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藝術品拍賣，行業小，圈子大，一隻小小拍槌下砸出的數字甚至能引起全球關注。《芭莎藝術》全球戰略合作夥伴Artprice的數據稱，2011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總額超過1000億元，位列全球第一。是何種原因讓中國藝術拍賣行業的發展遠超藝術本身的發展，又是哪些人在過去20年主導著中國拍賣行業江湖，影響藝術、財富甚至中國精神文化產品的價值指標？《芭莎藝術》記者深入中國拍賣行業的核心地帶，為你展現一個神奇的拍賣江湖。
“我今年花的飛機票錢就快200萬了！”董國強在2011年秋季拍賣季即將開始前說。
董國強是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也是藝術品經營行業的老大哥，他在2005年與劉益謙合夥成立了這家專營藝術品拍賣的公司。6年間，北京匡時單場拍賣成交額已經從2億多元增長至20多億元，2011年全年成交額突破38億元。這種驚人的業績增長是董國強在成立拍賣公司之初所未料及到的，更是在他上世紀90年代初剛剛進入藝術品經營行業時所無法想像的。
晚於世界的中國拍賣
國際拍賣業兩大寡頭蘇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分別成立於1741年和1766年，他們一度控制著全球90%以上的文物藝術品拍賣份額。在這兩家拍賣公司成功運營200多年後，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大陸的文物藝術品拍賣才開始萌芽。
它的出現與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澱和收藏傳統極不相符，當然是有特殊歷史原因。
19世紀晚期，西方國家商業和軍事力量的擴張使得中國不得不打開它古老的大門，被迫“開放”。1874年，英國魯意斯摩拍賣公司在上海最先開設了其在遠東的子公司，隨後英商的瑞和洋行與羅森泰洋行、法商的三法洋行、日商的新泰洋行、丹麥的寶和洋行等紛紛掛牌，開展拍賣業務。
光緒末年，北京崇文門大街上也出現了由外國人經營的魯麟洋行，這是北京地區最早的拍賣公司，主要從事衣物、傢具等二手物品的拍賣。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最後一家拍賣行在天津關閉。1986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國拍賣業在中斷了30年之後，于1986年在廣州恢復成立了第一家拍賣機構——廣州拍賣行。
雖然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內地已經開始有拍賣行出現，但文物藝術品拍賣有其特殊性。
當時國家明令禁止私人私下進行文物交易，只有像北京文物公司、榮寶齋、上海朵雲軒等一些國營的文物公司和商店允許文物買賣。當時的文物藝術品根本就沒有市場概念，1980年代全國大概有70多家文物商店，它們的作用一是為博物館收集文物，再就是出口創匯。文物價格由政府統一制定，每家商店都遵循同樣的價格標準，價格只根據文物的成色和完整程度而略有浮動。並且文物商店每天定額收貨，最多收2000件文物，滿額就關門，因為沒有多餘的錢再收更多文物。
但是“文革”被炒家收為國有的文物，平反後返還到民間的多如牛毛，很多家庭雖擺滿了明清字畫、瓷器，卻一貧如洗。成立於1993年的中國嘉德， 是內地最早一批文物藝術拍賣公司之一。據公司元老、現任副總裁寇勤回憶：“有一位在‘文革’後喜獲落實政策的藏家，守著價值上百萬家財的文物，卻窮得裝不起一部家庭電話，與其聯繫都是通過住宅小區電話傳呼站的大喇叭實現。”
中國文物交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猶如一潭死水，毫無生氣。
文物藝術品拍賣放在社會中，它是一個細枝末節的行業，即使是在它迅猛發展的今天，性質依然不會有根本性改變。所以它完全附著在社會的發展和政策改變上，尤其在中國，沒有政策，一切都無從談起。
或許正是因為特殊的政策，得以讓中國拍賣業自發生長。
