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張治中、赫爾利在延安機場合影 
毛澤東8月24日給蔣介石的第三次復電 
毛主席赴重慶談判，離開延安時在機艙門口揮手致意 “彌天大勇”。1945年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時，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曾經如此讚嘆。 重慶談判發生在國家前途命運的緊要關頭。經過8年浴血奮戰，英勇的中國軍民終於打敗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接下來，建設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的國家，是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就在這時，蔣介石三電毛澤東，邀他前往重慶談判。 然而，國民黨其實並無誠意，而蔣介石的刻薄寡義早有明證。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的遭遇便是前車之鑒。但毛澤東還是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用行動昭告世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誠謀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了中國人民利益和願望的。 43天的談判，未能達成人們想要的和平，卻成為中國轉折的契機。 “毛澤東先生來了！”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霧的重慶卻是個大晴天。 剛過中午，《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石西民坐著吉普車，風風火火地來到《大公報》記者王淮冰家。石西民告訴王淮冰：“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下午要到重慶了。”約他一起去採訪。 得知這個消息，王淮冰喜出望外。這幾天，他與重慶新聞界的朋友們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毛澤東會不會冒險來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正反兩方，各執一詞，似乎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沒想到，議論正酣，毛澤東已經率團飛到重慶了！ 王淮冰坐上石西民的吉普車，一路向機場飛奔，沿途又接了《大公報》記者彭子岡和《新民報》記者浦熙修，最後當郭沫若、于立群夫婦上車時，一輛小小的吉普車已擠滿了人。 “僵持八年，令全國非常焦急關注的國共團結問題，已因中共領袖毛澤東氏飛臨陪都而開朗。”王淮冰後來回憶，他這句新聞導語，就是在這輛悶熱擁擠的吉普車中構思出來的。 當王淮冰等人走進候機室時，發現各黨派人士早已守候多時了。民主同盟的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等幾位老先生，不時伸著脖子向遠處張望，急切之情溢於言表。相比之下，前來迎接貴賓的國民黨官員周至柔、邵力子等人，卻顯得有些心不在焉。 下午3時36分，經過3個多小時的飛行，476650號軍用飛機安然著陸。第一個走出機艙就是毛澤東。他頭戴灰色拿破侖帽，身著藍布中山裝，還特意穿了一雙新鞋子。緊隨其後的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 為了捕捉這個難得的歷史鏡頭，一群外國記者蜂擁而上，照相機的咔咔聲不絕於耳，鎂光燈閃成一片。親自把毛澤東接到重慶的赫爾利看到這番情景，非常滿意，悄悄地在毛澤東耳邊說：“簡直像在好萊塢。” 記者們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提問，有的遞名片，有的搶著握手。一幹民主人士卻被擋在外面。年老、個兒小的沈鈞儒，在人群外急得直跺腳，一邊擠一邊喊：“我是沈鈞儒，我是沈鈞儒！” 雖然接機場面非常熱鬧，但王淮冰發現，到場的多是外國記者，僅有的幾個重慶本地記者還是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約來的。原來，為了減小毛澤東到渝的影響力，國民黨對重慶本地的報紙封鎖了消息。 時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編輯的王掄楦回憶，毛澤東到達重慶那天，《中央日報》編輯部異常緊張。蔣介石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布雷親下指示：不發社論，不寫專訪，新聞一律採用中央通訊社的通稿。有關談判的報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總之一句話，不要替共產黨製造聲勢。 儘管如此，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消息還是像驚雷般在重慶上空炸開了。毛澤東到渝第二天，《大公報》發表了名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論。 《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興奮地寫道： 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于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的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重慶談判”會像《大公報》期望的那樣有一個“大團圓”結局嗎？也許，坐在談判桌邊的蔣介石，從一開始就不這麼樂觀；也許，他根本沒想到毛澤東會單刀赴會。 三封電報 毛澤東之所以來重慶談判，皆因蔣介石那三封言辭懇切的電報。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當天，蔣介石給身在延安的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邀請他來重慶“共商大計”：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秦立海告訴記者，蔣介石選擇這個時候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大有深意。 德國投降後，美蘇為爭奪歐洲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為了集中力量確保在歐洲的利益，美蘇雙方都希望能在亞洲保持某種平衡。看似對立的兩大集團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 美國方面當然一如既往地支援國民黨，蘇聯的態度卻相當微妙。按理說它應該支援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可這一次，它卻把天平傾向了當時實力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一方。 但要獲得蘇方的支援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擺在了蔣介石的面前。這份條約雖名為“友好”，內容卻絲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條約”不但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還要求中蘇共管長春鐵路30年，旅順作為海軍基地共用30年，大連為自由港。作為交換，蘇聯政府承諾一切援助都將給予中國國民政府，而不給中國共產黨。 為了獲取蘇聯的支援，蔣介石最終還是簽下了這份條約。就在《中蘇友好聯盟條約》簽訂的同一天，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澤東發出了第一封電報。 毛澤東收到電報後，對赴渝談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蔣介石先答覆朱德總司令的電報。 1945年8月10日，當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時，蔣介石毫無心理準備——雖然德國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軍在太平洋上與日軍的逐島爭奪也節節勝利，但中國的大半壁江山還在日軍手中，蔣介石估計中日之戰怎麼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結束。 突如其來的勝利，使蔣介石措手不及。彼時，最讓他心焦的就是日軍受降問題。當時在華日軍還有100多萬。誰接收了軍隊，就等於接收了100萬人的武器給養。 當時，蔣介石的軍隊都在中國西南一隅，而共產黨的人馬卻散落在華北、西北、華南的敵後解放區。就算美國調派飛機和軍艦幫著國民黨往原日軍佔領地區運兵，蔣介石也無法搶在共產黨前面接受日軍投降。 於是，心急火燎的蔣介石11日一早就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出了讓十八集團軍“原地駐防待命”，不許收繳日軍槍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他不許第十八集團軍收繳日軍武器、接受日軍投降的錯誤命令，並提出了“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的建議。 毛澤東要求蔣介石先答覆受降問題再談別的，可蔣介石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深夜在日記中輕蔑地寫下：“朱之抗命，毛之復電，只有以妄人視之。”隨後，他又反復推敲詞句，寫下了第二封電報。 這回，蔣介石把不讓共產黨受降的問題推給了盟軍，聲稱盟軍總部有統一規定和受降程式，中國戰區不便於擅自更改。而後再一次要毛澤東前往重慶談判，並寫道：“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 毛澤東繼而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抗戰中，周恩來長駐重慶，多次和蔣介石折衝週旋，由他作為談判代表，其實是最適合不過，可這回蔣介石似乎是鐵了心要請毛澤東出山，8月23日，第三封電報又來了，執意要毛澤東與周恩來同往，甚至連飛機都預備好了。
責任編輯：趙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