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斷絕與台灣“外交關係”的1979年，台灣當局領導人蔣經國鼓吹“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以不成熟的科技能力及工業基礎，全力發展自主的軍火工業，歷經多年敲打終“有所成就”。1989年開始，台灣自行研製的IDF戰鬥機、“天弓”、“天劍”、“雄風”系列導彈逐步部署，臺軍也隨之開始了以“二代換裝”為核心的“精實案”整軍步伐。

　　台灣工程師跳槽南韓

　　1979年美國卡特總統禁止售臺F-20及F-16/J79戰鬥機，台灣“航空工業發展中心”(AIDC，現為漢翔航空工業公司)開始自行研製著名的IDF“經國”號雙發超音速戰鬥機。當第一架IDF戰鬥機于1988年12月10日上天時，引起了美國的緊張。IDF的研發成功，“迫使”當時的布希總統于1992年8月在得克薩斯州競選時宣佈出售150架F-16戰鬥機給台灣。

　　這筆讓臺軍長官們高興的軍售，卻讓原計劃生產250架的IDF戰鬥機在“國防預算”被瓜分的情況下縮水至130架。在IDF“經國”號戰機停產後，漢翔公司每年減少150到180億元新台幣的收入，公司靠製造美國客機尾翼、軌道設施、醫療器材等零敲碎打的生意苦撐。偏偏又遇上國際航空業不景氣，國際加工訂單銳減，漢翔公司連年出現虧損。

　　漢翔公司在頂峰時期員工超過4500人，2000年漢翔公司開始進行改制，裁撤及提前退休人數約1000人。與此同時，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則積極發展T-50“金鷹”先進教練/攻擊機，但缺乏有經驗的研發人員，於是看上這批被台灣政客遺棄的航空人才，花重金把從事IDF項目研發的台灣工程師請往南韓開拓“第二春”。

    歷史重演，自製戰車再遭打壓

　　IDF的結局似乎已經成為眾多台灣自主研發軍火項目的“宿命”。漢翔公司的遭遇今天可能又要在研製戰車的台灣“兵整中心”重演。

　　1985年，“兵整中心”派遣15名軍官秘密前往愛爾蘭“取經”，學習研發輪式裝甲車 的技術。1992年，“兵整中心”研製成功兩輛CM31輪式裝甲車，並與法國VAB、奧地利“遊騎兵”等著名的6輪裝甲車一同參加台灣陸軍戰術性能評比。台灣陸軍考慮到6輪裝甲車戰術需求有限，遂暫停採購，一直到2001年陸軍又重新啟動研製8輪裝甲車的“雲豹”項目，讓“兵整中心”研發CM32。該車于2005年1月11日正式亮相，以向世人證實“台灣有能力製造出一流的8輪裝甲車”。

　　CM32研發成功的新聞公佈後，美國軍火廠商十分緊張。因為高科技的潛艇、“愛國者”PAC-3防空導彈、P-3反潛機等武器的主要零件都有出口管制，老美算準台灣方面搞不出來，也就吃定了台灣。但是裝甲車零件沒有出口管制，一旦台灣研發成功，自行大量生產後，再裝上台灣已研製成功的車載機槍、機炮、榴彈發射器、炮塔等設備，會如同台灣生產的PDA手機、筆記本電腦一般，在國際軍火市場上“打出一片天”。

　　美國軍火商根本不希望台灣製造出具有“國際水準”的8輪裝甲車，所以趁台灣自製的8輪裝甲車正在進行作戰測試、準備量產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便跑到台灣搶訂單，拉攏一些人士作說客，打通關節，試圖徹底摧毀台灣已經有20年基礎的裝甲車製造業。台灣當局也有多位高官表示，樂見“友邦戰車加盟‘國軍’”。更有甚者，台灣多家新聞媒體報道稱，民進黨當局正拿“兵整中心”的8輪裝甲車為籌碼與美國作“地下買賣”，用訂單為誘餌，鼓動美國擴大軍火出口，以達到政治目的。

　　台灣軍火，能外購絕不自製

　　分析近年來台灣當局公佈的所謂“國防報告書”可見，台灣的軍火採購政策顯然是以外購為主。1991到2000年，台灣每年的“國防總預算”為2700億元新台幣左右。此外，從美國購買F-16、從法國購買“幻影”2000-5戰鬥機的採購款(合計3172.6億元新台幣)則編列特別預算。外購武器金額佔到武器採購支出的82.2%，而內購僅佔17.8%。

　　在台灣“立法委員”的歷次質詢中，台灣軍方也說得很明白。1994年1月12日，臺灣“國防部”發言人談到臺軍武器獲得政策是：“凡能夠以合理價格外購獲得，便以外購為主！”但對什麼叫做“合理價格”卻沒有說明。這項質詢是當時“立法委員”在1993年底的“漢光-11號”演習中台灣自製的11種導彈發發命中的背景下作出的，在11發皆中的滿分下，台灣的軍購政策依然是以外購為主。

　　當年3月26日，“立法委員”謝啟大再次就購武政策向時任“國防部長”唐飛質詢，唐飛的回答更乾脆，由“外購為主”更明確到“外購”，表示台灣的武器只要有外購渠道，就盡可能外購，連早先“合理價格”的比較都免了。台灣當局和軍方官員以能夠外購而沾沾自喜，“外購”已根深蒂固地烙在他們的心中，無怪乎台灣軍火的外購比率會高達82.2%。

來源：世界新聞報  特約軍事觀察員 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