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蔣氏家族出了兩位“第一夫人”，一位家族顯赫、學識卓越、能力非凡，在政治、外交活動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而另一位則孤兒出身、心地善良、低調平凡，在家庭中成為賢妻良母。前者就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後者則是蔣經國的太太蔣方良。蔣方良終其一生，遠離政治，甘願在家相夫教子，做一位低調的“家庭主婦”。她的低調，反而給外界增添了“神秘感”。 蔣方良（1916年5月15日－2004年12月15日） 愛上尼古拉 蔣方良的原名叫芬娜 伊芭提娃 瓦哈瑞娃，是一位白俄羅斯人。她自幼父母雙亡，由姐姐撫養長大。1933年，17歲的芬娜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後分配到了烏拉重型機械製造廠工作。也就是在烏拉重型機械製造廠，她愛上了一位名叫尼古拉的小夥子，他就是蔣經國。 其實，蔣經國與芬娜相愛之前曾經有過一段戀情。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蔣經國認識了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兩人很快就墜入愛河。然而，他們的戀情並沒有維持多久，馮弗能就回國了。之後，蔣經國遭遇各種打擊，甚至流放，吃盡了苦頭。直到1933年10月進入烏拉重型機械製造廠後，他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來。 對於蔣經國與芬娜的相識，外界有著多種不同的傳說。有人說芬娜在晚上回家路上遭遇了歹徒，恰好被蔣經國遇見，於是上演了一場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也有人說蔣經國在艾爾它金礦生病昏迷，恰好被芬娜遇見，於是演繹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故事。不過，根據蔣經國的回憶，他們並沒有這樣一段浪漫的經歷。芬娜分配到烏拉重型機械製造廠當工人時，恰好和蔣經國在同一個車間，成為蔣經國的下屬。他們兩人，一個遠離家鄉，和父母完全斷絕聯繫，一個是父母雙亡，孤兒出身，可謂同病相憐。當時的芬娜是位漂亮而又平常的女孩，與其他熱情開朗的俄羅斯女孩相比，她身材瘦長，嫻靜、溫柔，不乏中國江南女子的甜美。剛開始，蔣經國由於身在異國他鄉，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對芬娜並沒有太多的奢望，只是覺得和芬娜在一起精神上沒有壓抑，非常輕鬆愉快。而芬娜被也蔣經國那種身處逆境仍能刻苦努力、奮發向上的精神所感動，也樂意和蔣經國在一起。蔣經國說：“在工廠內，她是我的部屬，她最了解我的處境，我每逢遇到困難，她總會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蔣經國和蔣方良 然而，他們的戀愛並非一帆風順。1934年8月至11月，蔣經國再次遭到蘇聯內政部的監視。在這三個月的時間裏，蔣經國除了工廠與宿舍，不能會見任何人，包括芬娜。這種漫長的煎熬，反而加深了他們的感情。當監視解除後，芬娜決定嫁給他。她對蔣經國說：“尼古拉，不管以後你在哪，我都會等待你。無論什麼磨難都不會把我們拆散。” 1935年3月，蔣經國與芬娜在蘇聯當局的批准下正式結為夫妻。 結婚後，他們生活貧窮，但很充實。蔣經國後來說：“我們居住的房間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為臭蟲所擾，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難得配給肥皂一塊，一月難有一小塊牛肉吃。我夫妻皆自食其力，雖困難而值得回憶。”1935年底，芬娜為蔣經國生下了一個男孩，取名為愛倫，即蔣孝文。孩子的出生，為他們這對患難異國情侶，增添了快樂與幸福。 蔣經國夫婦與家人 賢良慈孝 1937年3月，在史達林的批准下，蔣經國由莫斯科啟程回國，結束了他長達12年的蘇聯生活。他說：“這12年給我的教訓深烙我心，永遠都不會淡忘。”作為蔣經國的妻子，芬娜帶著兒子愛倫也一起來到了中國。 起初，蔣介石對這位兒媳婦的態度頗為矛盾，一方面感念她在蘇聯對蔣經國的照顧，另一方面又對她的出身與學識略感遺憾。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給這位異國兒媳婦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蔣芳娘”。回到溪口後，蔣經國的母親毛福梅認為“娘”字不合輩分，又改為“方良”，取方正賢良之意。 