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畫大師趙孟頫

　　如果說蘇軾是文人畫的積極提倡者，那末開文人畫風氣的當推元代畫家趙孟頫（1254年—1322年）了。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浙江吳興（今湖州）人。為宋太祖趙匡胤的十二世孫。他生於宋元鼎革之際，在半推半就中入元廷做官，卻遭到皇室的猜忌與防範，而又無法擺脫朝廷的籠絡與利用。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乃將精力傾注于對藝術的追求，以復興傳統文化為已任，詩書畫印、音樂文學無所不精，終於成為一代藝術大師。
　　趙孟頫的書法不拘一格，篆、隸、楷、行、草，皆能運筆自如，瀟灑秀逸，有“松雪體”之稱。他的繪畫，凡人物、山水、花鳥、鞍馬，皆墨韻高古，或以書法入畫，博采晉、唐、北宋諸家之長，以氣韻生動取勝，所繪《鵲華秋色圖》，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纖，有宋人之雄而去其獷。
趙孟頫除技法全面外，他的繪畫講求表達思想內涵，如所繪馬圖，乃是借千里馬不得志，只能充作皇家禁苑點綴太平的寵物，來抒寫自己羈棲元廷、不得重用的尷尬處境。他的墨竹，則表白自己的清高。山水畫含有寄趣林泉、嚮往自由的情感。為了使畫面寄託更多的思想，他還含蓄地題詩作跋，將文人畫的表現形式推向新的高峰，書卷氣更為濃郁。
　　作為美術理論家，趙孟頫在《松雪齋集》中主張“以雲山為師”，“作畫貴有古意”和“書畫同源”，為文人畫的創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趙孟頫的書畫作品流傳海內外，為各地博物館和收藏家珍藏，他的名字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光輝的地位，而且被國際天文學會用來命名水星環形山。

　　元初畫壇上流傳著“南趙北高”的佳話，將南方的趙孟頫和北方的高克恭（1248年—1310年）相提並論。
　　高克恭為色目人，他曾與趙孟頫同時在北京任職，後來兩人又在江南共事彼此結下深厚的友誼。受趙孟頫影響，高克恭對書畫的興趣與日俱增。他悟性極高，善作山水、墨竹。尤其喜愛董源、米芾的畫風，卷面雲煙流動，淡雅有致，富有詩一般的韻律，生機盎然。
　　如《雲橫秀嶺圖》以大設色繪雲山煙樹，遠處嶺高入雲，雄偉挺拔，岩壑幽深，氣勢撼人；山頂青綠橫點，莽蒼蔥郁，龍脈起伏，綿延天際；畫面中部的雲煙，流佈飄逸，充滿動感，既增添了山勢的奇偉，又具有莫測之勢，令人遐思不已；近處孤亭傍湖，溪流潺潺，叢樹掩映，動靜相宜，頗有情趣。全圖筆法粗中有細，墨色層次豐富，立體感與質感皆很突出，與董源、米芾兩家技法合參，別開生面。
　　他的墨竹既重形，又重神，孤高清秀，出人意表，雖是寫竹，實是寫人，落筆瀟灑，秀雅中人，趙孟頫稱其人品高，胸次磊落，故所作看似遊戲，卻能不流於俗格。在元代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文人畫發展的進程中，他和趙孟頫的美術成就都是足以令人稱道的。