蘇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亞洲佈局時，中國尚不知拍賣為何物。蘇富比、佳士得早在1973年和1986年便入駐香港進行拍賣，又分別於1992年和1993進入台灣，1996和1993年進入新加坡。在新興經濟體中，唯一得以“倖免”的是中國大陸，並非兩家公司缺乏戰略眼光，實乃大陸嚴禁外資進行拍賣的政策使然。
今天，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家公司早已撤出台灣和新加坡，在亞洲獨守香港，而它們未能觸及的大陸，拍賣公司帶著原始的野性，迅速成長，甚至反超。歷史無法倒轉，如果最初政策允許蘇富比和佳士得進入大陸，不知還是否有大陸拍賣今日之景象。
政策夾縫中自發生長
1992年，中國台灣和香港拍賣市場已與西方接軌，然而大陸卻尚未有正規拍賣公司成立。破土而出，更待何時？
同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在經濟大潮即將到來時，蠢蠢欲動的人們終於得到政策支援，形成中國特有的“下海”經商浪潮。
在這股浪潮中，年輕的董國強是其中一員。他決定辭去在海關工作的“鐵飯碗”，毅然“下海”。經商後的董國強先後開辦過運輸公司和文化公司，短短幾年內積累了數百萬資產。因為董國強從小喜愛書法，並在1992年全國第五屆書法展覽獲獎，因此結識了很多書畫界朋友。一個從小的愛好，一個轉折性的決定，讓他和中國藝術品市場結下不解之緣。有了經濟基礎後，董國強成為最早一批藝術品買家。而那些渴望擁有藝術品又苦於沒有便利渠道購買藝術品的人，也終於迎來了福音。
1993年6月，上海經營藝術品的國營百年老店“朵雲軒”成立了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並舉行了“首屆中國書畫拍賣會”，這次大陸史無前例的拍賣開始引起海內外普遍關注。以朵雲軒為始，國營文物商店和文物公司紛紛陸續成立藝術品拍賣公司，這其中有北京文物公司于1994年1月成立的北京翰海拍賣公司以及同年由北京榮寶齋成立的北京榮寶拍賣公司。
建國後，位於北京的琉璃廠是中國文物主要集散地之一。位於琉璃廠東街和西街的北京文物公司和榮寶齋，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壟斷著琉璃廠的文物交易，國營背景是他們唯一的制勝法寶。而他們旗下拍賣公司的成立，無形中將文物藝術品交易帶進拍賣時代，也將他們自己拋向了自由市場的競爭中。
早于翰海成立半年，中國出現了第一家股份制拍賣公司——中國嘉德國際文化珍品拍賣有限公司(同年12月更名為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成立。中國嘉德以股份制形式組建，首批股東單位組成複雜，其中不乏中國企業評價協會、中國對外貿易運輸總公司、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北京城市建設開發集團公司、長城飯店、中國畫研究院等國有單位。其積極意識是：它的成立打破了建國以來國營企業壟斷文物藝術品經營局面。
顯然，中國嘉德肩負了政府對文化藝術產業開發的探索責任。當年，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成立酒會在長城飯店東花園舉行，場面空前。國務院副秘書長徐志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尚清、著名經濟學家馬洪、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夢奎、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文化部副部長徐文伯、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解放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運之、北京市文物局局長王金魯等各界重要人士都親臨現場，一家拍賣公司能舉辦如此高規格的酒會，史無前例。當然，這和嘉德的創始人陳東升出自體制內關係甚大。
開拍賣公司，想不賺錢都難
