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心結”難解 甘當美國反華急先鋒
有消息稱,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時將在聯合聲明中寫入“台灣海峽”,以及對中國海警法“嚴重關切”等內容。與此同時,以安倍晉三為首的一些日本政客正在呼籲對華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再加上之前日美“2+2”聯合聲明中直接點名批評中國,日美防長會談甚至提及台灣問題……日方充當美國反華急先鋒的種種做法,令人擔憂中日關係的前景。

  日本首相菅義偉即將訪美,有消息稱,雙方將在聯合聲明中寫入“台灣海峽”,以及對中國海警法“嚴重關切”等內容。與此同時,以安倍晉三為首的一些日本政客正在呼籲對華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再加上之前日美“2+2”聯合聲明中直接點名批評中國,日美防長會談甚至提及台灣問題。上述種種令人擔憂中日關係的前景,日本政府若在對華關繫上陷入一時衝動,放棄互惠共贏的傳統思路,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上臺初期的菅義偉曾明確表示將繼承安倍的外交衣缽,在繼續推進日美同盟的同時,“與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周邊各國建立穩定關係”。之前的安倍政權之所以創造出最長執政歷史紀錄,原因之一就在於安倍巧妙平衡了中美關係,實現了日本利益最大化,“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等一系列外交新概念只不過是些華麗點綴。菅內閣似乎也想這麼做,在年初施政演說中,他特別強調穩定的中日關係不僅對兩國,而且對地區和國際社會也都非常重要。

    言猶在耳,日本政府如今卻試圖跟在美國後面叫板中國,這樣的自相矛盾難以相信它有一個穩定的對華政策。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3月29日,中日防務部門以視頻方式共同舉行了海空聯絡機制第3次年度會議及防務部門第5次工作層磋商,主要圍繞兩國海空安全政策、地區安全局勢、海空聯絡機制運行情況及防務交流等交換意見。

  會上,中方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無論日方如何盤算,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日方應停止一切在釣魚島問題上對中國的挑釁行為,更不要顛倒黑白對中方倒打一耙。中方還就日方近期一系列涉華消極舉動表示強烈不滿和嚴重關切,要求日方恪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對中國造謠中傷,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大局。中方強調,制定《海警法》是中國正常立法活動,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安倍宣稱日本成為“中美對立前線”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針對中美關係發表了一番吸睛的講話。據日本共同社消息,安倍晉三當日在自民黨新潟縣支部聯合會會議上演講時宣稱,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已成為“中美兩國對立的前線”。

  報道稱,當天安倍談及對華政策時宣稱,“(日本)需要抱著印度-太平洋地區已成為前線的認識和心理準備,致力於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

    共同社說,安倍還談及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

  “美國外交和安保戰略上的重要地區移到了印度-太平洋。這意味著《美日安保條約》變得真正重要了起來。”安倍在談及菅義偉即將訪美時這樣說。

    隨後,美國太平洋艦隊發佈消息稱,美國第七艦隊旗艦“藍嶺”號兩棲指揮艦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金剛級宙斯盾驅逐艦“金剛”號在東海海域開展了聯合演習。

  “藍嶺”號兩棲指揮艦艦長蒂姆·威茨說:“這次雙邊演習極好地展示了美日團結。演習提供了重要的訓練經驗,讓美日雙方人員能夠在密切合作的同時安全有效地作戰和溝通。”

  美國太平洋艦隊在消息中稱,此次演習的內容包括艦船編隊航行、通信和海上機動,目的是增強和改善雙方的合作和互操作性。此次演習的獨特之處在於“藍嶺”號上的艦載機也出動參加,該艦上的直升機與艦艇編隊協同飛行,並在演習期間降落在了日本“金剛”號驅逐艦上。

日本積極配合美國,充當馬前卒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美準備在4月9日的首腦會談聯合聲明中明確寫入“台灣海峽的穩定尤為重要”。但該媒體沒有明確說明從何處得知此消息。報道稱,若聯合聲明真的涉及台灣,將成為兩國領導人對有關“關切”的一次“罕見公開表達”,上一次日美聲明提及台灣還是在1969年,且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一份聲明中稱,台灣的安全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

  專家表示,如果日美首腦會談聯合聲明寫入臺海相關內容,意味著日本政府決意在中日關係方面突破迄今為止的界限,可能導致當代中日關係基礎的“72年體制”遭到重創。“72年體制”是指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時,兩國政府圍繞台灣、歷史、安保、領土爭端等問題的處理原則形成的共識體系,是兩國領導人對相互關係的經驗、教訓以及兩國的利益進行綜合考慮之後達到的結合點。

  除菅義偉外,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也有可能于4月下旬赴美參加日美韓三國外長會議。據日本NHK電視臺網站報道,如果茂木4月下旬訪美得以實現,將是拜登政府成立以來首次舉行日美韓外長會議。報道分析認為,應對中國將成為日美韓外長會談的主要議題,但三國是否會就對華問題表現一致仍有待觀察,因為南韓將改善對朝關係作為最優先議題,所以不希望過度刺激中國,並展現出謹慎姿態。而日本如果繼續與美國步調一致,有可能面臨日中經濟關係惡化的風險。若美國進一步要求強硬對華,日本或將被迫作出艱難抉擇。

