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曾榮登中國女首富的張茵特立獨行地首倡降稅：降低富人稅負，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富人叫稅痛大抵是有資格的，人家的收入所站立的累進稅制臺階就是高，而中低收入者叫稅痛，卻有伸長脖子進套索——自高身價找不痛快之嫌。“兩會”剛過，稅痛卻由高及低，分紅、降稅、退稅的聲音從各個角落響起，社會傳染“富貴病”，當真普羅大眾已經不叫痛就不顯富？

　　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4.66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65.5%，年均增長10.6%；全國財政收入達到5.13萬億元，增長1.71倍。經濟學家茅于軾說：“連年來我國稅收增長率高出GDP增長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稅收增長超過GDP增長兩倍，稅收佔GDP的比例不斷上升。”與之相對應，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近30年來，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這一比重雖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間。去年3、4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連續觸及或突破3%大關，接近溫和通脹的標準，5、6、7月CPI增幅持續走高，到8月份以6.5%創下11年來記錄，此後漲幅連續5個月超過6%，今年1月，CPI增幅達7.1%，並且與2月的增幅連續創下1997年以來的月度新高。

　　去年5月，福布斯公佈其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排名全球第3，稅負痛苦指數是152，當時引起非議一片。畢竟物價上漲剛探出苗頭，痛感不甚強烈，也沒普遍地蔓延，如今爭議仍可存之以待日後，但痛感卻一如預言。中國的稅收，最終由消費決定，多消費就多納稅，不消費就不納稅，中國的稅負歸宿，歸根到底，由消費者承擔。如此來看，在個體絕對值上，富人比窮人納稅多，就整體消費而言，由中低收入者消費所產生的稅收佔財源之大流，放之於稅負的痛感，富人在喊痛的時候，窮人就是痛得有氣無力了——不能吶喊，就只能承受。

　　中低收入者的消費，並不能縮減，比如衣食住行。去年的物價上漲，以前年秋天的糧油價格異動為發軔，當年11至12月間，國內食用油價格一個月內就上漲了20%，麵粉價格漲幅也超過了10%。如此觀察，說大多數中低收入者在飯桌上為通脹買單並不為過，在資本收益過分壓低勞動報酬的年代，CPI的增幅再吞噬大多數人的稅後收入，確實有如溫家寶總理所說：“其實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

　　稅收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當通脹正在改變收入分配之時，國家徵稅理應有政治禁忌。除了財政再分配向中小企業振興、公共事業、低收入群體生活補貼、地方財政補貼等方面傾斜外，亦應考慮中小企業的減稅、退稅，並不能總是向中石化這樣的壟斷巨頭提供鉅額財政補助，同時應完善個人所得稅徵收與退稅環節，並在社會收入結構中整體考慮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更為根本性的，是提高個人所得稅在國家整體稅收中的比例，而降低其他與消費有關的稅收比例，並對財產性收入嚴格課稅，以改變國家整體稅收中“窮人稅負比富人高”的現狀。

　　“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它的前提是透明地向人民徵稅，並在制度設計時從徵稅的財源開始即保證公平正義。作者：曉宇

來源：紅網-瀟湘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