藝術品拍賣作為一個新興行業，在90年代初這個當口，已經形成不可遏抑的發展勢頭。此時，國家文物局順水推舟。1995年12月15日，國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國嘉德、北京翰海、北京榮寶、中商盛佳(後改名為中貿聖佳)、上海朵雲軒、四川翰雅等6家企業實行文物拍賣直管專營試點。得到“正名”的這6家拍賣行組成中國拍賣初創時期的最初格局。
按照董國強的話說：“那時候，只要國家允許你開拍賣公司，想不賺錢都難！”
這時拍賣行業的局面是：在經營上，國有制和股份制企業各有韆鞦，但在原始狀態下，各企業間並未有激烈競爭。
區別來看，傳統文物商店轉型的拍賣公司有一些先天優勢。首先在計劃經濟下，全國的文物系統掌握著全部文物買賣資源，誰家有重要貨源或者誰有可能出錢購買，都有記錄可查，這就容易打通買賣的通路；第二，全國各地的文物公司雖然都是獨立經營，但是他們在沒有開設拍賣公司的情況下會互相支援。現任北京翰海總經理溫桂華介紹說，北京翰海在成立的最初幾年具有這方面優勢，這使他們雖身處北京，而容易得到全國各地的文物資源。但她同時指出，文物系統背景成立的拍賣公司的服務和品牌意識普遍不強。
這恰恰又是股份制拍賣公司的優勢。在缺乏文物市場資源的情況下，他們在成立之初就有危機意識，一開始就要學著找資源。此外，非國有企業引進人才手續相對簡單，而國有公司人才引進要嚴格按照國家工作人員規定和待遇，在這方面股份制企業也具有一定優勢。
但是這些相對的優劣在市場初級形態下都不是左右成敗的主要因素。文物藝術品拍賣依靠中國豐富的文物資源，引起了港臺華人和中國正在發展中第一代富人們的關注。現任北京翰海總經理的溫桂華回憶起她參與翰海第一拍時，依然有掩飾不住的興奮：“1994年，翰海第一場拍賣拍了3000多萬，我們當時覺得已是天大的數字，現在可能連買一件東西的錢都不夠。”
翰海拍賣成立首拍在保利劇場，上下兩層。當時翰海在文物系統內首先開辦了拍賣行，全國的文物系統都來觀摩，海外也來了很多試探性觀察人員，他們對中國的拍賣政策不了解，很多都在觀望。樓上是觀望的人，樓下是競買者。溫桂華說：“當時沒有拍賣師，就臨時找人充當，因為沒有經驗，在拍賣之前，我們還特地帶30個員工去保利劇院綵排。”
當時場內來了兩位重要買家，一個是來自香港的持1號競買牌買家，一個是來自廣東的持900號的買家。1號買家身著白色西服，手拿一支筆，精神很好，而且為人高調，像演電影般當場買了1000多萬元的藝術品。他就是後來被人們廣為熟知的在香港大名鼎鼎的古董商張宗憲，翰海在之後的很多年中都專門為張宗憲保留1號競買牌。同時他也成為另外幾家大陸拍賣公司的大客戶。900號買家當場也拍下很多作品，但在此後卻再也沒有出現在拍賣場。
“現在回想起來，拍賣在當時是新生事物，每人都是一種興奮狀態，下面每出了一個價錢，我們都覺得那麼高，不太相信，”溫桂華說：“這種模式完全顛覆了傳統文物商店的價格體系。”
拍賣江湖初形成
時勢造英雄。計劃經濟逐漸瓦解，集體的面貌逐漸模糊，個人的力量開始掌控這個獨特而神秘的江湖。而“個人”和“集體”的關係，將是長期困擾中國拍賣公司的主要問題，甚至今天依然以另外的形式存在。
董國強是中國大陸拍賣行業最初見證者，他認為中國拍賣業能夠發展起來，有兩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個是中國嘉德的創始人陳東升，另一個是北京翰海首任總經理秦公。
畢業于武漢大學經濟係的陳東升，在成立中國嘉德之前，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雜誌社副總編(副局級)。20年前，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大拍賣巨頭已經完成了亞洲佈局，然而在受政策限制進入大陸受阻後，陳東升抓住這個機會，頗具遠見地察覺到拍賣這種形式會極大地適應中國文物藝術品行業。
1993年5月18日，中國嘉德國際文化珍品拍賣有限公司(後更名為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幾經審批後，終於在北京長城飯店後的花園草坪上舉行了成立儀式。
當時，陳東升帶領的是一個年輕的、毫無經驗的團隊。中國嘉德成立後，他出任董事長及總經理，旗下有兩位年輕的副總經理：王雁南及甘學軍。