  日本近來一直大肆渲染“海警法”議題。據NHK電視臺網站報道,在最近幾天日本與印度尼西亞舉行“2+2”會談時,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均與印尼官員談及中國的海警法,甚至菅義偉在會見印尼防長外長時也談及有關話題。NHK電視臺分析認為,在南海問題上,印尼與中國之間存在對立,日本有意從安保層面拉攏印尼共同應對中國。

攻擊中國海警法,混淆視聽

    自中國《海警法》2月1日施行以來,日美的反應不僅強烈,而且顯得很突兀。尤其是日本作為批評“急先鋒”,利用雙邊或多邊場合近十次表示對《海警法》“嚴重擔憂”。但事實上,那是日美在故意混淆視聽。

  日美對我《海警法》的批評主要包括管轄海域的範圍模糊、允許海警使用武器、允許對外國船舶採取強制措施、海警的“準軍隊組織”屬性等。但無論從國際法還是日美等國的同類法律及海上執法實踐看,這些批評都屬於反應過度,甚至搞雙重標準。

  規定“管轄海域”範圍與《海警法》的立法宗旨無關,日本等多國的同類法律也未明確規定具體執法範圍,越南、菲律賓的《海警法》只是用“管轄海域”加以概括。美國海岸警衛隊的執法海域更為寬泛,按《海岸警衛隊法》的規定包括“公海或美國有司法權的海域及其上空”。實際上,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8月曾出臺司法解釋,明確了管轄海域的範圍。日本防衛省近日還在官方網站提及此事,說明日方對此心知肚明。

  在海上執法中必要時使用武器,是國際通行做法。日本海上保安廳除依據《警察官職務執行法》可以和普通警察同樣使用武器外,2001年又修改《海上保安廳法》,規定當船舶拒絕停船檢查命令並抵抗、欲逃跑時,海上保安廳官員如果認為沒有其他手段阻止其前進,也可以有條件使用武器。

    至於有外國媒體渲染中國《海警法》授權不經警告就對外國軍艦和政府船舶使用武器,更是曲解。該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對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做了規定,如非法運載武器彈藥、攻擊執法船舶或航空器等。根據第四十九條規定,直接使用武器只限于“來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後可能導致更為嚴重後果”時,從實踐上說這是合理的,而且與《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相一致。

  關於強制措施,《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三十條規定,沿海國可以要求不遵守本國法律和規章要求的外國軍艦離開領海。日本《海上保安廳法》第十八條規定,當海上保安官認定海上犯罪可能正在進行、損壞建築物等緊急事態時,可以命令船隻停船、變更航線、駛向指定場所等。美國《海岸警衛隊法》則規定,可以對“任何船舶”使用武力強制執法。

  海上執法力量被納入軍隊編制,並在戰時擔負軍事任務,在國際上也屬常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本就由軍隊負責海上執法。美國海岸警衛隊就是武裝力量之一,被稱為陸海空軍、海軍陸戰隊之後的“第五軍種”,平時由國土安全部管理,戰時作為海軍的一部分行動,其前身“海上緝私隊”曾直接參加一戰、二戰。日本雖在法律上明確海上保安廳屬警察性質,但同時規定在防衛行動和安保行動時可根據首相授權由防衛相控制,只不過仍由海上保安廳長官具體指揮。

日本炒作釣魚島問題是作繭自縛

 

    日美指責中國《海警法》的實施會加劇東海局勢緊張,但事實是2020年以來日方不顧中方警告,屢次放縱右翼分子以捕魚為名前往中國釣魚島海域活動,成為局勢緊張的重要根源。

  日本右翼媒體的版面上經常出現“中國公務船在釣魚島周邊連續存在XX天”的報道;中方在釣魚島領海內的正常巡航也被日媒污衊為“追擊日本漁船”。同時,日本政府一再要求美方確認釣魚島屬於《美日安保條約》覆蓋範圍,並對中方的正常巡航無端指責。

    中國《海警法》生效前後,日方炒作達到一個高潮。該法本身與釣魚島問題並無直接關聯,卻被日本對號入座,日本政界、輿論界、學界的右翼勢力甚至掀起聲勢浩大的“批判”統一行動。在國際層面,日本政府談及中國幾乎言必稱釣魚島,近期則言必稱中國《海警法》。在3月16日美日“2+2會談”中,雙方也提及釣魚島與《海警法》,並在之後高調宣稱要在年內在釣魚島舉行大型聯合軍演。

  菅義偉目前的政治掌控力與安倍末期相似,各種聲音不僅沒有停歇,反有愈演愈烈之勢。日本防衛省、海上保安廳等屢屢對外放話渲染“釣魚島危機”,尋求提升發言權與預算。拜登上臺後,菅義偉政府認為美國新政府將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同時也會繼承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重視盟友、聯合對華的路線。此時炒作釣魚島問題,有助於提升釣魚島問題在日美關係中的地位,讓拜登政府更加明確美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

