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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27—約97），字伴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東漢著名的思想家、文學理論家。幼好學，遂萌“巨人之志”。及後博采眾流百家之言。去官後潛心著述。所著《譏俗》、《節義》十二篇，《養性書》十六篇，《政務》等，均不傳。今傳《論衡》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一篇，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文學理論和哲學理論問題。如“天地合氣，成物自生”、“疾虛妄”、“死而精氣滅”等重要觀點。
典籍要介
《論衡》
《論衡》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錄無書。據作者自述，寫信的主旨就是“疾虛妄”、“歸實誠”。內容主要闡明其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範文瀾說，該書“根據實在的事理系統地全面地將所有‘儒書’（主要是指讖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說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為（陰陽五行家各派別的法術），一概予以駁斥”（《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232頁）。其中他對文學方面的卓見遠識，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強調文章的實用價值。反對“空為”、“妄為”，以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主張文學要華實相符，“文具情顯”，即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重獨創，重個性，反對因襲模倣；主張語言要通欲，口語化，反對故作深奧。這些見解是針對西漢後期以來文學上的嚴重弊端而發的，具有進步意義，對後世文學批評也有很大影響。但因其對文學藝術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論點有失偏頗。《論衡》文章的風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有《四部備要》本，《四部叢刊》本。今人盼遂撰《論衡解》和北京大學
歷史系《論衡》註釋小組撰《論衡註釋》便於參考。
自紀（節選）
【題解】
《自紀》為《論衡》的最後一篇。在本文中，王充闡述了寫信《論衡》的宗旨，同時提出其文學創作觀。
【原文】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樸；拔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採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則。《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深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核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佔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佔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讀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意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紛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于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於眾。”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待坐于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劂為人悲；禮舞，于趙為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于閭巷；撥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捨，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于耳，則事味於心；文察于目，是篇留下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欲為戾，又不美好，于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淡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于