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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羅伯森斷言:“文化維度是人類狀況的各種維度中最重要的維度。”
申維辰同志所著《華夏之根——山西歷史文化的三大特色》一書,在充分佔有資料和爬梳牘簡的基礎上,以探尋華夏文明之根為全書的學理機樞與精神統攝而進行湛深精細的煉飾、思辨與推衍,得出一個結論——山西是華夏文明的主題公園、山西是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思想庫、山西是古代東方藝術的博物館。全書通過對大量遺跡、史實、文獻、圖資的抉微發隱、疏疑質證、析精辨蕪,並充分運用最新的考古成果,一層深似一層地紛披並燭見了歷史的本質與中華民族的原生態,即從石器時代,酋邦時代,夏與周的開元拓土,晉國與三晉的刑鑄和變革,秦漢與隋唐的人文大薈萃,十六國、北朝和五代的民族大融合及其在汾疆雁塞之地的壯美亮相與精彩衍移中,有力地證明瞭三晉歷史對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傑出貢獻。
這如同是一次對人類文明隧道的開拓性探測和對中華五千年曆史的訪問。正如李學勤先生在序言中所說:這部書既“展示了華夏文明萌生茁長的歷史過程”,又“反映了華夏文明綿延持續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其中關於“深刻持久的山西變革思潮綿延兩千年”的論述,更是一次新的發現、一種新的觀點。
《華夏之根》的關鍵詞是“華夏”與“根”。“根”對於華夏來說,既有固本之能,又有嗣後之功。正是這開源肇始之根,才使人和人類社會邁開了走向文明的腳步,也才使中華民族得以從漫漫長路與孜孜探求中一步步地輯構著和實現著自己的美好夙願與旖旎理想。山西這個地方,則正是這“根”的主要萌發地和衍生處。這根,竟從18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期一直延宕至今;西侯度、匼河-許家窯-峙峪、柿子灘等400余處新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幾乎遍佈于山西全省。而從皇天后土,炎帝神農、直至堯舜禹,又把主要活動、立業、建都、膺功於山西南部。作為中華人文初祖的黃帝,不僅在這裡祀拜了后土,而且還在這裡戰勝了蚩尤,誠如沈括所言:“解州鹽澤……鹵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當然,這“根”在爾後的綿綿澤延之中還不斷地爆發出許許多多與中華民族興衰際遇緊密相關的蘗點生。如,春秋五霸之首的晉國在山西,戰國七雄中的三雄——韓、趙、魏在山西;秦的隆興圖強的“智庫”幾乎全是山西人,像商鞅、范雎、張儀、韓非、呂不韋等。李斯雖然不是山西人,但卻是山西人荀子教出來的學生。故此,司馬遷有雲:“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晉人也。”
在山西,文明的火炬、思想的韶光的社會變革的腳步聲,都並未滯止于先秦時期。秦之後,居太原19年的劉恒開創了西漢的“文景之治”;北朝時期太原作為政治中心、軍事要塞和經濟重鎮,更是起了執全國之牛耳的重要作用。至於李淵自太原開基之後歷經290年的唐代,就更是以山西為其根基了。在宋代,山西作為防禦侵襲的軍旅前沿,其作用不可低估;而在中國資本主義從萌芽走向隆盛的明清時期,先後綿亙500年的泱泱晉商,更是為中國的發展創下了煌煌業績。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山西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實現變革與發展的思想庫和智慧源,不但在政治、思想、軍事、經濟上創造了赫然鴻跡,而且在文化和藝術上也出現了諸多曠世奇才,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稀世瑰寶。
顯然,《華夏之根》的“根”,不是單向度的,而是一個由多元歷史要素所鑄就的文化與文明的集萃體,其中既有時空理念,又有文明內涵;既有社會淵源,又有思想光焰;既有智慧結晶,又有藝術創構;既有衍進歷程,又有精神果實。這“根”,對於華夏大地來說,就像一枚漸長漸高的種子,一遇陽光雨露,即成妍卉嘉木;而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它則是永遠灼灼不熄的思想之“燧”、精神之“爝”、智慧之“火”、文明之“光”,一有歷史機遇,即襄人文勝舉。我們的前進,我們的發展,我們的榮耀,我們的自勵,質言之都是這“根”的延伸體和創生物,都是這“根”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所實現的萌蘗、聚變與榮生。
《華夏之根》申維辰著中華書局、山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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