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大陸民眾對幾十年前國共內戰時的歷史都很熟悉，但是在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潛伏在台灣的共產黨組織如何開展工作，並如何被殘酷鎮壓的歷史，所知不多。近日在臺採訪期間，“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先生與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遺屬陳政子女士、周志光先生帶《環球時報》記者趕赴白色恐怖初期台灣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的遺址，了解這個當年“臺共武裝基地”從建立到被毀的歷史。 打遊擊的上佳之地 在驅車前往的路上，李坤龍向記者介紹說，鹿窟村位於新北市（原台北縣）石碇鄉，“鹿窟事件”是白色恐怖初期（上世紀50年代）台灣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這個村因此被“清鄉滅村”。當年國民黨當局懷疑鹿窟山區有中國共產黨遊擊隊活動並建立武裝基地。1952年12月29日淩晨，對石碇鄉進行戒嚴，並大肆抓人。據統計，共有400多名農民與礦工被捕，他們被指控為“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後被判死刑者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 車子駛入山區，坐在前排的周志光回頭向記者描述鹿窟村的狀況。他說，當年選擇這裡做武裝基地，是因為這裡地勢險要、交通便利，東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西邊可以威脅台北市區，進可攻，退可守，是建立武裝基地的最佳地點。 順著山路前行，大約十幾分鐘後，遠遠就看到在道路叉口右側山坡上矗立著的“鹿窟事件紀念碑”。這座由台北縣政府2000年12月29日建立的紀念碑佔地不大，紀念碑主體是由一凹陷曲折、細長扭曲的白色不銹鋼板建鑄而成，淩空橫越平臺上空，人從底下走過，依稀感受一股沉重的壓力。紀念碑的設計說明解釋這樣的設計是因為“象徵著舊事件本身的橫遭扭曲，隱隱透露當年屈打成招，含冤莫白”。陳政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的父親和哥哥在這次事件中被判處死刑。她當年只有11歲，也被軍警嚴刑拷打。在此後數十年間，“鹿窟事件”被視為“叛亂案”，受難者身敗名裂，其家屬也生活在恐懼與屈辱的陰影下，直到後來法院的平反及賠償才使受難者獲得撫慰。 參觀完紀念碑，記者沿著山路繼續盤旋而上來到陳政子家當年的老房子。由於年久失修，這裡只剩下斷壁殘垣。站在自家老房子前，陳政子向《環球時報》記者說，父親名叫陳啟旺，是這裡的村長，為人豪爽，哥哥陳田其一直在山上務農。這裡貧困落後，大部分村民都是文盲。當年，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台灣，準備在台灣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區和遊擊區的共產黨組織派人來到鹿窟村，向村民宣傳解放後沒有貧富之分等政策，並且說解放軍會在1950年左右解放台灣，父親和哥哥與其他村民逐漸認同這些觀點並被吸收加入組織。 陳政子告訴記者，組織會定期開會，討論時事，學習共產黨理論。為保密起見，他們之間交流是用國語，因為這裡的村民只會閩南話。聽其他受難者講，組織裏有五星紅旗，還見過有人宣誓。但也有部分受難者說，當年的五星紅旗是畫的，而且軍警搜出紅旗後，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 李坤龍告訴記者，有台灣介紹“鹿窟事件”的書籍顯示，組織的名稱叫“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並且配備手槍和自製手榴彈。到了1950年，“保衛隊”人數已增加到300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村莊，多納入了他們的控制範圍。“保衛隊”經費時常短缺，隊員們除捐出自己的財物，不時還有人下山向同志及群眾募款。周志光的父親當時曾向組織捐款3000元，也因此被當局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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