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才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鐘，糠皮太半；閱錢滿憶，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不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于經不驗，集于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云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斫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採，禹目光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走+多）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于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雲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雲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眾，文不得褊。事眾文饒，水大魚多。帝者谷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才出百，而雲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眾川，孰者為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譯介】
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緒，著《譏俗》一書。又憂慮從事政治的人，只想統治別人，不得要領，不曉世務，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寫了《政務》一書。又痛心說慌話的書和低劣的文章，多數不是真實可信的，所以又寫了《論衡》一書。賢聖死以後，大道理也有了分歧，過一段時間，就分道揚鑣，各自立門、戶，通達的人觀看以後，也不能確定真偽是非。根據久遠的聽聞來傳授，有的筆寫，有的耳聽，在一百年以前的事，流傳的時間更久遠。以為古代的事，所傳的大都是對的，相信入骨。不能自己解脫，所以才著作這本書。文章長，爭論激烈，虛偽的說法，沒有不被指正的。消除華麗虛偽的文風，保存敦厚的本質，矯正流行的不正之風，恢復宓戲時代的淳樸的風俗。
王充的書通俗易懂。有的人說：“口才好的說的話深刻，擅長寫作的人寫的文章含蓄。經書的文章都是聖賢說的話，博大精深，優美文雅，很難一看就懂。社會上讀經書的人，要有註釋才能讀下去。聖賢的才華鴻大，所以他們寫的文章語言都與俗人不相通。玉隱藏在石頭中間，珍珠藏在魚肚裏，不是專門的玉工珠師，就採不到。寶貴的物品都是隱藏不露的，至理名言也應當是深沉難測的。《譏俗》這本書，要使俗人覺悟，所以直截表露意思，又用通俗的文字。《論衡》這本書，為什麼也是這樣通俗呢？莫非是才能極端淺薄，不能寫出含蓄深刻的文章來？不然的話，為什麼文章寫得那麼淺顯，跟那些經書截然不同呢？”答道：寶玉隱藏的石頭中間，珍珠埋藏在魚的肚裏，所以是含蓄隱蔽的。到了寶玉從石裏剖出，珍珠從魚肚裏挖出的時候，那還是含蓄隱蔽嗎？我的文章還沒有寫在竹簡上，還藏在胸中，也像寶玉珍珠隱藏著那樣。到了出於胸中展示在外的時候，也像寶玉珍珠暴露那樣。燦爛像天文的照耀，通順像地理的易曉。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名目清楚了，事情也就自然可以確定了。《論衡》就是衡量論說的標準。說話要力求把話說明白，寫文章就力求把道理講清楚。學問高的人寫文章優雅，話沒有不可曉知的，意思沒有看不出來的。讀這些書的人明白道理象瞎子重見光明，聽取教誨象聾子的耳朵復聰。瞎了三年的孩子，突然看見父母，不仔細地認識一下，怎麼能高興？路旁的大樹，城墻邊的長溝，所在的位置很清楚，大家沒有不知道的。假使樹不大而且長在隱蔽的地方，溝不長又在偏辟處，以這些事來指示給別人，連堯、舜也會感到邊惑。人臉有七十多個色部，臉如果十分清潔，五色分明，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顏色變化，都可以察看到，相面的人就可以相準，很少失誤。假使面部很黑，再加上污垢層層覆蓋面部，相面的人很難看清，多數相不準。文章與語言一樣，有的淺顯分明，有的隱晦曲折，哪一種更有說服力呢？口說來表達思想，怕語言被遺忘消失，所以又記為文字。文字與語言的目的是一致的，為什麼還要把寫文章的宗旨隱蔽起來呢？獄吏審判案件，法官解決疑點，如果稀裏糊塗，難以知曉，與那種分明可知相比，究竟誰是好的官吏呢？口說以分明為好，筆寫以通俗為高，公文以明白為良。含蓄典雅，思想隱晦，只有賦與頌。經和傳的文章，都是聖蝻說的話，（之所以難懂）是由於古今語言不同，四方的說法不一樣。當他們說事情的時候，不是追求使人看不懂，才使意思隱藏起來。後人不知道，是世代相距遠了，這叫語言不同，不能叫才大。淺的文章難以讀懂，叫做不高明，不叫智慧高明。秦始皇讀韓非的書，感嘆說：“我怎麼偏偏不能跟這個人生在同一個時代呀！”這說明韓非的文章可以讀懂，所以他講的事情才可以思考。如果深奧優雅，必須有老師指教才能學習，就扔在地上了，還怎麼會嘆息呢？用筆寫文章，要使文章通俗易懂是很困難的，不提倡讀來難懂卻是容易編造的。口說力求解說明白，使人能夠聽懂，不追求深奧曲折而難懂。孟子以眼珠是否明瞭來判斷賢人，對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來判斷優劣。
