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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開的深圳市政協四屆四次會議上，市政協委員楊立勳提出《關於組建深圳市城管警察的建議》的提案。據了解，深圳市城管局也正有此意，正起草相關報告將報給市政府決策。(《南方都市報》4月9日)
眾所週知，輿論對城管的非議由來已久，口水戰此起彼伏，不絕余耳。客觀而言，城管固然咎由自取、罵有應得，但一種負責任的、健康的輿論生態也不能僅僅止于聲討——謾罵指責是最容易的，卻也是最無益的，關鍵問題是在大張撻伐之後，我們必須探詢並塑造一套堅定有力的遊戲規則，從制度上保證城管被馴服。在我看裏，楊立勳委員提出的《關於組建深圳市城管警察的建議》就是這樣一種建設性的思路。
在建設性之外，我更認為，城管的警察化是一種遲到的制度正義。所謂出來混，總要還的。在城管濫權日甚一日的當下，這種試圖為城管謀得一個名分的努力，不過是“先污染，後治理”的另一個版本。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準行政機構，城管制度的誕生與發展，與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如影隨形。城市日漸龐大，既有的行政機構對越來越紛亂的市場秩序、治安管理、城市環境等等方面，愈感捉襟見肘、焦頭濫額。因應這種局面，城管浮出時代的水準面，它們被賦予了綜合執法權，開始深度介入城市管理的細節。
可以說，城管的產生有其歷史必然性。但莫大的遺憾在於，政府在成立這種執法隊伍之時，並沒有給予其一個名正言順的“名分”，單純地把他們當成一種臨時性、過渡性的組織。更令人痛心的是，為城管量身定做定做一個“名分”被長期忽視，致使其在濫權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污名化之後的城管漸漸被當成人民公敵，在城管與公眾之間遍佈幹柴，一點火星就是熊熊大火，如此惡性迴圈、週而复始。
毫無疑問，短期、投機、功利氣質濃厚的城管管理體制正是造成今日“城管之困”的罪魁禍首。在這種體制之下，城管機構，一無法律授權，二無行政約束，三無資金來源，四無準入門檻。眼見聚集在政府麾下的城管隊伍愈發壯大，但他們是誰依然成謎。這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吃飯，獵物正是市場、街道上那些疲於奔命的人們，利益攸關，弱者對弱者的欺淩粉墨登場，溫和、合法的行政執法是奢侈的。
明白了這些，我們就不能不對城管的警察化寄予太多美好的期待。倘若成行，城管首先就有了一個“名分”，有了名分自然會有相關的制度去約束，他們也會慢慢建立起一種職業榮譽感，不再是一群散兵遊勇。其次，他們的薪水會得到制度框架內的保證，執法經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祛除。另外，警察化之後，準入門檻墊高，隊伍素質得以提升，一些惡劣行徑亦可以得到遏制，起碼不會像現在這般倡狂。
從目前情況看，城管警察化是最節約改革成本的一種制度設計，也是在經歷了深重的陣痛之後，來之不易的一種制度正義，唯希望，它能儘快還原為人們的制度福利。
作者：張若漁
來源：中國江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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