當時，學外語出身的王雁南之前是長城飯店副總經理，從事的是和文物藝術品毫無關係的酒店管理。3年後的1996年，陳東升出走創建泰康人壽保險公司，退居幕後成為嘉德的股東，由王雁南繼續帶領中國嘉德走到今天。
“嘉德創建之初，包括領導層在內的員工幾乎都沒有從事藝術品交易的經歷，”嘉德元老之一、現任董事副總裁的寇勤說。但是嘉德成立十幾年中培養了很多拍賣人。有些人留下，成為如今嘉德的中堅，更多的人離開，成為後進拍賣公司的主力。
當時與王雁南一同擔任副總經理的甘學軍，曾任文化部黨組秘書、國家文物局辦公室副主任。他1997年創建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並於2001年重回拍賣業，成立北京華辰拍賣有限公司。甘學軍帶領華辰已走過十年，也曾一度成為國內重要的拍賣公司。
江湖前十年的終結
2000年，北京翰海拍賣第一任總經理秦公因病突發逝世，震驚拍賣業。2010年，作為秦公昔日好友的董國強撰文紀念秦公逝世10週年：“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秦公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名字。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就是中國藝術品拍賣業的奠基人，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如果他活著，其他人都沒戲。”1993年，時任北京文物公司總經理的秦公，面對新的經濟和收藏環境，在國內文物系統中較早順應形勢舉起拍賣大旗，並自任總經理，從此在他生命的最後7年，他癡迷地撲到藝術品拍賣行業，奠定了翰海拍賣在行業中長時間的領先優勢。
秦公去世後，由同他一起創業的溫桂華領導翰海拍賣至今。而曾經在秦公和翰海周圍的一批人如今也都成為這個江湖的關鍵人物。
董國強和秦公因拍賣而結識，並成為忘年之交。董國強在書畫界有一定人脈，並且對拍賣這個新行業也具有濃厚興趣，於是成為翰海的“編外”人員，開始幫助秦公組織拍賣。自此，董國強開始與藝術品拍賣結緣。這段寶貴的經歷使董國強在2005年創辦匡時拍賣公司時，遊刃有餘。與董國強一起給翰海幫忙的還有易蘇昊和馬未都。易蘇昊後來成為中貿聖佳拍賣公司總經理，馬未都後來建立觀復博物館，登上了《百家講堂》成為婦孺皆知的收藏專家。
與此同時，董國強的另外一個同行兼朋友趙旭，事業也在熱火朝天地發展。他除了自己做書畫經紀人，還不時地參與組織北京榮寶的拍賣活動，最好的時候，他一個人可以組織兩到三個專場拍賣。趙旭後來成為2005年成立的北京保利拍賣實際操控人。
“拍賣場上，80%的人我都認識，”董國強在描述上世紀90年代的拍賣場時說。當時拍賣公司少，從事藝術品行業的人也不多。無論是拍賣公司之間還是拍賣公司和行家(藝術品經紀人)及收藏家之前都相互熟識。
“我當時跟行業內的人都特別熟，易蘇昊是我藝術行業的老師，董國強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早年跟榮寶拍賣合作很多，榮寶現任總經理劉尚勇對我的幫助很大，跟嘉德、翰海很多人都非常熟。”現為北京保利拍賣執行董事的趙旭說，“即使2005年，我任職于拍賣公司，跟之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競爭對手，但是我們的友誼依然沒有絲毫減弱。”
這種既是對手又是朋友的微妙關係，形成了中國拍賣業在原始積累階段的基本氣質，所以它是一個行業又似江湖。
在中國拍賣業形成的最初十年，不僅培養了很多拍賣人，而且使董國強、趙旭等一批行家深入了解拍賣行業，他們將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開創嶄新的拍賣時代，將拍賣江湖演繹得繪聲繪色。
風雲突變的2005年
從1993年到2003年這10年，中國拍賣業雖然一些經營不善的公司陸續退出一線競爭行列，但總體來說，江湖一直都風平浪靜。
行情的變換，加速了拍賣江湖的涌動。
2003年，“非典”席捲全國。為控制疫情擴散，上半年國內的所有聚眾活動全部被迫停止。藝術品買賣也因此沉寂了一個拍賣季。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減弱，藝術品拍賣重新啟動，大家積攢的熱情在那一刻爆發，以書畫板塊為首的藝術品價格開始井噴式增長。