王充的書與世俗背道而馳。有的人責難說：“文章可貴的是順合眾人之心，不違背人的意願。一百人讀了沒有可指責的，一千人讀了也不感到怪異。所以，《管子》說：‘在室內說話，滿室人都同意，在堂屋發言，滿堂的人都贊成。’現在你卻說不與世俗相同，所以你的文章違背世俗，不合眾人的意願。”答道：發議論貴在內容正確不追求語言的華麗，辦事情講究合理而不推崇迎合。辯論是非問題，怎麼能不違背常人的想法，違反俗人的聽聞？眾人的想法是錯誤的，我不肯順從，這樣才能消除虛假的，保存真實的。如果都要順從眾人的思想，那只能一切照舊，按老規矩辦，辦要背教條學習，還要辯論幹什麼？孔子在魯哀公那裏陪坐，魯哀公賜給孔子桃和黍，孔子先吃黍而後吃桃，可以說知道吃的次序。但是，周圍的人都掩口而筆，是由於這種風俗習慣已經很久了。如今我的做法其實就象孔子按正確的順序進食，俗人反對我，也像周圍的庸人掩口笑孔子。善於優雅的歌曲，在鄭國不能激動人心。禮儀所用的嚴肅舞蹈，在趙國不受歡迎。堯、舜的典籍，同輩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書，同時代的人不肯讀。可使國家轉危為安的計謀被老百姓嫌棄，矯正世俗的言論受世俗詆毀。有美味食品在這裡，俗人不想吃，狄牙喜歡吃。有寶玉在這裡，俗人拋棄，卞和佩帶在身上。究竟誰是誰非呢？誰更可信呢？禮節與世俗相違背，哪一個時代不是這樣的呢？魯文公違反祭祖的順序，有三個人離開。魯定公按順序祭祖，有五個人反對。有獨到見解的話，高水準的人愛不釋手，庸俗的人不喜歡。感人至深的菱，賢者特別欣賞，而愚者逃避。
王充的書不能做到完美無缺，有的人就說：“說話沒有可挑剔的語言，下筆沒有可挑剔的文字。文章必定華麗而且美好，語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說的話聽起來順耳，講的事想起來有味，眼睛看了文章，手就抓著不放。所以，雄辯的言論沒有不愛聽的，華麗的文章沒有不傳抄的。現在新著的書（指《論衡》既然在講道理，批評世俗就是不合情理，又不是特別美好的作品，讀者不舒服。師曠奏樂，曲調沒有不憂雅的；狄牙烹調，菜肴沒有味道不佳的。通達的人著的書，文中沒有缺點。《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都懸挂在市門上，觀看的人沒有對其中任何一個字提出非議。現在（你這本《論衡》沒有那兩本書好，文章又多又長，還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譴責和詆毀。”答道：果樹的養料養了果實就養不了花，人的精力放在修養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飾辭令。茂盛的草叢中有許多花瓣，密林中有許多乾枯的樹枝。寫文章要公開表白自己的主張，怎麼能使文章不遭受別人的譴責和詆毀呢？撲滅火災和拯救落水者的時候，姿勢不能都那麼優美，辯論是非的時候，語言也不能都那麼巧妙。到沼澤地追逐烏龜，顧不上調整自己的步伐；在深淵裏捕捉蛟龍的時候，沒有時間考慮用哪一隻手去捉
。語言簡陋，意思深刻；語言華麗，思想膚淺。千鍾稻穀，糖皮佔了一大半；佔錢一億，穿破錢孔的要超一萬。最高級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最好的寶玉也一定有污點，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點，優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練的技術。這樣的話，雄辯的言論也一定有不週密的方面，通達的文章也還有可以被指責的地方。一字千金是因為它出自權貴人家，文如糞土是由於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鴻烈》和《呂氏春秋》之所以不受指責，是因為它們出自富貴之家。由於官大，才能把書懸挂在市上，由於家富，才有千金可以作為賞錢。觀看的人懷著畏懼的心情，即使看到與自己想法不合的內容，也怎麼敢指責其中一個字呢？
王充寫成書，有的人就將它與古代對照，認為與前人不相類似。有的說：“說你是在賣弄辭藻吧，有的直截了當，有的又迂迴曲折，有的拐彎抹角，有的又平鋪直敘；說你在論述大道理吧，講的又是實際瑣碎的事，充滿亂七八糟的內容，與儒經比較不相應，與傳書相比也不符合，考查司馬遷的書也不相稱，與揚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文章不與前人相似，怎麼能說是優秀的，稱為巧妙的呢？”答道：修飾容貌勉強與別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修改自己的語言力求與別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許多小孩，不是同一的父母；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不一定相似；自各有不同的稟受，也都有各自的長處。如果文章必須有與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稱為好的，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傷手的人才能稱為技藝高明。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的修改辭語使文章巧妙，有的辯論真假來確定事實真相。一定要想法一樣，用詞照舊，那麼五帝也沒有不同的事跡，三王也沒有不同的業績。美女不是一樣的面孔，看起來都是漂亮的。美妙的音樂不是一樣的聲音，聽起來都是悅耳的。各種酒有不同的氣味，飲了都會醉人。各種穀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會飽。說文章應當與前人一樣，那也就是說舜的眉毛也應當象堯那樣有八種採色，禹的眼睛也應當像舜那樣有重瞳。
