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是近來最引人矚目的名詞。百餘年前的光緒朝，也曾有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部制”改革。

　　■1906年：“預備立憲”背景下的精簡機構，取消了一些歷史悠久的部門

　　1906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改革中央部門，其中一項主要內容是合併一些職能重疊的部門，組建大部門。具體做法是：將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併入禮部，將工部併入商部，取名農工商部，將太仆寺併入兵部（兵部改名為陸軍部），將國子監歸入學部。這些被合併的部門歷史相當悠久。

　　太常寺是清代管理祭祀事務的機關，自秦漢以來就存在，但到清代，其職責早被禮部所代替，僅僅負責祭祀中的某些儀式性工作。光祿寺是清代管理宴會的機關，職責與禮部嚴重重合，戊戌變法時曾併入禮部，很快又分出來，這次終於歸併禮部。鴻臚寺是清代專管禮儀的機關，職責也與禮部相重，戊戌變法時曾一度併入禮部，這次是再次並歸。

　　工部是清代管理國家和宮廷工程等方面事務的機關，隸屬工部的還有工部錢法堂（負責貨幣發行）、寶源局（負責鑄錢）和火藥局等機構，這次行政改革，這些機構均被裁撤。

　　太仆寺是清代管理馬政的機關，下轄的左右兩翼馬廠，但負責軍需國用馬匹的主要是兵部和八旗，太仆寺只是供部分皇室所需，為皇帝出巡準備馬匹，實際上已經成了兵部的分支機構。此外，國子監也被取消，國子監的學堂劃入先前成立的學部。

　　其實，1861年1月20日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是一次“大部制”的嘗試。在它成立之前，清廷外交由禮部、理藩院、鴻臚寺等機構辦理，總理衙門將分散于這些部門的外交辦理權加以集中，清政府自此有了專門的外交機構。總理衙門一開始只主管外交、通商、關稅等事務，後逐步擴大到鐵路、開礦、製造槍炮軍火等，成為大部門。光緒戊戌年間，刑部郎中沈瑞林在一份奏折中說：“是則總理衙門之事，固不獨繁于六部，而實兼綜乎六部矣。”（《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添裁機構及官制吏治》）190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稱外務部，依舊“班列六部之前”。

　　■1898年：光緒帝裁撤機構的激進措施，連康有為都感到突然

　　宣佈“預備立憲”之前，清政府先後在1898年、1901年、1903年、1905年進行過小幅度的機構改革，但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權，點滴的改良已經無濟於事。其實，將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併入禮部這類的“大部制”舉措，在1898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就已經頒布了，但一直到了1906年才得以落實。

　　1898年8月30日，因“舊制相沿”，造成國家各級機構重疊，冗員充塞，光緒皇帝詔令裁撤中央的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大理寺等衙門，同時宣佈冗員也要一律“裁撤凈盡”。光緒在這道上諭中嚴正指出，內外諸臣都“不準藉口體制攸關，多方阻隔，並不得以無可再裁，敷衍了事。”光緒還下了死命令，無論是在廷諸臣還是封疆大吏，誰要在這項改革中夾帶私情而“推諉因循，空言搪塞，應當予以重懲，絕不寬貸。”（《德宗實錄》第424卷）

　　光緒的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連康有為都感到有些突然，雖然他也認為這是“變政勇決”的行為。康有為說：“吾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堅持採取較為緩和的新、舊“共處”方針。就是梁啟超也覺得在當時情況下“裁官為最難之舉”（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那光緒皇帝為何要採取這樣的異常措施呢？原來，光緒于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佈實行變法，但到了8月，變法已明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遭遇到很大阻力。一個例子，光緒要整頓吏治，杜絕“吏胥因緣為姦，舞文弄法”，7月29日下詔命令各衙門刪減繁瑣的治事規則，另立新章。結果，各衙門“藉口無例可援，濫引成案”加以抵制（《德宗實錄》第421卷）。

　　因此，光緒想從裁撤、合併閒散機構與冗員入手，向頑固守舊勢力發起攻勢，同時拔除一些守舊官吏的活動據點。據記載，當光緒8月30日諭旨頒出，就使“舊臣抱向隅之泣”（《戊戌變法檔案史料》）。變法以來從未執行過新政一字的廣東巡撫被免職，緊接著，包括禮部尚書懷塔布在內的禮部6名高級官員被光緒解職。

　　■啟示：事先缺乏週密的考慮，事後也沒有可行的補救方案，過於急切造成改革失敗

　　戊戌變法失敗，光緒的“大部制”改革自然也沒有取得成功，其中有值得後人借鑒的教訓。

　　首先是過於急切。有學者統計，“百日維新”的103天，光緒先後發佈有關革新的各種詔令計約180條，平均每天1.7條，最多的9月12日，一天就頒發了11條維新諭旨。光緒的這種舉措體現了其“深觀時變，力圖自強”的急迫心情，但也留下了改革過於倉促的口實。

　　1898年8月30日，裁衙門和汰冗員的上諭下發，這道朱改上諭，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清實錄》中錄有全文。從中可以看出，光緒帝對軍機草擬的諭旨並不滿意，除圈去一些文字外，還有用硃筆添寫的文字。在歷來由臣僚草擬的諭旨中，這是改動文字最多的一道（劉高《北京戊戌變法史》）。其中的一條改動，光緒皇帝嚴定了部門合併的完成日期，硃筆添“限一月內辦竣復奏，似此實力剔除，庶幾庫款漸裕，得以宏拓新規”，對新政急於求成的焦灼心情一望而知。

　　其次是機構改革缺少事前籌劃和事後補救。8月30日光緒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使司、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等衙門，但事先並沒有完成相關職能的移交。9月1日他才指令已裁撤的各衙門的一切事宜，均併入內閣六部分辦，歸併的具體事項，由大學士及六部尚書、侍郎于五日內具奏。但很明顯，五日之內，大學士及六部官員沒有拿出具體可行的方案，於是9月10日，光緒再次諭令大學士和六部尚書、侍郎及各省督撫儘速切實籌議。衙門已經被宣佈廢除了10天，具體的合併方案卻還沒有，由此造成的權力真空無疑很容易給守舊勢力提供把柄。

　　再者是對裁撤下來的官員沒有妥善的安置方案。9月8日，光緒皇帝才下諭旨，指出裁減各員可于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酌設大小官員額缺，將來量才任用。（《清實錄》卷57）不久，政變發生，光緒帝“大部制”的願望化為泡影。裁汰冗員自然是急務，但如果處理不好，也讓那些對變法心存疑慮的人增添更多的反對情緒。這樣一件關系數萬人甚至十幾萬人生計的大事，光緒事先既沒有週密的考慮，事後也沒有及時制訂出可行的補救方案。當時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說：“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顧問康有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九年吃的東西，不顧他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個月內填塞給他吃了，這樣他就暫時被扼殺了。”（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光緒帝“大部制”改革的設想，8年之後才變成現實，而且可以說是慈禧太后主動推行的。其效果如何？辛亥革命的槍聲即將響起，歷史沒有給予檢驗它的機會。（江自流）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