拍賣公司業績開始大幅攀升，這其中滋生了巨大商機。
對中國藝術品行業觀察了十幾年的董國強決定出山開辦拍賣公司，並於2005年10月正式成立北京匡時國際藝術品拍賣公司。而在匡時成立的3個月前，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依靠保利集團的強大品牌和實力，強勢建立。資深藝術品行家趙旭出任執行董事，實際操控保利拍賣的運營；而前一年的12月，位於杭州的西泠印社拍賣公司也依靠“西泠印社”這塊百年品牌而成立，在它之前，原本北京和上海兩地的藝術品拍賣競爭，以北京的完勝而結束。北京依靠廣泛的藝術資源和鑒定人才隊伍等多方面原因，成為中國唯一的文物藝術品交易中心。西泠拍賣在杭州舉起大旗，成為目前唯一依然具有一定競爭力的南方拍賣公司。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成立的北京保利、北京匡時和西泠拍賣的掌控人趙旭、董國強、陸鏡清(2001年曾任杭州榮寶齋負責人)，都是在藝術品市場摸爬滾打十幾年的資深行家，與1993年左右拍賣公司幾乎清一色的國企背景領導者大相徑庭。這些在行業內人脈廣泛、經驗豐富老道的拍賣公司掌門人，在隨後幾年中，領導著他們的公司衝擊了舊有的文物藝術品拍賣格局。
外資拍賣行曲線佈局
2005年，北京永樂國際拍賣公司幾乎和匡時同時成立，但這家公司顯得尤為不同——得到國際拍賣巨頭佳士得的商標授權。2005年永樂舉行第一場拍賣後，“國際拍賣大鱷終於攻陷大陸”的消息不脛而走，掀起了藝術市場的軒然大波。在國內不允許外資拍賣公司在中國內地開辦拍賣業務的情況下，北京永樂的出現，被認為是佳士得在“借殼上市”。
“國際拍賣行搶灘中國”——這在中國拍賣業剛剛有起色的2005年是一個震動整個行業的新聞。永樂舉行第一場拍賣後，中國拍賣協會出面吊銷為永樂舉棰的劉新惠的拍賣師執照，並直接導致永樂2006年春拍取消。但是在經過調查和調整後，永樂拍賣在2006年秋季重新開拍，並且保留了佳士得的商標授權。
在隨後的幾年發展中，事實證明，永樂並沒有因為有佳士得的商標授權而在內地取得太大優勢，佳士得是否是借殼上市也再沒有人談起。永樂拍賣總經理董軍表示：“永樂拍賣是一個獨立的內地拍賣公司，佳士得僅僅對永樂是指導和顧問的關係，就像老師帶徒弟。永樂拍賣也是完全參照佳士得的操作標準要求永樂。”
董國強在建立匡時之初，已經對內地拍賣格局有清醒認識。中國嘉德依靠成立時間早和相對完備的管理已樹立起優質品牌；北京翰海依託國有背景和對市場經濟的適應，也已有穩固地位；新成立的保利也依託在實力雄厚的國企之上；早匡時成立一年的西泠拍賣，也有“西泠印社”的牌子作為號召力。
那麼匡時作為一個新公司靠什麼生存呢？單靠自己的經驗和人脈顯然不夠，自己的公司也不可能去挂靠其他事業單位和企業。
“在當時的情況下，資本實力至關重要，”董國強說。於是他想到了在上海金融行業做得頗為順風順水的劉益謙。
劉益謙號稱“法人股”大王，是上海新理益集團董事長，2010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204位，坐擁50億資產。他在2005年匡時成立之前就在藝術市場上收藏作品十餘年，並在這期間和董國強成為互相信任的朋友。當董國強找劉益謙合夥成立拍賣公司時，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2006年，他還投資開辦了上海道明拍賣公司。
劉益謙對近三年的拍賣市場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和夫人王薇被譽為新一代的“封面王”，凡是拍賣公司拍賣圖錄的封面作品，他們多會拿下。有人稱如果沒有王薇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購藏，中國當代藝術將會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一蹶不振。劉益謙夫婦最近幾年每年都投下10億元左右購買藝術品，這10億元加上它的杠桿作用(有些作品劉益謙和別人競買，雖然沒買到但是也將最終成交價格抬升了很多)，對整個拍賣市場起到了持續發酵的作用。