  日本以釣魚島問題為抓手,試圖構建聯合製華的網路。日本深知僅靠一己之力無法對抗逐漸強大起來的中國。因此在國際社會,日本近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強調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國際治理上強調“法律支配”,安全問題上則強調中國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上“尋求單方面改變現狀”。目的是在國際社會尋找所謂“價值觀一致”或“戰略利益一致”的友軍聯合對華。

    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極力拉美國“助陣”,表面上是讓日本在此問題上的底氣有所加強,實際卻是讓日本被更緊地綁上美國的戰車,以後不得不更聽美國的話。日本一些人已經在擔心,未來拜登政府或許會讓日本做更多日本不願做的事。同時,即使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再怎麼承諾,美國也不會因為日本的態度而決定其對華路線。美國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當中美關係緩和時,在釣魚島問題上態度過分強硬的日本就有可能陷入被動。這並非沒有先例。

  日本希望以釣魚島問題為抓手和工具構建遏華網路,很可能陷入雞飛蛋打的尷尬境地。日本這麼做是想將其他國家作為其遏華的棋子,但它這樣實屬不自量力。它極力拉攏的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對華各有心思,不可能為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火中取栗,東南亞國家更不會因釣魚島問題而與中國為敵。而日本這麼做,卻是付出了與中國關係難以順利發展的代價。

  釣魚島問題之所以屢屢成為阻礙中日關係的絆腳石,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日本遲遲找不到與中國“正常相處”之道。而之所以如此,從心理上說又是日本“以己度人”的慣性思維所致。日本這個曾經的殖民者深信“國強必霸”,武斷地認為中國崛起必然會走它走過的道路。同時也因為這種思維,日本不信“雙贏”而信零和。

日本對華“心結”難解

  日本自20世紀末起一直將應對中國崛起作為其外交、安全首要課題,但這些年來日本對華戰略方面明顯在躊躇、搖擺,突出表現就是對中日關係的政治引領不強,對經濟合作猶豫不決,通過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等在戰略上加大對中國的牽制、抗衡和威懾。論其原因,對華心理的影響甚大。

  一是心理失衡。儘管從幅員、人口、資源等看中國總體國力超越日本屬於正常,但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的對華優越感已達百餘年,常年居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地位,而且GDP被中國趕超的速度過快,心理上的不平衡未能馬上消解,難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崛起。

  二是戰略焦慮。日本曾在經濟上遙遙領先於亞洲其他國家,自認為是亞洲在國際舞臺上的“當然代表”,在全球秩序方面還雄心勃勃地提出過建立“美日歐三極體制”。但隨著中國發展和影響力擴大,日本不僅感到在全球和地區的地位受到威脅,進而擔心中國取代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使自己在戰略上陷入被動。

  三是安全擔憂。歷史糾葛與現實競爭相加,使中日間安全信任嚴重不足。日本對中國國力、軍力提升日益感到不安,擔心會對其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和不利。因此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可謂長盛不衰。

  以上三種心理相互交織,給日本的中國觀和對華戰略帶來直接影響。其中,前兩種心理不僅是潛在的,還有難以言說的部分,因此“中國威脅”就成為日本經常被公開提及的目標話題。

  不難發現,“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比在其他國家強烈得多。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每年中國召開兩會時,日本官方和各大媒體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國的國防預算上,儘管當時中國的軍費開支還遠不及日本。近年來日本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威脅的“擔憂”遠比中國其他鄰國明顯、強烈。

  日本表現出來的對華安全擔憂實際上有“虛”“實”之分。“虛”的部分是通過渲染中國威脅在國內製造輿論,推進包括修憲、加強軍力在內的政治日程;同時在國際上製造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擴張霸權的印象,以獲取外交好處。“實”的部分自然是安全上對中國的真實擔心。這主要源自對中國軍事力量增長的評估,其中恐怕也有難以言說的內容,即一些日本人由於歷史原因而擔心中國強大後會向日本“復仇”。這種心理無形中使日本不僅擔心中國變得更為強大,而且也使它在發展中日關係時顯得更加矛盾和躊躇不前:既想搭中國發展快車、獲取合作紅利,又想保持距離,甚至一些保守政客和右翼希望日本幫助美國遏制中國、破壞中國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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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日本人擔心“復仇”的心理不僅有點多餘,也顯示了其心胸的狹窄。眾所週知,新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多次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應該由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承擔,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戰爭受害者,並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目的就是發展世代友好的兩國關係。20世紀80年代後歷史問題不時影響中日關係發展,但幾乎都是起因于日本官員或政治家否認侵略歷史等言行刺激中國人民感情,並非中方主動提及。

  日本與其擔心別國“報復”而難以釋懷,甚至因此錯過合作機遇,不如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努力增進與受害國民眾的溝通,與鄰國增進合作、擴大共同利益,拉近心理距離、實現共同發展。而如果日本將重點放在對華抗衡、遏制上,必然會給中日關係、地區穩定帶來災難性後果。

 

    來源:環球網、國防部網站、央視新聞客戶端等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