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李劼人全家照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誕辰125週年。長期以來，囿于“魯郭茅，巴老曹，艾李趙”的定見，致人們忽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近年來李劼人代表作“大河三部曲”推出新版，但，各方反響之冷清，令人唏噓。這位“中國的左拉”是一位被忽略的文學巨匠。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如果說《阿Q正傳》、《邊城》、《金鎖記》、《生死場》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話，那麼，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應當是最精緻、最完美的長篇了。”(劉再復評)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曾有三位藝術個性突出、刻意與時代保持距離的小說家，分別是沈從文、張愛玲和李劼人，他們被認為是有望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選。 沈從文後期不再寫小說，1988年瑞典文學院有意將諾獎授予沈，但這年5月10日，沈老溘然長逝。張愛玲則因個性原因，未能把握好與胡適的關係，致使她長期徘徊在美國嚴肅寫作圈外，到她被“發現”時，也已撒手塵寰。 如今，沈從文、張愛玲的作品持續熱賣，相關研究著作亦頗風靡，而堪與二人鼎足的李劼人，卻依然不為讀者熟知。 以李劼人先生的代表作“大河三部曲”（即《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為例，譯林出版社近年來推出了新版，該版以未修改本為底本，復歸了這套現代文學史中里程碑式巨著的原貌，堪稱是對李先生的最好的致敬。 但，各方反響之冷清，令人唏噓。 長期以來，囿于“魯郭茅，巴老曹，艾李趙”的定見，致人們忽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忽略了它多元的發展脈絡。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真正偉大的作品是不會死去的，它只會暫時沉默，命中註定，它將因後來者的慧眼，而一次次復活。 幽默、細膩、深刻、生動、準確、老辣……“大河三部曲”讓人驚嘆的是：近80年前，中國小說曾達到過如此高度，它與世界水準竟這樣接近。 郭沫若曾經說過：古人稱頌杜甫的詩為“詩史”，我是想稱頌劼人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史”……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嘆“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我覺得這問題似乎可以消解了，似乎可以說，偉大的作品，中國已經是有了的。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誕辰125週年，值此機會，咱們深入聊聊這位“中國的左拉”（語出郭沫若）的生平與創作。 親眼見證大家族的衰落 李劼人祖籍湖北黃陂，1891年生於四川華陽（今屬成都），因陰曆生日為五月十四日，剛過端午，故小名“端端”，又因黑瘦，被戲稱為“猴子”。據李家“正大傳家遠，詩書繼世長”排輩，其學名為李家祥。14歲時，自改為李劼人。 劼，有奮進、勤勉、謹慎之意，可見李劼人對自我的期許。 李劼人的父親李傳芳是醫生兼塾師，靠兜售祖傳“硃砂保赤丸”謀生，後變賣家產，捐了個“典史指分”的小官。典史屬“未入流”（比九品還低），輔佐縣令，而指分是捐錢後，吏部指定分發到某地候補任職，簡稱為“指分”。 李傳芳被“指分”到江西南昌，在這裡，李劼人的母親突發重病，3個月後右腿殘廢，從此不能行走。據李劼人自己說：“我在南昌的一年，家庭異常窮困，連我的衣服都幾次進入當鋪。要不是後來開了課吏館，父親每月考上優等得獎，我們幾乎餓飯。” 