　　元代中晚期活動於江南的黃公望（1269年—1354年）、王蒙（？—1385年）、倪瓚（1302年—1374年）、吳鎮（1280年—1354年），因皆在筆墨技法上成就卓著，畫山水以寄託清高避世的情感，對文人山水畫典範的形成作出貢獻，而在畫史上被稱作“元四家”。
　　黃公望出身小吏，所作山水以疏體見長，用筆簡遠，若不經意，平淡天真之趣溢於畫卷，流露清高隱逸的思想。他的《富春山居圖》，縱33釐米，橫長約630釐米，村舍隱約，漁舟出沒，林巒森秀，筆墨蒼簡，頗得富春江兩岸煙波浩渺、坡巒清潤的情趣，被譽為“畫中《蘭亭序》”。
　　王蒙出身官員，為趙孟頫的外孫，所作山水以密體見長，佈局充實，結構飽滿，用筆多變。皴法豐富，厚重繁密。
如《清卞隱居圖》，重山復嶺，密樹流泉，氣勢蒼鬱；圖上採用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和解索皴等多種手法，層層積累，多至數十重，極富質感，沉鬱深秀，蒼茫雄渾，將歸隱避亂、寄趣林泉的情感渲泄無遺。明人董其昌稱王蒙“力能扛鼎”，評此畫為“天下第一”。
倪瓚出身富豪，作山水以“二岸一水式”構圖見長，善用幹筆皴擦，好作折帶皴以見坡石的跌宕。他的作品不繪人物，簡遠平淡，具有超塵絕俗的韻味。如《漁莊秋霽圖》近處坡石上植數株枯木，中景不著一筆，空闊平淡，是為湖水，遠處山坡如帶，境界蕭疏，空曠中含有孤傲之氣，被視為元畫逸品的代表。
　　吳鎮出身清寒，孜孜繪藝，不求聞達。所作山水、人物、花鳥，以濕筆見長，粗頭亂服，淋漓渾厚，而淳樸天真，充滿野逸之趣，以寄託自由不羈、歸隱江湖的志向。作有《漁父圖》等。

　　在文人畫興起的元代，繪畫已發展成為文人寄託情趣的藝術。才氣橫溢的文人除畫物寓意外，還寫詩填詞于畫上，解釋畫意，抒發情感，典雅含蓄，意趣無窮；有的畫家更為直露，索性擺脫詩詞格律的束縛，信筆在畫上題句跋文，直抒胸臆。書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樸拙，或工整，與繪畫筆墨風格相融，起到圖文互補、增強藝術效果的作用。此時治印多用圓珠文；閒章、名印，或白文，或朱文；形制或方或圓，或長或扁，或肖像，或形物；有的押腳，有的起首，在素紙絹綾上與書法黑紅相映，虛實互見，賞心悅目，給繪畫增添了妙趣不盡的書卷之氣。
　　梅、蘭、竹、菊“四君子”與松、石也成為文人畫家喜愛的題材。梅花淩寒而開，蘭花香而不艷，竹子四季長青，菊花傲霜吐香，松樹挺拔常綠，石頭堅硬難犯，它們皆被文人畫家用作堅貞、清高的象徵，以喻君子之風，尤其在民族矛盾較深的元代，更成為畫家借物抒情的畫題。許多畫家擅長“四君子”與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升的蘭花、李士行的竹子、錢選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樹、倪瓚的秀石，都較為著名。在當時的文化界中，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此種風氣綿延多年，以至形成傳統，雖然歷代寓意有所不同，但以梅蘭竹菊松石象徵高風亮節的風氣，至今不衰。

　　元代文人畫雖屬畫壇主流，但民間畫工畫也不寂寞，尤其是元廷寬容的宗教政策，促進釋、道、伊斯蘭教繪畫的發展，其中山西芮城道教永樂宮壁畫最為著名。
　　泰定二年（1325年）完成的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壁畫，總面積420余平方米，畫了近300位天神在朝見元始天尊時的情景，構圖宏闊，場面雄偉。其中8個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裝，雍容大度，配以仙曹、玉女、香官、使者、力士、五嶽、四瀆等神象，分三至四層安排；奇蹤異狀，四合如堵，坐立翹企，渾成一體；人物作重彩勾填，細部採用填金瀝粉加以突出，線描飄逸自然，動挫有致。全圖紅綠相間，富麗高華，而一切眾靈莫不風神俊爽，挂壁行雲，情採奕奕，充滿仙氣。
　　約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完成的永樂宮純陽殿《純陽帝君神遊顯化圖》壁畫，作連環式介紹呂洞賓一生的活動，依民間傳說，共分降生、赴考、得道等52幅，其中《鐘離權度呂洞賓圖》尤為精彩，鐘離權的諄諄相勸，呂洞賓 的反復思慮，皆在眉宇、姿式中得到淋漓地表現，惟妙惟肖。
　　最後的重陽殿，描寫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的一生活動，計壁畫49幅。
　　永樂宮三清、純陽、重陽三殿的精彩道教壁畫，其嚴謹的裝飾趣味與浪漫的文學情調，東方宏偉的氣魄與細膩的描繪，既是元代民間畫工高超技巧的象徵，也是十四世紀宗教繪畫發展到高水準的重要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