經過5年發展，至2010年，趙旭領導的北京保利以91.5億元的全年總成交額領跑中國拍賣業，而王雁南領導的中國嘉德優質品牌依然屹立不倒。他們兩家組成目前拍賣行業第一梯隊。溫桂華領導的翰海拍賣依然保持著老牌公司的優勢，董國強領導的匡時依靠專業和業界口碑緊隨其後；陸鏡清領導的西泠印社拍賣在南方獨樹一幟；而北京永樂則依靠佳士得的品牌優勢，業績也在穩定攀升。
陳東升和劉益謙現在依然分別是嘉德和匡時的股東，他們因具有雄厚的資金實力而成為拍賣場上的重要買家。
江湖義氣還是行業利益？
一如趙旭所言：“競爭並不影響友誼”。這些昔日的圈內人都成為各自公司的領導，在競爭局面日濃的今天，他們還保持著一種“江湖義氣”，或者說本身他們就在同一利益共同體中。
董國強說：“不管哪家拍賣行我都會捧場，還會介紹我的朋友去買。”
2011年春季，拍賣市場中出現了一件齊白石巨制《雄鷹圖》，這件作品在中國嘉德以4.255億元人民幣成交，而這件作品的送拍者就是劉益謙。很多人疑惑地問董國強，憑他跟劉益謙的關係，為什麼不讓他把作品放在匡時拍。董國強對《芭莎藝術》說：“首先，我不想讓別人說匡時某場拍賣的成功是靠劉益謙的藏品幫忙；其次也是為劉益謙的個人利益考慮，以他和匡時的利益關係，放在匡時誰敢來買？。不管是哪家拍賣公司拍出高價的作品，我都會為他們高興。”
2009年，中國藝術品早期重要藏家尤倫斯夫婦決定將部分藏品拿出拍賣。這批重量級的作品是各家拍賣公司都夢寐以求的，但得到並非易事。尤倫斯方面提出要在拍前得到高達億元的保證金，這對拍賣公司是有風險的，如果這批作品沒能夠超過保證金的價格拍賣出去，拍賣公司將會拿不到提前預付的保證金。當趙旭面臨這個兩難決定時，他想到找董國強商議，董國強為趙旭四處找尋可能為這批東西買單的藏家，以降低風險，其中就包括他的搭檔劉益謙。最終，尤倫斯的藏品在2009年保利秋拍登場，取得了空前成功，僅其中吳彬《十八應診圖》一件就拍得1.69億元，而出手購買者正是劉益謙。
互相幫助，為私交也為利益。保利2009年秋拍尤倫斯專場的成功，為正處在2008年金融危機籠罩下的藝術市場清除了陰霾，各家拍賣行均在其中受益。在行業的初始階段、在行業遇到危機時，聰明的人會意識到：內部要保持相對團結。
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原因的影響，2011年的藝術市場又開始瀰漫消極情緒。稍早開拍的2011香港蘇富比秋拍成績平平，這加重了人們擔心的情緒。11月16日，董國強在微博上寫道：“藝術品市場進入‘維穩’時期。拍賣公司之間，行家之間要和諧共生，這個時候還給別人打槍的就是自殺。”
江湖不只有義氣，“武林盟主”的爭奪也是暗藏玄機。
從北京保利和北京匡時成立的2005年始，政策的桎梏卸下，中國藝術品拍賣業進入自由競爭時代。在這幾年中，伴隨著中國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藝術品交易中心。2005年至今，除了短暫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外，拍賣公司的業績是一家更比一家高。
江湖成海的困境
藝術分析機構Artprice此前發佈的《2010藝術市場趨勢報告》稱，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規模從全球第三(2007年)，躍升第一位(2010年)僅用了三年時間。此外，中國藝術家的拍賣成績再次鞏固了藝術市場從西方到東方的轉移。
通過中國拍賣市場的運作，不管是中國書畫還是中國當代藝術，不管是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還是張曉剛、周春芽、曾梵志，其作品拍賣屢屢創造“天價”。拍賣額的惡性競爭，讓各家公司疲於奔命。在每一個拍賣季前後，各個拍賣公司都是迎來送往，猶如戰場一般。“每次到台灣徵集作品，為了適應不同客戶的作息，自己幾乎24小時不睡覺，每天見十幾撥的客人。”董國強說。
翰海拍賣公司總經理溫桂華在某個週六早上接受《芭莎藝術》採訪時，臉上有掩飾不住的倦容，她坦言自己已沒有週末和時間的概念，“我是多麼想各個拍賣公司能夠停止拍賣額的競賽，靜下心好好在拍品品質和服務上下功夫。”
但這一切都只是美好的願望。對於一個發展初期的複雜市場，惡性競爭也許才能催生真正的大鱷。
