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商 經濟時評
新中國民營經濟的隱秘源起
華夏經緯網   2018-11-28 1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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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和毛澤東在主席的書房見面了。在現實主義的指引下,兩位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各懷心思地坐到了一起。言談間不乏詼諧幽默,只在雲霧繚繞之中,風雷隱現。

  一開始,尼克松恭維:“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回答道:“我沒有能力改變整個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這是一個頗為感傷但意味深長的回答。儘管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中毛澤東仍舊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巨人,但是他身體的虛弱已經是“顯而易見”,時刻離不開身邊的護士。會議結束時,尼克松看破不說破,還在寬慰毛氣色不錯,不過毛澤東聳聳肩,回答道:“表面現象都是騙人的。”

  這是領袖的最大的心病,他的後半生就在和欺騙作鬥爭。革命成功之後,他最擔心的便是身邊的“赫魯曉夫”會顛覆他的政治遺產。即使在和他最大的意識形態對手和解之後,他也未曾放棄“掃清資本主義”的鬥爭,復出整頓經濟的鄧小平也再次下臺。

  但歷史是反諷的,章奇和劉明興兩位學者在《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觀察到:正是一輪又一輪意圖消滅的私有制的政治風暴,分裂了嚴密的官僚體系,鬆動了國家對於基層組織的控制能力,讓企業家精神在此發芽;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最高潮,紅色風暴席捲全國之時,各地革命鬥爭如火如荼之際,在某些地方基層私有制得到了空前發展,為改革開放之後,民營經濟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這本書可能是近年最具啟發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它完全顛覆人們對於中國治理的想像,共和國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看似斷裂的歷史終於能夠合二為一,特別是對於中國企業家的終極三問,“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都可以在這本書中得到啟發。一定程度上,本文也是對章、劉兩位學者的觀察總結的簡化、故事化和延展。

  1

  2004年秋,在無錫參觀梅園的王石第一次聽說了榮氏兄弟的故事,非常感慨。在龍井山下的浙江賓館,問了吳曉波一個問題:

  “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麼,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繼承的?”

  吳曉波一時語塞。在普遍的歷史敘事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歷經三大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私營經濟和企業家作為階層被集體消滅;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民營經濟如雨後春筍一般崛起,10年之後的1988年,民營經濟在營業收入和就業上就已經佔據半壁江山。

  但這種時間邏輯暗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是存在歷史斷層的,憑空消失,憑空出現。

  不過,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言:

  “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堶鴔@很少,複製品很多。”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章琦和劉明興提出一種天才的洞見:中國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精神並不是無根之木,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是鐵板一塊,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基層官僚和群眾達成特殊的同盟對抗政治風暴,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地方性的產權保護。

  在浙江,強勢南下幹部和弱勢的遊擊隊幹部的不同的政治生存和競爭策略,為私營經濟提供了土壤。

  1949年之後,浙江的權力格局,是由隨野戰軍南下的幹部以及在本地遊擊幹部組成。三大戰役之後,所有人都知道國民政府敗局已定。浙江的遊擊隊趁機發展壯大,甚至出現了北方絕沒有出現的、由遊擊隊解放城市的壯舉。

  比如溫州,1949年5月6日,溫州遊擊隊策動國軍起義,遊擊隊幹部就接管了溫州城。當南下幹部來到時溫州時,發現並沒職位空缺,只能移師麗水縣。但是,不足一月,組織就做出了安排,遊擊幹部讓位,500多位南下幹部就接手了溫州的主要職位。

  長期以來,浙江遊擊隊和中央隔離,而南下隨軍幹部則更為強勢,所以遊擊隊幹部在權力格局中就處於一個相對邊緣的狀態。但是,由於他們的革命成就和本地關係,所以在執行政策的基層部門存在感更強。

  非常明顯,南下幹部和遊擊幹部的權力基礎是不同。南下幹部的權力合法性來自於上級的授予,所以更傾向於無條件執行上級的命令,而遊擊幹部缺乏上級的支援,只能夠向下尋求當地群眾的支援。

  這種國家意志層面的政治動員,不僅是按照意識形態改造社會的政治運動,也是體制內權力精英動員自身資源進行競爭的角鬥場,官員們必須向上級證明自己的忠誠,向下層展示自己的權威,並且趁機削弱競爭者。所以,他們必鬚根據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採取不同的策略。