李父後調到江西撫州任官，李劼人14歲時，被父親送去當排字工，三個月後，父親病逝，當時家中僅剩2元錢。幸撫州知府與李家同鄉，幫助了安葬。李劼人與母親搭運米船回川，中途船觸礁，全部行李和父親的藏書均告遺失。 在老家，李劼人將父親終生積蓄下的500兩銀子放到商鋪生息，每月可收五六兩，此外李劼人祖母繼續製作、銷售“硃砂保赤丸”，亦能月入七八元。 李家三代單傳，沒有旁親，但李劼人母親楊家卻是大族，李劼人有舅父輩20人，姨母輩30人，楊家大宅佔了半條街。同治元年最盛時，楊家舉喪，儀仗隊竟雇了180人。但到李劼人舅父們時，楊家已衰落，李劼人曾說“曾見過外家的小康之世，一直親眼見其衰落，若能得曹雪芹什一之才，將其詳細寫出，真可算是一部社會組織和社會經濟的變化小史了”。 16歲後，在親戚每月50元的資助下，李劼人讀完中學，同學中有郭沫若、蒙文通等。在中學時，李劼人曾參與“保路運動”，此為辛亥革命前奏。1912年，21歲的李劼人中學畢業，因資助他的親戚逝去，李劼人無力再上大學。 在官場深受刺激 1913年末，李劼人的一個舅父任瀘縣縣知事，聘李為第三科科長，辦理統計及文牘。1915年，李的舅父轉任雅安縣，李劼人亦同往，這年8月，李的舅父辭職。 22個月的官場生涯，李劼人深受刺激，他自述：“我知道的官場情況，比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還多。”“覺得自民國二年以後，雖然算是革了命，而除了許多名詞換過外，其實，凡支配我們的典章制度，依然是前朝前代的東西。” 回到成都後不久，李劼人被聘為《四川群報》主筆，月薪僅10元。在此期間，李劼人寫了許多雜文、評論，還以“老懶”為筆名寫了百餘篇小說，其中40多篇歸成《盜志》。《盜志》模倣了《官場現形記》，諷刺犀利，但情節過於直白，藏鋒不夠。《盜志》之後，又有《做人難》、《續做人難》，刻畫了一無廉恥的小官吏內熱翁，他自誇道：“我這人真忒聰明瞭！常人只說得腳踏兩隻船，我倒踏了二十隻還不止咧！” 這些小說在藝術上雖欠成熟，卻因敢於揭露現實弊端，廣受好評。《四川群報》後被封，不久改出《川報》，繼續聘用李劼人，月薪仍為10元，在李的同事中，有後來著名的實業家盧作孚。 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特邀李劼人參加，並允許李劼人在成都建了分會。不久，李劼人的中學同學、已留學法國的周太玄、李璜來信說，他們在巴黎辦了個通訊社，業務很好，但人手不夠，要李劼人去幫忙。 李劼人將存入商號的銀子抽出200兩，加上親朋贈款，勉強湊夠旅費。赴法前7天，李劼人與妻子楊叔捃（音如俊）結婚。楊叔捃也是楊家人，係李劼人母親的堂侄女，比李小8歲，二人同在楊家大院長大，據楊叔捃說：“我們當然不敢當面說，不過互相之間是早就認識了解的。” 靠廚藝招來徐悲鴻 到了巴黎，李劼人才發現，通訊社早已倒閉，只好靠給國內報刊翻譯、寫稿維生。 為了省錢，周太玄、李璜和李劼人搭夥做飯，李璜後來寫到：“其寡母能做一手川菜，有名于其族戚中。故劼人觀摩有素，從選料、持刀、調味以及下鍋用鏟的分寸與掌握火候，均操練甚熟。” 李璜法語較好，負責採買，當時巴黎人不吃辣椒，都是從西班牙進口，用來裝飾電燈，李璜一次要買一二斤，小販大驚：你家為何安這麼多電燈？一次李劼人要李璜去買花生，可當時法國並無此物，李璜又不知它的法語名稱，只好畫圖，一直跑到郊外吉普賽人營地才買到。 李劼人廚藝精湛，以至於徐悲鴻來巴黎時，聽說李劼人掌勺，寧可不去盧浮宮臨畫，也要來參加餐會。 在法國，李劼人翻譯了莫泊桑、都德、福樓拜等人的小說，他尤其喜歡《包法利夫人》，前後三次將其譯成中文，在自己後來創作的《死水微瀾》中，多處明顯借鑒了這部名著。 1921年10月，因國內匯去的稿酬、版稅遲遲未到，李劼人與周太玄夫婦、李碧蕓在蒙特利埃市只好停炊，他們買了一些長條法國麵包，按天切成若干片，餓時用自來水泡食，如此堅持了兩三個月，雖度日如年，卻沒有拖欠房租與水電費，怕給國人丟臉。 1924年2月，法國遠東輪船公司為學生提供半價票，趁此機會，李劼人結束了4年零10個月的留法生涯。 職場突圍總受挫 回國後，正值楊森督理四川，廣招留學生，黎純一、喻正衡是李劼人留法同學，已入楊幕， 拉李劼人一起效力，但李劼人推說“閉門讀書，不問外事”，黎、喻又以楊森名義下柬邀請李劼人，李依然不到。 不久，李劼人入職《川報》。恰好黎純一在另一家報紙上替喻正衡刊登徵婚廣告，有好事者促狹，編了一個女士的徵婚廣告，在《川報》上刊登，以諷刺二人。 