王充的書，分量重。有的說：“文章提倡簡短而思想合理，語言崇尚約省而意思明確，雄辯的人說話扼要明確，文人的辭句短小精悍。現在你所寫的新書（指《論衡》）超過萬言，繁瑣而不省略，那麼，讀的人讀不完。又有許多篇，那麼，傳誦的人領會不了。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聲，就是由於文章寫得太多就不好。語言簡約容易說，文章多了就很難恰當。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算珍貴，龍少魚多，少的本來就神奇。”答道：有這樣的說法，內容充實的言論不感到太多，華而不實的文章不感到太少。有社會效益的，一百篇也沒有害處；沒有社會效益的，一章也沒有好處。如果都是有效益的，那就是多的為上等，少的為下等。積累千金，跟百金相比，究竟誰富呢？文多的勝過少的，財富多的超過貧窮的。世人沒有一卷，我有一百篇，別人留不下一個字，我留有一萬言，究竟哪一個是賢者呢？如今不說我的議論不對而籠統地說太多，不說世人不喜歡好文章而說我的作品不被他們領會。這正是我的書不能寫得太簡略的原因。房屋多，所佔的土地就不能太少。戶數和人口多，戶口簿也不能少。如今失實的事那麼多，華而不實的言論也多，指明真實，判定是非，辯論的話怎麼能簡短呢？韓非的書，只有一條宗旨沒有別的，卻寫了幾十篇，文章有數萬言。身體高大，衣服不能太狹小；事情多，文章也不能少。事多，文章內容豐富，就像水大魚多。皇帝居住的首都糧食多。國都的集市人多擁擠。我的書雖然文章分量重，但討論的問題上百種。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所作的書都有一百多篇。我的書才出一百篇，卻說太多，這是因為作者地位卑賤，讀書的人不能不斥責。黃河水澎湃，跟許多河流相比，哪一個更大呢？蠶繭又重又厚，稱一下出絲的重量，與輕薄的蠶繭相比，究竟哪一種多呢？
【評析】
王充《論衡》一書，採取了自設賓主、反復辯難的形式，《自紀》也不例外。大抵歷來能言善辯之士，都喜歡而且善用這種形式，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之類皆是。所以章學誠就說：“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王充之《論衡》，則傚法諸難之文而為之……”（《文史通義·匡謬》）不過拿《自紀》與上述諸難之文比較，則知王充的運用此體，又自有他的特色在。
在《論衡·自紀》中，王充表現出了其強烈的批判精神。唐劉知已曾有言曰：“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史通·自敘篇》）如此之言，王充在《自紀》也曾有過。他說：“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把批判現實之虛妄，求得道理之衡，作為他撰寫《論衡》的宗旨。然其違俗，必遭人毀。但其永抱一貫之宗旨，因此在反駁他人為難時，表現出其勇士氣概。他說：“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陳辭高亢，斬釘截鐵。在文學上，他反對因襲之風，對文貴獨創一點從理論上作了出色的論證。他說：“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又說：“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這就是說，不同的作者必然寫出不同的風格，而千姿百態的風格正可以滿足讀者多種多樣的需要。所以文章之類，貴在獨創，不務雷同；模擬因襲，則無益於美，有害於真。其論理之充分，觀點之鮮明，對後世造成了很大影響。
語言上，本文語言通俗，但卻不礙其論理之透辟。王充曾曰：“文由（猶）語也。”主張“文字與言同趨”。語言的目的在於“明志”，如其晦澀難懂，則“隱閉指意”。故其強調“夫筆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要發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王充不但以史實駁斥了“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的謬論，而且在寫作中努力實踐自己的主張。王充自稱他的文章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又善就近取譬，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和說服力。這使他的文章更好地發揮“悟俗人”的作用，從而也就更好地貫徹“為世用”和“疾虛妄，求實誠”的精神。此篇正是以事實論證了充之主張。
縱覽全文，充以樸實之筆，塑其文風。且其意深遠，耐人咀嚼，不愧大家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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