  在建國之初的土改運動中,南下幹部就積極執行上層的左傾路線,並且批評遊擊隊幹部執行政策不積極,犯了“和平土改”的錯誤,遊擊幹部更是進一步的遭到打壓,一些被調離職位,甚至有幹部自殺。此時,一些遊擊幹部向上申訴,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正是由於在權力格局中的孤立無援,遊擊幹部就拋棄了走上層路線的幻想,開始走群眾路線。有意思的是,雖然說他們是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但卻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當他們意識到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其實是體制外的基礎群眾時,他們其實更願意消極執行,甚至暗中抵制一些“左”傾的政策。

  “這就等於在當時看起來嚴密的政治和社會控制中撕開了一條縫,使得那些不被正統意識形態認可的異端經濟形態的存在成為可能。”

  1952年,馬林科夫在蘇聯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宣佈,依靠農業集體化,小麥比1940年增產48%,糧食問題已經“順利地解決了,永遠地解決了”,受此鼓舞,中國也開始行動。

  1953年,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換而言之,就是要在城市中推行國有化,在農村推行集體化。

  城市堛漯懋|主義工商業改造異常順利,但在中共起家的農村,集體化卻是一波三折。

  農業集體化很大程度上是和統購統銷聯繫在一起的,本質也是為了建設重工業對農民收取剪刀差,所以農民有抵觸情緒。主管此事的陳雲說:

  “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夥。”

  儘管農業集體化名義上是以“自願”“互利”為原則展開的,但是這成了地方能人施展手段媚上,積累政治資本的舞臺。

  1953年秋,大寨為了推行農業社,分了農業社和互助組兩隊,由於管理得當,陳永貴所在的農業社畝產240斤,遠超互助組180斤,於是開大會給農業社唱讚歌。但是會上遭到了一個單幹鐵匠的反對:“你農業畝產240就大驚小怪,我這個單幹戶土地不如你,我一畝地產它300斤,也覺得沒啥。”

  當時陳永貴被噎住了,不過很快就想出辦法,動用了統購統銷來打擊刺頭:

  “國家要我們賣四萬二千斤糧食,限半個月交到縣堣J庫,咱們正想按照這個產量分下去,這回還不超額完成,你報三百,咱就按這個三百給你派吧。”

  當時,農民賣給國家的糧食價格要低市場價17.9元。農民自然不願意。鐵匠立刻服軟左右開弓自扇嘴巴。陳永貴當年超額上繳三千斤糧食,達到四萬五千斤,第二年,一些家庭果然青黃不接。

  但政治動員的力量是驚人的。1956年夏天,91.7%的農民加入了合作社,其中62%加入了高級社;年底,96.3%的農民加入了合作社,其中87.8%加入了高級社。但當時有黨外人事提出“三九“的評價,90%的農民非自願,90%的合作社產量更低,90%的農民生活條件惡化。

  1956年的秋天,全國各地就開始出現“鬧退社”的現象,最亮眼的就是浙江。

  浙江的永嘉縣公開提出“包產到戶”“責任制”,有人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承包制,將推行相關政策的幹部視為孤膽英雄。其實未必,除了浙江,四川、廣東、河南、雲南等許多地區都發生“包產到戶”,所以這很可能是一個全國現象,只是不存在紙面和官方文件上罷了。

  但浙江永嘉縣有其特殊之處,包產製作為一種正式的官方制度,它存在了10個月之久。在中央定性之後,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地下制度,它在永嘉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生命力極其頑強。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佈文章《生產組和社員都應該包工包產》,打算在農業集體化上卡口子,這是根據鄧子恢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永嘉縣根據這項文件精神開始實行包產制,產量提高40%,但是這個風向開始變化,10月10日,《人民日報》發文《包產不可到生產小組》,但是永嘉縣不退反進,還是公開在機關報上宣講包產到戶的好處。1957年2月,被人告上中央,高層一錘定音。7月9日,當領袖上海公開發佈反擊“資產階級的倡狂進攻”之後,永嘉的包產到戶再被叫停。不僅是參與的幹部,戴潔天,李雲河和李桂茂三人,遭到免職和參加勞改,更有10名農民被抓,高層態度非常堅決。21年之後,他們才獲得了平反。

