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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一定失敗，而且失敗得非常慘烈，比孫中山還慘。
這個假設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不是因為歷史不容假設的老生常談，而是李鴻章的性格、行為模式和背景決定了的。但這個假設的推論結果，卻能夠顛覆我們所習慣了的關於晚清改革失敗的原因。
李鴻章和隨後出現的孫中山代表了在晚清時代尋找中國出路的兩個極端：一個是在體制內運作，維護祖宗之法，但是漸進改革，以應對“三千餘年之一大變局”；一個是在體制外造反，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暴力鬥爭，誓要在“韃虜”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時代。
但是他們通通都失敗，李鴻章的苦心孤詣在一場又一場的外來侵略中化為泡影，他所經營的帝國事業幾乎無一倖存；而孫中山看似推翻了一個舊有的王朝，開創了新紀元，可惜帝國崩頹之後的中國所面臨的卻是比晚清更加深刻的一場又一場劫難。
這到底是為什麼？或者說，這是歷史學家這100年來爭論不休的題目：為什麼中華帝國在明朝之後沒能延續世界領先的地位，而在挨打之後又沒能像日本那樣開拓新章？
雷頤的《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歷史漩渦裏的重臣與帝國》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書的內容是李鴻章從發跡到去世這40年間的奏折和書信，以及作者的解析。目的是通過李鴻章個人的從政之道和心路歷程，來觀照那個大時代的變動，尋求這些變動的原因。
研究晚清歷史的書汗牛充棟，其中不乏優秀者。不過雷頤的這本書非常有特色。以往的著作涉及大臣的奏折和書信，往往是沒頭沒尾，或是學術味十足，面目可憎。雷頤的解讀卻有始有終，縱橫捭闔，勾連晚清制度、文化和經濟層面，讀起來宛如小說，比那些號稱普及歷史書，不知高明多少倍。
然而，這本書的巨大缺點卻是分析的角度陳舊，譬如“清王朝實在腐朽透頂”之類的言辭俯拾皆是；再例如對於李鴻章為人的分析，無非圓滑、狡黠、騎墻等等，雖然文中也多有為李鴻章辯誣的章節，卻頗有“瑜不掩瑕”的苛責，也並沒有站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為李鴻章設想。更重要的是，在雷頤的分析中，晚清大計之失，仍然是傳統所認定的純粹統治者之失。
從李鴻章的奏折和書信中來分析這個個體，能夠了解他的行為模式，他的能力見識，從而在他個人的遭遇以及整個社會對於他的反應中，可以觀照晚清末季的歷史趨向。他的40年，可以以為官、處世和為人幾點來辨析。
李鴻章為官，可以“既有靈活性，又有原則性”10個字來形容。在40年裏，他所辦的幾件事，可以說都是驚天動地的。剿太平、興海軍、辦洋務、從外交。除了第一項，其餘幾項都為中國開創了新時代政府的業務主線（軍事、經濟、教育、外交）。這些事，在那個時代環境裏，政府要生存，要富強，無一不需辦。但是他在經辦這些事情的時候，朝廷、官員和百姓無不處處、時時與他為難。他通過聯合恭親王、醇親王、慈禧、曾國藩等人，有時候能夠即刻見效，有時候等待合適時機，但終於一一辦下來了，此為靈活性。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並不騎墻，遭到反對馬上搗漿糊，而是堅決、不懈地做了。並且在辦海軍這件事情上，他居然公開在奏折中指責“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此為原則性。
所謂的處世，即辦理外交。這在當時是一個新鮮事務，沒人有經驗。但是李鴻章是一個天才式的人物，在處理外交的時候，他秉承的是我們後來所熟知的“有理、有利和有節”的原則。在對待外國上，李鴻章一早就看出了“天朝秩序”——也就是中國是上國，而其餘是蠻夷這種思想——的崩潰。因此，他在1874年時候就提倡“平等交往”，也就是他國和我國是平等主權國家這個核心觀點，並贊成雙方互派大使這樣的國際交往準則；在談判的時候，他也一早就遵循了談判的基礎是武力威懾的方法，在中法越南戰爭中，鼓勵黑旗軍作戰以便把法國逼到談判桌上，這一招非常奏效，雖然最後結果差強人意，但卻並不是他的過錯。他也是一個卓有遠見的政客，在日本尚未崛起時，他就認定了這是未來中國的心腹大患，但在對待日本的過程中，卻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戰略。在甲午海戰中失敗，應該是一個技術性的結果。
