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迄今70年，但許多真相似仍待查。當年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蔣中正自然有概括承受的最大責任，但這是不是就等於“元兇”呢？ 我們如放大檢視蔣中正在1947年2、3月之交在忙些什麼，恐怕可以發現蔣大概沒有太多心思或餘力放在台灣。首先，馬歇爾調停國共失敗，元月間離華，內戰復起；2月下旬臺軍在山東萊蕪大敗，軍團司令及4萬多官兵被俘；3月中旬臺軍又攻克延安，均使蔣軍書旁午，少有他顧。 偏偏此時經濟也開始大壞，物價飛漲，全臺搶購黃金及民生物資，而當時的台灣“行政院長”宋子文非但無法應付，並且其個人作風等受“朝野”攻訐甚厲，名學者傅斯年就有一篇傳世的批宋之作《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于2月中旬發表，可見一般。 3月1日南京宣佈宋子文辭“行政院長”，由蔣本人暫代（至4月中），臺“監察院”又對宋提出彈劾案，“朝野”大嘩，震撼力自超過剛剛發生的台灣228。外部問題對蔣已難，宋子文也甚有個性，與蔣之衝突原已多次，素來就怨蔣軍費太高，才拖垮經濟。故蔣之換宋，又無人可代而自己上場，恐怕于公于私紛擾至多。 3月1日南京政府還有一大事宣佈，就是因應美國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特以任命增加“立法院”、“監察院”“委員”，各增50名及25名，由國、民、青三黨及無黨籍分配。此事的重要性美國當時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有專電報華府。而蔣當年如何擺平這許多黨內外的民代人事，恐也頭痛不已，還可能精心策劃台灣精英的處分名單嗎？ 另一個問題是，當年台灣當局既雲寬大處理，不準報復，但又擺明有這麼多血案錯案或冤案，為什麼平反呼冤之聲，一直要等到90年代的民主化之後才聽到，那我們的上一代都在做什麼呢？當年臺籍的“立監委”、社會賢達噤聲不說，例如最直接的是繼陳儀之任的台灣首任省主席魏道明。魏以“駐美大使”轉任，開明簡政，頗有賢聲，但難道都沒有民眾向之陳情，那他有沒有認真處理過其中任何一件，或主動去了解真相加以平反呢？ 綜而言之，228發生之時我們現在的人多未出生或尚年幼，都是上一代錯誤的受害者，彼此之間，應無仇怨對立。上代錯誤，該負責的當道、言論領袖及真正兇手恐不少，現且已多不在世。如今批判，蔣氏可歸責處自多，但以之為唯一元兇，恐也管中窺豹，且未免有縱放其他責任者之嫌。尤其1950年3月1日李宗仁已滯美不歸，要不是蔣在臺復職重掌大局，中共恐不難渡海，則我們60多年來將與大陸人民同一命運，其悲慘之處，當有過於228。 而蔣為何選3月1日復職，因素之一當是美國杜魯門總統訂3月2日在白宮請李宗仁午宴，萬一杜魯門藉這頓飯承認李還是中國的元首，則蔣在臺復位就難名正言順，故蔣先發制人。事實上以今天已開放的美國史料看來，美國老早以為李不可能再領導中國，杜之午宴一共僅6人參加，不過是一場小型的禮貌性社交而已。果然，蔣在臺一宣佈復職，美國國務院稍後即聲明已收到相關通知，認為蔣還是中國的元首。 沒有3月1日蔣的復職及美國的立即承認，台灣在那風雨飄搖的時刻及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恐怕難以想像。台灣一路走來如此多艱，更應該讓我們珍惜目前所有的一切。 【沈呂巡/前任台灣地區“駐美代表”】 來源：台灣《中國時報》
責任編輯：邱夢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