《川報》廣告人員也沒仔細看，這則廣告上的門牌號是假的，刊登者化名“呂純意”，實為諧音黎純一，廣告內容極刻薄。 黎、喻見後大怒，向楊森告狀，楊下令逮人，李劼人在憲兵司令部被關了8天，經友人營救出獄，敕令從此不得辦報。無可奈何，李劼人只好轉投成都大學，當時校長是張瀾，頗受軍閥排擠，李劼人也因此受累。 在大學當教授期間，李劼人還與別人一起投資辦了嘉樂紙廠，可不僅沒賺錢，還把多年積蓄賠了進去，並背上幾千元債務。1930年暑假，張瀾被排擠出校，為表示不滿，李劼人此前已辭職，辦了一家小餐館，叫“小雅”。 “小雅”由李劼人的夫人掌勺，但做法都是李劼人親授，每週要換6樣菜。李劼人從不用茴香、八角，說太俗氣，顯不出家常燒的功夫來，此外他炒菜不打明油、不用味精，以去“館味”。他煙熏排骨，專用花生殼柏樹枝，因花生殼有獨特香味。 因“教授開餐館”名噪一時，一個連長以為李劼人發了大財，派人綁了李的3歲兒子做“肉票”，李借了1000元錢才將兒子贖回，這筆債務幾年後才還清，餐館維持不下去，李劼人只好去中學教書，一週上38小時，因此得了胃病。 1933年，盧作孚拉李劼人到自己公司工作，李在民生機器修理廠當了廠長，但和其他股東發生糾紛，1935年5月，李劼人堅決辭職。 比曾樸走得更遠 結束10年職場浮沉，李劼人下決心回歸小說創作，1935年7月，他完成了《死水微瀾》，該書得到300多元版稅，足夠維持四個月。緊接著，他又寫出了《暴風雨前》和《大波》，即“大河三部曲”。 “大河三部曲”以成都和天回鎮為中心，展現了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的巨變。李劼人原本就是講故事的高手，經赴法學習和多年翻譯外國小說的訓練，“大河三部曲”如脫胎換骨。 李劼人擅白描，技法老練酣暢，且將四川方言融入其中，特別生動。在人物刻畫上，則採取法國小說的技巧，如《死水微瀾》中的鄧幺姑、羅歪嘴，令人讀後難忘，郭沫若曾稱讚說：“憑藉著各種的典型人物，把過去了的時代，活鮮鮮地形象化了出來。真真是可以令人羨慕的筆！” 在“大河三部曲”中，李劼人書寫了大量的“非英雄”，且注重風俗史，學者楊聯芬指出，這本是曾樸開創的中國現代歷史小說模式，而李劼人將這種探索最終完成。曾樸只做到了將歷史記錄還原為精神史和生活史，而李劼人則更進一步，將其變成真正的小說。 李劼人善諷，比如寫羅歪嘴貪慕蔡大嫂，進了房間，看見“她的那只御用的紅漆洗臉木盆，正放在架子床側面的一張圓凳上”。“御用”二字堪稱傳神。 此外像“逗得那壞東西連屁股上都是笑”“便拜給魏三爺做了他第十七名乾女，而規規矩矩受了乾爹的接濟供養了”“這個初出茅廬的鄉壩佬，何事不可為，挑蔥賣蒜，大小也是職業，卻偏偏要來做官”，皆暗含機鋒。 《大波》中楚用追求黃太太，向她表白，“楚用尚沒有完全平靜下來，黃太太臉頰上的酒窩業已露出……光這一點，這小夥子就非輸不可”。 李劼人對人性有透徹的了解，所以能在不動聲色中，揭示出生活的荒誕，人人都在演戲，卻都自稱是理想主義，當泡沫越吹越大、看客們被唬得目瞪口呆時，李劼人卻躲在角落中偷偷壞笑。 在“大河三部曲”中，越到後來，李劼人的氣魄越大，如《大波》中寫了400多個人物，力圖全景式呈現時代風貌，但過於求全，反而不如《死水微瀾》那般細膩感人。 當上了成都市副市長 1935年秋末，李劼人的紙廠起死回生，樂山一位商人看好紙業前景，注資並接辦了紙廠，李劼人被任命為董事長。 抗戰爆發後，紙廠局面艱難，李劼人幾次想辭職，回歸創作，均未成功。後與中共領導的“文化界救亡協會”合作，捐紙支援其會刊《筆陣》出版，還特設“文化事業補助費”，救助貧病作家。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郊區買下2畝多地，翌年建成土墻草頂房子，自題為“菱窠”，這裡掩護過許多地下黨員，馬識途（作家，電影《讓子彈飛》的小說作者）被通緝時，就住在“菱窠”。 1943年4月，李劼人與紙廠股東們發生爭執，辭去總經理一職，但仍任董事長，此後李劼人翻譯了幾本書，還寫了《天魔舞》（未完成，寫了25萬字），抗戰勝利後，紙廠面臨更大困難，到1949年時，已發不出工資，停業數月，為了排憂，李劼人寫了《說成都》。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李劼人廠中積壓的紙被《川西日報》一口氣買光，工廠立刻復活。 