在為人方面，李鴻章同樣可以說是人間翹楚。他拉幫不結派，結黨不營私，政爭不私鬥。他在淮軍中所提拔的一乾人等，其後都被證明是晚清的棟樑之材，比如郭嵩燾、馮桂芬等；他所支援的人包括丁日昌、魏源，所表現的節氣，也有目共睹。這些人，包括劉永福、容閎等，都沒有成為他的政治鬥爭工具，而切實地是國家民族的大材；即便是他有意偏袒的郭嵩燾，在其與劉錫鴻的鬥爭中，他也是站在了正確的一方，並沒有搗漿糊。
李鴻章當然遠遠稱不上什麼聖人，他在做官上有懦弱的一方面，在處世上由畏難的表現，在做人上有鄉願的缺點。但是在晚清四面秋風一茅屋的局面下，他確實是曠世良材。
於是帶我們回到了前面的假設，這樣一個各方面優秀，而且要人有人、要錢有錢的人，為什麼“革命”不能成功？
答案只有兩個字：時代。這個時代的背景，不僅僅是晚清政府的腐朽，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進化程式。
整個西方的進化過程和中國的進化過程，可以用天差地別來形容。簡單地說，這是兩個生態系統。歐洲的整個進化過程和文化形成過程，在地理、政治、文化上都是破碎的，因此，他們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局面，而一直是在弱肉強食的文化叢林裏，發展出他們的進化程式；而中國早熟的政治背後有著亞洲巨島的效應（周邊環山、一面向海），獨自發展出自己的進化程式。歐洲的文化是外向的，而中國的政治是內生的。
這兩套生態系統就猶如一隻虎和一隻獅子，各自在自己的地盤中覓食。如果環境一直不變化，他們各自會進化出不同的物種；但是，現在柵欄打開了（歷史的必然性是一定由歐洲來打開，因為他們外向），於是必有一死。
但為什麼中國的生態系統註定是死的那一方？李鴻章的遭遇充分說明瞭這一點。
李鴻章改革遭遇的阻力，不僅僅是朝廷，而且是他的同僚，他要樹幾根電線桿拉電報，都遭遇無數朝臣的彈劾。還有他的百姓，李鴻章辦理中法外交，百姓恨不生食了他，根本不問緣由。中國人幾千年下來，已經習慣天朝帝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他們的反抗也是三元里、義和團式的，他們能夠接受改朝換代，卻不能接受移風易俗。
這就是殘酷的歷史事實，也就是說，李鴻章無論是個革命者還是個改革者，他的結局都已經註定了的。因為我們進化的DNA已經決定了。
我們後人常感嘆兩件事情：一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像日本那樣改革成功？二是為什麼我們總是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和蔣介石，而沒有伊麗莎白女王、彼得大帝、俾斯麥甚或是明治天皇？
關於第一個問題，日本是一個小國，它的進化歷程從來都是應變式的。中國強大，它學中國；歐洲強大，它學歐洲；美國強大，它學美國。但中國不能，它自有自己的進化慣性。
第二個問題的提出則是不公平的，我們看一看晚清時期的人才名單，實則十分強大，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在官場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曾紀澤等一大批人，在民間有魏源、容閎等等，即便是腐朽的滿清，也有光緒這樣勵精圖治的好皇帝。
問題全在土壤。這個土壤的範圍太廣闊，有我們的歷史進程，我們的哲學，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政治制度……
難道我們是一個落後的民族？進化論似乎是這麼說的。其實，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JayGould）早就說過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早就說明瞭，進化這個詞並不是褒義詞，而是一個中性詞。進化並不代表進步。
另一個假設就是：如果東西方沒有相遇，那麼中國會怎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道路。是好是孬，誰也說不準。
但是明顯的是：我們自己的進化歷程被打破了，那麼，我們該往哪去？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 來源：外灘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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