南部與河南交界的地區提供了考古學文化佐證;並且又很可能是在當時滔天洪水氾濫的歷史背景下,虞舜或有虞氏部族從洪水氾濫的黃河下游遷到了無洪水之災的黃土高原。 

  由此看來,歷代關於虞舜活動多地說的學術紛爭,主要是影響較大的山西晉南的古冀州說和山東、河南交界的古兗州說之爭,通過考察堯舜禹時期嚴重的洪水之災和由此引發的部族遷徙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或許有助於做出符合或切近歷史真實的界說。

  當然,這只是筆者的一種文化學思考。

  (作者係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註釋:

  [1]李學勤:《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光明日報》,2004年8月24日。

  [2]以上引自《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86∼87頁,111頁,142頁,並該書所錄《徐旭生先生略轉》,文物出版社,1985年。

  [3]見《舜帝文化頗具學術價值》,《光明日報》,2005年8月5日。

  [4]見黃景略:《考古學上首次發現的舜帝祠廟》,《光明日報》,2005年8月17日。

  [5]見何強:《印證“舜葬九疑”的考古發掘》,《光明日報》,2005年8月17日。

  [6]黃石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序》

  [7]《夏書.五子之歌》原文:“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8]《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第82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

  [9]高煒:《論陶寺遺址和陶寺類型龍山文化》,《華夏文明》,第5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10]高煒:《晉西南與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灣——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研討會文集》,第113頁,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

  [11]《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第52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

  [12]《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第89頁。243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13]中國先秦史學會:《專家河東論虞舜》,《光明日報》,2005年10月25日。

  [14]王守春《堯都的歷史地理研究》,2002年3月“海峽兩岸堯文化研討會”《材料彙編》(內部)。

  [15]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128∼129頁,第139∼140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第3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運城市臺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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