那時的蔣方良還是一個率直、羞澀、單純的女子，身處異國他鄉，語言又不通，除了相依為命的丈夫和孩子外，她和自己的祖國蘇聯以及親友完全斷絕了關係。為了讓自己能融入中國，蔣方良不得不入鄉隨俗，穿上中國的旗袍，開始接受中國的習俗，學習中文和寧波話。在溪口，蔣方良甚至幫襯婆婆毛福梅下廚做飯，學做寧波菜。 在傳統中國，婆媳之間往往最難相處，而蔣方良卻要面對兩位性格、學識、能力懸殊的婆婆。好在她來自異國他鄉，加上語言上的障礙，兩位婆婆對她反而頗為體諒與愛憐，雙方關係也比較融洽。毛福梅去世後，蔣方良與宋美齡相處的時間逐漸增多，雙方的親情日漸加深。1943年，蔣方良和蔣經國一起接受施洗，正式成為基督徒。自此，她與宋美齡的關係更加和諧。到了台灣後，凡是過年過節，以及蔣介石或宋美齡的生日，蔣經國和蔣方良一家大小都會到士林官邸，舉行家庭宴會，共用天倫之樂。  蔣孝章、宋美齡、蔣方良 與宋美齡熱衷政治不同的是，蔣方良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做一個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始終遵循傳統中國的婦道。事實上，蔣方良內心也很清楚，蔣經國非常討厭夫人干政，因而她幾乎不參與蔣經國的任何政務。起初，一些不明就裏的官太太試圖通過蔣方良為她們的丈夫或是親朋講些情面，拉些關係。然而，她們幾乎無一不是以失望告終。除了到機場迎送出國訪問的蔣經國，或者陪同蔣經國出席必要的政治活動外，蔣方良一般很少公開露面。很長時間，外界對她的情況鮮有了解。蔣經國接任“總統”後，蔣方良雖然貴為“第一夫人”，但依然極為低調。起初，新聞報紙在報道她時，將她稱為“蔣夫人”。她得知後，立即派人通知相關部門，希望不要稱她為“蔣夫人”，以示對婆婆宋美齡的尊重。之後，新聞媒體也就改稱蔣方良為“經國先生夫人”。宋美齡對蔣方良的孝順非常滿意，她曾多次對蔣家子女說：“你們一定要好好對待你們的母親。” 可以說，自從進入蔣家，蔣方良就一直努力以賢良淑德的中國婦女標準來塑造自己在蔣家的形象。她善良、孝順、低調的品格贏得了蔣介石的讚賞。1966年5月15日，蔣方良剛好50歲生日，蔣介石親筆書寫“賢良慈孝”四字贈送與她。蔣方良對公公蔣介石同樣也是非常敬愛，稱蔣介石為“阿爹”。據蔣孝勇回憶，蔣介石逝世這天，蔣家上下都隨侍在側。蔣方良突然問蔣經國：“我能不能親阿爹一下？”蔣經國當即說：“可以，當然可以。”蔣方良就上去親了蔣介石的面頰一下。  蔣經國全家福（後中長子孝文，後右長女孝章，前左次子孝武，前右孝勇） 面對蔣經國的婚外戀 蔣經國與蔣方良是在患難中相愛的，因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對此，蔣方智怡曾說：婆婆很聰明，而且是睿智的。公公在世時非常疼愛她。每次在官邸吃飯，公公進了家門，老遠地就一路“方！方！方！方！”地叫著過來。而在蔣方良的心目中，也是永遠把丈夫擺在第一位。 然而，在贛南時期蔣經國卻與章亞若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婚外戀。對蔣經國這段婚外戀，蔣方良到底知道多少內情。蔣孝勇生前曾說，當初在贛南時蔣經國常常帶部屬和朋友回家，章亞若也去過，所以蔣方良認識她。事實上，章亞若不僅去過蔣經國家，而且教過孝文國文，甚至還教過方良京劇。因此，蔣方良和章亞若的確有過一些時間的接觸。 章亞若出生於書香世家，在古文詩詞、書寫字畫、唱歌唱戲方面都有相當的功底，因而在中學時就被稱為“才女”。蔣經國在贛南主持“青幹班”時，她很快就在眾多學員中脫穎而出，成為蔣經國的兼職秘書和得力助手。多年之後，王升回憶說，章亞若“美麗大方，氣質不凡，工作積極，熱心助人，毛筆字瀟灑有力，抗日愛國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傷患工作；領導力強，頗有男子氣概，學習能力高，記憶力出眾，平劇只要聽過幾遍，即可上口清唱。當時是班上的靈魂人物，同學們均以‘大姐’稱之”。  章亞若 當時，蔣經國的“太子身份”和建設新贛南的壯舉，很快贏得了不少年輕貌美女子的芳心，有兩位女大學生甚至給蔣經國寫情書。然而，蔣經國對她們毫不動心，卻愛上了已經離異的章亞若，兩人很快墜入愛河。他們分別以“慧風”、“慧雲”相稱，寓意“風雲際會”、“風雲不離”，可謂情深意濃。1941年夏，章亞若懷上了蔣經國的孩子，並於1942年農曆正月，在廣西桂林產下了一對雙胞胎兒子。蔣介石雖然按照家譜輩分給兩個孫子取名為“孝嚴”和“孝慈”，卻讓兩個孫子跟隨母姓。章亞若在醫院暴病身亡後，蔣經國將雙胞胎交給章亞若的母親周錦華撫養。1949年，在蔣經國的安排下，周錦華帶領章孝嚴、章孝慈遷往台灣，落戶新竹。之後，蔣經國雖然委託王升定期給他們一些生活補貼，但直至逝世一直未能公開相認。 正常而言，丈夫捲入這麼深的婚外情，妻子肯定會有所察覺的。蔣方良雖說是外國人，但也不可能渾然不知。