成都解放後首度各界人士座談會，李劼人便被請去，馬識途將他介紹給賀龍等，“大家都知道這是中國的一個著名的作家，在那個座談會上他也作了發言，後來各方面活動他都參加”。 1950年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李劼人被提名為第一屆市政府的副主席，李劼人沒有同意，稱紙廠的事太多，心無旁騖，但統戰部的人對他說，為“七十萬人做事貢獻更大”（當時成都市人口為七十萬）。7月市政府改選，李劼人被提名為副市長。據李劼人自己說，“名單發表了，思想上未作準備；但既發表了，不能再推辭”。 副市長的位子不好坐 對於當市長，李劼人的女兒李眉曾問他，為何剛開始不願幹，後來又接受了？李劼人說：“這有什麼奇怪？我是發過誓不做官的。再說，我歲數也大了，時間不多，想集中精力寫點像樣的東西，以了心願。……共產黨的朋友，我認識不少，都是好人。我們這個國家，國民黨搞不好，看來只有共產黨來。我參加工作，時間是花費一些，但是我相信，我要寫作，共產黨是會支援的。” 然而，學者雷兵研究發現，李劼人就職後，分管民政局、文教局、衛生局和建設局，他一度非常投入，只要身在成都，每次會議都出席，併發表意見。 但，李劼人很快與上級發生衝突，他主張城市道路要修得“壯闊”才“足以表現新社會人民的雄偉胸襟”，規劃主幹道14米寬，但省委主要領導批評這是“好大喜功”，只準修7米寬，李劼人和馬識途未予理睬，結果受到批評。 在一次會議上，李劼人抱怨說自己仿佛“走入真空地帶。下面的幹部不向我談工作，也不和我接觸，開會才叫我去，要我主持會議也是臨時告訴，事前沒有交待會議的要求、目的……開會就叫我來，來了就照念。有些市民給我寫信反映情況，交下去辦就如泥牛入海，辦或未辦，從不向我彙報”。 三件事讓李劼人頗為不滿： 一是1950年8月，“幾個公安戰士不向我說就在寢室裏搜查非法武器……後來街道上組織委員會我沒去，戶籍警就點我李劼人的名，帶話給我。我向李市長請假到沙河堡去，戶籍警也對我責難，還說我仗的啥子勢？我感到作個副市長連行動自由都沒有”。 二是李劼人喜穿長袍，一次坐人力車去上班，警衛不認識他，讓他下車後步行進入，而別的領導坐汽車呼嘯而入，李劼人氣得掉頭就走，幾天沒去上班。 三是“菱窠”後新設成都電信機務學校，每早6點便喇叭轟鳴，學校食堂的污水流到李劼人家門口，臭氣四溢，李劼人幾次提意見，校方回答道：“你寫封公文，找我們校長好了。”身為副市長，李劼人竟只能找媒體曝光來解決。 帶著遺憾離開人間 1954年以後，李劼人開始改寫“大河三部曲”，因時任文化部長周揚提出，時代改變了，解放前的一些小說已不符合新的需要，作家應該改寫。老舍試著改《四世同堂》，但感到力不從心，便對周揚說改不了，周揚回答很乾脆：改不了，那就不能出版。（此書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重新出版） 李劼人也不得不順應“時代要求”，1954年，他將《大波》重寫的第一稿交給艾蕪看，艾蕪說不錯，可李劼人寄給自己的兒子，卻被批得一塌糊塗，據李眉說：“我兄弟當時對這篇初稿的主要意見是，要他在分析歷史事件時加強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一些問題和人物的處理上避免流於自然主義；同時對作品的結構也提出了一些意見。” 李劼人說：“後來我考慮了一下，覺得兒子的意見對，就去掉重新寫成的十幾萬字初稿。”因為兒子曾在延安待過，知道什麼是政治關。 1956年，上級要求大家提意見，李劼人隨口抱怨了幾句，結果1957年時差點被打成“右派”，幸馬識途找到上級領導，認為李劼人“可以挽救”，領導表示同意，馬識途忙找到李劼人，讓他主動檢討，“我相信他的文采，果然他一講就通過了，大家還鼓了掌的”。 從那以後，李劼人終日躲在“菱窠”裏，輕易不再出面。“三年自然災害”時，因“菱窠”中養有雞鴨兔等，屢屢被盜。 據李劼人生前好友吳孝感說，1962年時，家人考慮到李劼人喜吃滷味，但困難時期，很難買到，只好從外地買來未消毒的變質鹵牛肉，李劼人先生食後腹痛、嘔吐，醫治無效去世，終年71歲。但李眉在為其父修訂的《年譜》中，稱李劼人是受過堂風，引發哮喘去世。作家沙汀則說李劼人是吃了一碗很辣的麵條，引發了胰腺炎。 去世前，李劼人對吳孝感說：“大波，我的大波。”此時，《大波》的改寫本還有30萬字未寫完。 來源：北京晚報
責任編輯：黃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