  但是諷刺的是,根據永嘉官方記載,在1957年之後,“包產到戶”不僅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1959年,官方就承認已經“死灰複燃”,1962年,176個生產隊採用了包產到戶。1967年,在全國掀起農業學大寨之時,遊擊隊的幹部也是敷衍了事。1968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5438個,涵蓋77.3%的農戶,1976年,6000多個生產隊,80%的農戶已經採用了“包產到戶”。

  其實,大規模的“鬧退社”和”包產到戶”主要都是發生在曾經的遊擊縣;在非遊擊地區,即使是在大躍進時期,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短缺已經非常明顯時,幹部仍然嚴厲禁止包產到戶,導致了大規模的外逃。

  遊擊幹部對於基層群眾的庇護在大躍進時期表現更為明顯。當大多數南下幹部都在媚上爭寵時,遊擊幹部則是更傾向於照顧群眾利益,特別是在大躍進的後期;溫州樂清縣柳市鎮的幹部就沒有按照上級的指示徵糧,而是給群眾留下了足夠的口糧,1960年,當中央作出可以保留一定的自留地之後,當地幹部迅速將其公佈,而溫州地委是在1961年8月才正式批准農民擁有自留地。在蕭山縣,部分幹部不僅會默許黑市交易,甚至會在糧食增產時,還減少上報,從而給農民留下更多糧食。

  遊擊幹部的策略很快得到了回報,在“大躍進”失敗之後,1963年,中央發動了所謂的“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將權力週邊的基層幹部列為批判對象,鼓勵群眾揭發他們在大躍進時期犯下的錯誤。

  在文革中叱吒風雲的王洪文就曾因為不注重群眾關係,在“四清運動”中吃了大虧。當時的王洪文不過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第二紡織工廠的治保委員,最大的夢想不過是科長。雖然只是個科員,但是大小是個幹部,加上平時為人也差,也就成了批判對象。

  有人向工作組舉報,王洪文平時一貫小偷小摸,例如撿外賓剩下抽剩下的高級香煙,偷廠堛熄嬤F,水泥、彈簧鎖和公家的木料給自己家裝修,就連身上襯衣都是偷廠奡皏為答滿A更有人要當場將王洪文的襯衣扒下來……

  從公家順點東西,其實是當時的常態,只不過王洪文群眾關係太差,所以成為批判對象,自此科長夢碎。

  這時候,遊擊幹部的群眾路線顯現回報。群眾也庇護了頂住左傾壓力的幹部。比如在樂清的柳市鎮,上級的工作組用了三個月時間,也沒能鼓動群眾揭發、批判當地的基層幹部。

  在四清運動中,遊擊幹部和地方群眾都清楚了明白了自己在體制內生存的最佳策略,就是結成利益共同體,對抗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

  在博弈論的視角中,合作的前提,是發出明確的合作信號,把看似常識的資訊,變成共有知識,這樣人才能達成合作,這也是皇帝的新裝故事中孩子勇氣的價值。不過,有時候,即使不能溝通,但通過具體的行為,也可以傳奇清晰的合作信號,言勝於行。

  經歷過大躍進和四清運動的考驗,雙方很快了解了對方的需求,開始了默契的合作。“四清運動”之後,浙江遊擊地區迅速地冒出了很多地下黑市。

  “東陽縣于1964年末開始形成棉花自由市場,其籽棉日交易量一度高達1.4萬斤。另一個棉花黑市落在義烏縣。僅在該縣的佛堂、蒲陽兩個集鎮,每天上市棉花3000多斤。在黃岩縣新橋區,從事土紡土織的有6000多戶,佔總戶數的30%以上……1964年8月,該區市場以已上市96萬尺,土紗6.2萬斤。”

  “在蕭山縣,從1963年開始,就出現大量的票證交易。僅樂清一縣,就存在數個地下黑市,新街區的票證市場、孝順區的木材市場、大橋頭區的糧食市場,以及街頭旅館錢的土紗土布市場……還有人從事大規模的土麻袋販賣活動,生意覆蓋很廣,外銷到山東、湖北和內蒙,從事販賣的一些大戶日獲利都在千元以上。”

  這樣看來,所謂萬元戶的概念的出現可能比我們想像中要早得多。不過,儘管遊擊幹部和基層群眾達成非正式的攻守同盟,但是由於遊擊幹部在權力格局中還是處於邊緣化的地位,能對地方群眾提供的產權保護是極為有限的。

  但是,緊接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為他們提供了新的機會,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浙江省遊擊地區的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轉折——非公有制經濟超過公有制經濟。

 

責任編輯: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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