人不會在春風得意時反省人生。公司也一樣。業內人士表示，這幾年的行情根本就不給拍賣公司思考的機會，一遲疑，就會被反超。如果公司拍賣額不在前幾位，就會被認為公司的購買人氣不足，直接影響下一季拍賣的拍品徵集。加上藝術市場的投機泡沫，藝術家、機構參與的炒作，完全改變了行業的競爭環境，從之前的買家市場轉換為賣家市場，拍賣公司有好東西才是硬道理。
陳鬱是目前藝術品拍賣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近幾年拍賣市場中的大買手之一，曾參與多件億元拍品的爭奪，購買作品主要以投資為目的。雖然他跟幾個拍賣公司老闆私交很好，但他說：“我選擇拍賣公司的唯一信條就是有一流的作品。”
2011年10月，中國拍賣行業協會首次發佈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時等業績最好的十家公司納稅總額5.81億元，佔全國文物藝術品拍賣企業納稅總額的72.63%；2010年上千萬元的拍品共408件(套)，其中超過三分之二都集中產生在北京保利、中國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時等幾家企業的拍賣會上。
表面的風光，並不能掩蓋背後的問題。在此次統計的408件上千萬元成交拍品中，截止2011年4月31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結算，結算率只有58.09%，其餘171件尚未完全結算或未結算，涉及成交額55.55億元。
付款難成為一大問題，這也讓拍賣行淪落為求買、求賣、求付款的“三求”公司。
雖然拍賣條約上明白寫著：在競買生效兩周或者一個月內必須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是拖欠拍賣款成為拍賣公司最頭疼的事情，為了不得罪客戶，一般拍賣行都會採取忍氣吞聲。
董國強說：“拍賣做了六年，賺的都是數，看不到錢。把拍賣行關掉，然後把所有欠款都追回來，那才知道真正賺了多少錢。”
從江湖到行業
不健康的發展，讓中國拍賣業始終處於江湖式的金錢遊戲中。而要讓遊戲繼續玩下去的壓力，則轉嫁到各個拍賣公司掌舵人手上。董國強、趙旭、王雁南……這幾個名字，直接決定了這個行業的走向、營業數字、甚至行業生死。
這種資源與權力的高度集中，讓中國拍賣業像是江湖地位的分割，各自守著一塊寶地，小有紛爭卻相安無事，整個行業的發展卻因此變得更功利、粗放、短視。董國強對此的分析是：“有些客戶十多年的朋友，他基於對我個人的認可與匡時有業務來往，他們已經習慣了只和我打交道，派其他人去都不好使。我這個老闆是全公司最累的人。”北京保利執行董事趙旭更是從拍品徵集、宣傳、銷售、催款統統一把抓，雖然他手下有幾十號人，但公司大事小情幾乎都必須由他處理，或者經過批准。
“大家都提醒我，不要像秦公一樣，過早消耗生命。”董國強說。“秦公57歲就去世，儘管他在世時帶領翰海勇奪全國第一，但是生命的短暫，再輝煌也不值。
在公司和行業初創時期，領袖的作用無疑是成長的原動力。然而，“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公司的品牌會成為主導因素，而不是個人。”永樂拍賣總經理董軍說，不過他同時承認：“把正規化和本土的靈活度結合在一起的拍賣行會吸引到更多客戶。”而拍賣公司品牌的建設任重道遠，中國特色的操作方式依然具有現實作用。
儘管代表中國拍賣行業聲音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公報》最後認為，“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的主流企業運行正常，社會反映良好”。但事實上仍有一些公司存在著 “濫收費”、“知假拍假”、“假拍”等不誠信行為。有些甚至成為“藝術品身價炒作”的工具。行業的整體社會形象並不令人滿意。
20年前，拍賣企業少，參與者少，關注者少；而今天情景完全相反，局面複雜；20年前，中國拍賣業在政策夾縫中自發成長；今天它面對開放的經濟大潮，一發不可收。但隨著2011年中國火爆的拍賣行情略有降溫，一些拍賣企業通過上市、資產重組等方式尋求變革，以及江湖重要人物的離開，中國拍賣江湖會開始新的一頁嗎……
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