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行政院長”陳衝一上任就提出富民經濟，強調經濟轉型與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性。新人新政，目標喊得響亮而遠大，或有人視為華麗的旗幟，或有人論為空泛的口號，但稍加探究，其間實存有清楚的政策邏輯，值得細細推敲。這是陳衝的行事風格之一，不直跳結論，但政策已依邏輯鋪展開來。

　　富民經濟、經濟轉型、縮小貧富差距三者間，要怎麼連結？先從貧富差距談起，且須厘清“所得差距”與“貧富差距”的不同。由於臺當局掌握的個人所得，集中于島內的薪資與股息所得，目前公佈的所得差距也是由此而來，因而觀察的所得差距僅是“部分”及“當期”的現象，真正的貧富差距應是針對家戶的“全部各種所得”，並且觀察“長期累積”的幅度，稅制因而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

　　目前島內稅制是臺當局課不到海外所得、土地增值稅以公告現值課徵，並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還存在各式避稅管道。富有家戶群有非常多這類課不到稅、免稅或減稅的收入，底層家戶群則很少，因而統計的所得差距絕對低於貧富差距，且受薪階級的收入多數須課稅，而富有階層卻有不少免稅，形成不公平。因此，臺當局雖提出最低稅負、奢侈稅等，但其修正效果有限。

　　然而，貧富差距卻是造成島內民眾對經濟成長無感的主因。從絕對觀點論之，多數人民的長期實質所得未提升，都會區房價又因稅負優惠與低利率而飆漲，讓人民買房負擔沉重，加上扶養小孩支出大，人民感覺富不起來。從相對剝奪感論之，許多人投資房地產賺取優渥報酬，甚至暴利，但也不用繳很多稅，還炒高房價讓大家買不起房子；同樣的，股市發展主要的獲利者是上市公司創業者、主管與少數精明的投資人，但其股市獲利不用繳稅。

　　但問題的源頭仍在於民眾的長期實質所得未提升。這是眾多因素使然，但臺當局未隨全球經濟變化，適時修正與執行有效的產業發展政策必是主因之一。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經濟結構因內需市場較小，無法支撐較大幅度的成長，偏重立即見效的出口產業與減稅扶植政策，雖短期護持了經濟成長，但產業附加價值未有提高、毛利率則不斷降低，還形成臺商從工廠外移，到上下游、產業核心的外遷，整體發展模式讓台灣似乎成了計帳與籌資單位，而臺當局高喊的營運中心卻日漸模糊。

　　過去我們引以為傲的高科技新興工業化的台灣，變成“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變異體，造成眾多臺商、臺幹移居海外而隨之置產、投資與擴大消費。雖然這些“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成果有反映在島內經濟成長與公司業績，但因在台灣沒有相應的投資與消費，也造成臺當局統計與民眾感受間的落差。因此，當臺當局頻頻宣揚經濟成長政績時，民眾的感受是“喝到湯、未吃到肉”，而當台灣遭受國際經濟衰退與海嘯衝擊時，民眾卻是首當其衝。

　　因此，馬當局要縮小貧富差距的作法，當然要透過經濟轉型以普遍提升薪資階層的所得，而若能以現有資源來達成，也不一定要從稅負制度著手。不過，目前可用資源有限，是否仍要運用土地、股票等資本利得稅，以支援會直接在台灣投資與引發消費的產業，就存有討論空間。因此，縮減貧富差距必然要面對資本利得問題，但不代表要全面恢復資本利得稅，能促進台灣人民實質所得與就業水準的資本利得稅，如果仍須部分減徵、緩徵或免征，新閣就應以清楚的論述說服社會。陳衝在上任記者會時說，未來稅制改革，像是任何租稅優惠，一定要以創造就業為重要標準，正是他試圖在富民經濟、經濟轉型與縮小貧富差距間安排的路徑，但能不能成功，就要看新“內閣”的執行力了。(經濟日報) 

責任編輯：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