蔣孝勇認為，蔣方良對蔣經國與章亞若的戀情是有所耳聞的，但她仍相信蔣經國。蔣方良和蔣經國從來沒有將此事說破。即使到了晚年，事情已經久遠了，兩人對此也絕口不提。然而，蔣方良對章亞若為蔣經國生下一對雙胞胎的事卻始終不知，以至蔣經國逝世後台灣電視媒體爭相炒作章孝嚴兄弟“認祖歸宗”的新聞時，蔣方良曾十分困惑地指著電視問蔣孝勇：“孝勇，這是怎麼回事?”顯然蔣方良是不知情的。為了不傷害蔣方良，蔣孝武、蔣孝勇曾對章孝嚴、章孝慈表示，希望他們能在蔣方良百年之後再“認祖歸宗”。  蔣經國與蔣方良 悲涼的晚年 初到台灣時，蔣經國和蔣方良一家住在台北長安東路18號。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他們房子周邊已經建起了許多高樓大廈，居住環境日益複雜。1968年2月2日，蔣介石剛好到蔣經國住處附近視察，發現蔣經國的住處存在安全隱患，當即吩咐“總統府”為蔣經國另找住處。對此他在日記中說：“經兒住所應即遷移，該原處易被敵人暗算也。”因此，蔣經國一家之後就搬到了大直七海官邸。 其實，無論是在長安東路還是在七海官邸，蔣經國和蔣方良的住所都很簡樸，傢具更是陳舊，飲食方面也很普通。有貴賓來訪時，蔣經國還會親自到廚房端菜，因而凡是到過蔣經國家做客的人，無不感嘆其清廉與儉樸。蔣方良出身窮苦人家，對生活本來也沒有太高的要求。可以說，蔣方良和蔣經國一生都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 蔣經國與蔣方良共有四個子女，依次為蔣孝文、蔣孝章、蔣孝武、蔣孝勇。在四個子女中，蔣經國和蔣方良最寵愛的是女兒蔣孝章。孝章是一個非常善良單純的女孩，只可惜個性很強。她在美國讀大學時，愛上了“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俞揚和比她大18歲，又離過三次婚，因而他們的結合遭到蔣經國和蔣方良的強烈反對。據官邸侍衛回憶，當蔣經國得知女兒孝章與俞揚和在美國結婚的消息後，氣得將餐桌掀翻了，蔣方良則在躲到房間裏痛哭，用頭撞床柱。外界曾傳說，宋美齡完全支援蔣孝章的婚姻。然而，根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載，宋美齡對孝章的婚事也頗為不滿，認為孝章大學未畢業就結婚是她平生的一大憾事。蔣介石也報怨說：“經兒夫妻對子女溺愛過甚與愛心太切。”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與兒媳蔣方良、孫女蔣孝章、孫女婿俞揚和 其實，愛子太切的不是蔣經國，而是蔣方良。由於蔣方良對政治毫無興趣，所以她把心事完全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而蔣經國非常忙碌，他喜歡深入民間，走訪普通百姓，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他走遍了台灣全省320個鄉鎮。即使在家，他也經常忙著處理公事，難得有時間陪蔣方良和孩子遊玩。在四個子女的心目中，蔣方良是一位真正的慈母，而蔣經國卻是地地道道的嚴父。他對兒子期許很深，卻又沒有時間和耐心管教，有時還會非常粗暴地懲罰他們。此時，蔣方良往往成為子女的守護神。 1987年，長期患有糖尿病的蔣經國不得不以輪椅代步，健康急劇惡化。在蔣經國病重期間，蔣方良不離左右。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與世長辭。坐在輪椅上的蔣方良始終不願意相信陪伴她半個世紀的丈夫已經離開了，她雙手撫摸著經國的臉頰，親吻著經國的前額，呢喃地呼喚著經國的名字。然而，她再也聽不到蔣經國的回應了。此後相當長的日子裏，蔣方良都無法從哀痛中解脫出來。 然而，當蔣方良尚未從蔣經國逝世的悲哀中走出來，新的打擊又接踵而至。自1989年至1996年，在這短短的七年時間裏，兒子孝文、孝武、孝勇也相繼在榮民總醫院過世，這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地加諸於蔣方良的身上。然而，這一切並沒有擊倒蔣方良，她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在蔣孝勇彌留之際，白髮蒼蒼的蔣方良坐著輪椅、帶著氧氣管來到兒子的床前，輕聲地呼喚著兒子的名字，並告訴他：“我會好好的。”當時，在場的親友和醫護人員聞之無不悽然淚下，他們都為這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太所遭遇的不幸感到難過。兒子們的英年早逝，是蔣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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