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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以戰止戰
圖片來源：中評網
台灣政治一向有衝突、有混戰，卻少有協商與互信，更欠缺依法論事，就法談判來解決問題的空間。這樣的文化造就了陳水扁的“衝突－妥協－進步”的特殊政治風格。這種模式，說穿了，就是看準各類“巧門”，率先放出試探的氣球，看氣球怎麼飄，再做出立即的反應，搶下短線的利益。
除非，苗頭不對了，才會緊急撤退，控制傷害程度。
如果，風向一直“順風”，當然順勢“切香腸”，步步進逼。
這種風格，正是近些年來台灣的政治文化寫照。台灣長期以來的威權政治習慣更是溫床，誰拿下“中央”行政權，就躊躇滿志想要暢快行使權力，不管是否合於法令，或是否逾越了“中央”行政權的合理界線？
再加上“中央”與地方長期的失衡，“中央”既集權又集錢，雖然有七成的民眾是在泛藍的縣市長執政之下，雖然泛藍掌握了十六席的地方自治權。但面對著拿下“中央”行政權的執政者，永遠都唯唯諾諾，不敢唱反調的地方政府逐漸忘了“憲政”體系下的“中央／地方”的分權基本原則。“中央行政”因而獨大，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在“中央”，“國會”面對“行政獨裁”無可奈何，地方面對“中央”的“行政悍霸”，也祇能逆來順受。
這樣的局面，在最近的“中正紀念堂／民主紀念館”事件中，有了新的局面，在陳水扁與“教育部”連手“切香腸”下，步步進逼中，卻碰到了台北市長郝龍斌運用“地方自治”和“地方制度法”當武器反擊。
這將是未來台灣的“中央”與地方互動的新模式開端嗎？未來，泛藍縣市長會不會起而效尤？扁當局要怎樣面對？《新新聞》專訪了郝龍斌：
“中央”與地方 要靠互信才能結合
問：從處理這次中正紀念堂事件的經驗裏，你認為“中央”和地方該怎麼分權？
答：“中央”和地方完全要靠法律來規範，其實是很難的，有些地方它並不是那麼清楚。甚至每個人對於法律的見解也都不同。雙方要有一個體悟：“中央”的政令要靠地方來執行，地方的事務要靠“中央”的補助或協助，合則兩利。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互信”。互信夠才能合。
問：這些年，台灣政治就是藍綠的關係，雙方恐怕無法互信？
答：這雖是政黨的問題，也有個人的問題。大家會以為這次我跟“中央”對立得很厲害，可是，我跟“中央”也合力把好幾年的勞健保問題解決了。
問：這次事件會不會影響你跟“中央”之間的“合”？
答：會有影響！可是，是不是台北市政府以後就不能跟“行政院”合作？倒未必。尤其是現在剛換了“行政院長”。當然，我想和“教育部”合作就難了，他們現在很多事情在杯葛台北市政府，該我們的也不給。
問：在當前“中央”集權甚至集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通常是低調再低調，這次你跳出來對幹，有評估後果嗎？
答：不是評估什麼後果的問題。就是“教育部”完全不管台北市政府的管轄權，“中央”不尊重地方。欸，你要拆圍墻，你施工要用的所有建照、使用執照，你都要先經過我同意，連講都不講一聲，就直接準備要幹了。那個時候我就說這些是台北市政府職掌範圍。“教育部”就毛了，毛了就開始來搞這些東西。
其實改名這個東西是“中央”的事，對台北市而言就祇有捷運和公車站要不要跟著改而已。不管是我們自己認為該不該改，我們從來沒有講過話。結果他現在又要挂布幔，又要“違法”施工，又要在那裏釘釘子。其實這是很明顯地“中央”不依照“法律”程式做事情。你不能騙地方，逼得我們非執法不可。
靠“法律”規範 更要遵守民主規則
問：你覺得你和“中央”的互動關係，能祇靠“法律”來規範嗎？
答：當然不可以啊。“中央”和地方之間應本于一個互信來做事情。
問：但愈到選舉戰略螺旋會愈升愈高，市府難道要全面備戰嗎？
答：我相信“中央”不會這麼做。我要提醒：這邊是台北市喔。假如“中央”部會要來弄，兩受其害。一個政治人物，如果他心裏沒有想到要減少衝突和對立，我覺得這個人根本不夠格當政治人物。如果你為了選舉考量去做這些事情，那是非常悲哀的。
問：可是這種悲哀是存在的事實，也不會因為中正紀念堂而解決？
答：我覺得，真的不要低估台北市市民的水準。你以為台北市民看不懂嗎？台北市民是非常理智、非常聰明，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問：這是七年來，首次泛藍地方行政“首長”表現這樣明確的態度。為什麼過去沒有？會是其他縣市未來可從中學習的模式嗎？
答：我不覺得中正紀念堂這件事情是可以學習的模式。可是我覺得台灣既然是民主法治，就要按照民主的規則來走。在互信的前提下依法論法。
問：“中央”學“法律”的很多啊。如果大家要玩“法”，玩不完的，不是嗎？
答：如果真正你要這樣來的話，我們會受傷，“中央”也會受傷。但“中央”祇剩最後一年，陳水扁說一年要當四年、要當八年用，這樣玩，就搞鬥爭就好了，根本什麼也不要做。
問：但是拉高衝突才能凝聚彼此的危機感，不是嗎？
答：台灣選民沒有像政治人物這麼容易被刺激。這中間就是我們常講的藍綠板塊。不管是深綠的、深藍的也好，他們不管你怎麼做都支援你，可是有很多人不是這樣的。一對一的選舉，要靠什麼？靠這個(比手勢指中間選民)！對抗，怎麼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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