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澳報發表評論文章稱，颱風“莫拉克”重創台灣，整個南台灣幾乎都泡在水中，人命和財產損失都不菲。民進黨好不容易逮住了這個機會，發表聲明攻擊馬英九當局救災不力，及把水災責任推給了“前朝”。此一態勢如繼續惡化下去，必然會衝擊年底的縣市長選舉，甚至因“藍朝”執行力遭受質疑而將影響二零一二年“總統”選舉馬英九爭取連任。為此，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有點心慌，當然也是因為救災心切，呼籲馬英九考慮發佈“緊急命令”。但“總統府”擔心將會弄巧反拙，公開表示並沒發佈“緊急命令”的必要。因此，由“莫拉克”引發的政治口水戰，不但是在藍綠之間開打，而且就是在國民黨內部，也已打開。

    由“莫拉克”引發的五十年難得一見的大水患，其災情確是令人觸目驚心。而在災害發生後，災情嚴重的綠色“執政”縣市，其“父母官”發生種種狀況而救災不力，如民進黨籍高雄縣長楊秋興滯留歐洲不歸，無法親臨第一線指揮救災，屏東縣政府自顧不暇，忽略了陷入水深火熱中的縣民……等，固然是引發子民不滿，使到這些民進黨籍的“父母官”聲望受挫；但屬於“中央政府”管轄的部門，更是反應遲滯，從氣象部門預測失準，到軍隊要不就是坐等上峰命令，未有主動出動救災，再不就是瞎忙亂，出動的是並不有助於救災的器具，被老百姓罵臭頭。但比較起來，馬英九承受的壓力最大，既被人質疑其“執政”能力，又被人批評其只懂得責罵“氣象局”，而觸發罵戰。眼看著已經民調轉低的馬英九，可能會因此而民調再次直直落，將會嚴重威脅其二零一二年的爭取連任奇前景，國民黨“立委”洪秀柱建請馬英九考慮發佈“緊急命令”，指出“緊急命令”可以籌措財源救災，借用公有土地，建築物滿足安置受災戶需要，簡化行政程式，進行災區重建及公共工程搶建、重建等可以方便救災進行。而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楊瓊瓔也表示，黨團支援洪秀柱提案。

    發佈“緊急命令”，這是屬於“憲政”命提，非同小可。攪得不好，可能適得其反，讓馬英九背上“獨夫民賊”罵名。因此，“總統府‘發言人王鬱琦連忙開腔，指出救災工作由“行政院”主導，目前遇到的救災問題都可以改進或克服，沒有頒布“緊急命令”的必要。“國家安全會議”也將不會召開會議討因應。

    洪秀柱和國民黨團呼籲馬英九頒布“緊急命令”，以因應救災工作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問題是，如果頒布“緊急命令”的口子一開，馬英九的“獨裁總統”形象就將會成形，極不利其民主形象，必然會遭到自詡為“民主”、“進步”的民進黨團，將之作為責難馬英九的“靶子”。而且，也大可報前年泛藍軍懷疑陳水扁要搞“戒嚴”的一箭之仇。

    “緊急命令”是“中華民國憲法”賦予“總統”職權的一種。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佈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設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于發佈命令十日內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而“憲法”第三十九條則規定，“總統”有宣佈戒嚴之權，但其宣佈卻必須以“緊急命令”的發佈為基礎。因為若非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戒嚴便無合理性。“九一一”地震時李登輝曾宣佈災區為“緊急狀態”，但因事態並未失控，故未進一步宣佈“戒嚴”。如果未有“緊急狀態”宣佈就直接宣佈“戒嚴”，便無異等於是引軍人干政等於“毀憲”。因此，宣佈“緊急狀態”是宣佈“戒嚴”的基礎。

    在歷史上，台灣當局曾經五次發佈“緊急命令”。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台灣遭遇“八七水災”，蔣介石為救濟善後復建，對稅法及預算為必要的變更，以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而發佈“緊急命令”；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蔣經國因臺美斷交而發佈“緊急命令”，命令正在進行中的增補民代選舉延期舉行，並停止一切選舉活動；第三次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蔣經國再次發佈補充“緊急命令”，在延期選舉期間，由原增額選出的“中央”民代繼續行使職權，至下任增額選出行使職權為止；第四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發佈“緊急命令”，決定在“國喪”期間，一律停止聚眾集會、遊行及請願活動；第五次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李登輝為“九一一地震”發佈“緊急命令”，以因應災害救助、災民安全及災後重建、籌措財源，無息特別融資，徵用官民資源及特定管制的需要。以上五次“緊急命令”中，雖然有兩次是屬於救災，但卻有三次是應對政治問題，含有“獨裁鎮壓”之意。

    在“SARS”肆虐期間，及在二零零七年底，當陳水扁的貪腐案情發酵，不利於民進黨的“立委”和謝長廷的“總統”選情之時，陳水扁就曾經放出試探氣球，謂將頒布“緊急命令”或“慎重思考”實施戒嚴，而引發藍營一片鞭笞。如今，倘馬英九為救災而發佈“緊急命令”，必會遭到民進黨激烈反諷。因此，所謂籲請馬英九發佈“緊急命令”之議，不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