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雲山傳奇》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部文壇回春年代“反思文學”的代表作。2004年五一節期間，我的母校廬江中學的一位老師得知我對“反右”運動的歷史有興趣時，曾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天雲山傳奇》主人公羅群的原型就是我們中學的一位副校長。因為這樣的說法，又由於承載著學生時代對於一部文藝作品的珍貴記憶，我產生了採訪著名作家魯彥周的強烈願望。於是，今年2月17日即大年初九，我利用探親路過合肥的僅有的半天時間，扣開了魯老家的大門……
我的設問自然是從我的老師的說法開始的。魯老笑著說：其實不是的，不止他一個，好多人都在對號入座，六安地區一位姓黃的校長給我寫信也說是寫他的，他的經歷跟羅群很相似。我說我並不認識你啊，你的事情我又不知道啊！實際上，主人公羅群的命運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是我綜合了許多人的經歷刻畫的。有的是我見到的，有的是我聽到的；有的是我認識的，有的是我不認識的。這與魯迅寫阿Q，有人紛紛說是影射自己的情況一樣。它是由於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重疊造成的現象。
魯彥周1928年生於安徽巢縣，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參加革命，50年代初就步入了文學的殿堂，創作了不少飲譽當時的作品，如話劇《歸來》、電影文學劇本《風雪大別山》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注意用文學反映新中國那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另一方面也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對社會現實有自己的看法。他敏銳地意識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獲得全國性大獎的《歸來》實際上不只是寫夫妻關係的，而是寫黨進城之後開始忘記農民，引起強烈的社會共鳴。農民支援了革命戰爭，可是勝利後，農民卻被擺到最次要的位置。發表後，北京的各大報紙都有評論。
魯彥周當然不甘心失去創作的激情和文學的生命，在經歷漫長的沉默和等待之後，他終於得到一抒胸臆的契機。
1976年粉碎“四人幫”和此後的撥亂反正，魯彥周看到了社會巨變的希望，也意識到自己文藝新生的開始。他覺得國家的形勢和個人的命運都處在歷史的交匯點上，文學藝術應當在促進社會進步中承擔重要的職責，自己應該結束停筆十年的狀態。1977年後，他重新操筆，第一個作品是與別人合寫反映治淮工程的電影《巨瀾》。夏衍同志說表現“文革”中城市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迫害的作品比較多，但沒有一部反映農村情況的電影，就叫陳登科、魯彥周彌補這個缺陷，這就是電影《柳暗花明》的由來。
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相繼召開。魯彥周當時在京做《柳暗花明》的最後定稿工作，住在北影，前後有半年多的時間，親身感受到那種熱烈的氣氛。他常常在晚上坐22路車到天安門廣場，天氣很冷，回去往往是在午夜。那時廣場正在開展大辯論，在西單貼大字報，熱鬧非常。對於國家政治生活中出現的種種曲折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和評論，說明反思歷史已經成為一股潮流。魯彥周深受感染，他又和文藝界一些人士有較多的來往，互相啟發，大家議論起來都是慷慨激昂。作為一個作家，他覺得應該鼓起勇氣，用自己的筆為轉折年代的文藝留下點什麼。他在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意念：通過文藝作品歌頌三中全會精神，批判一些阻擾三中全會精神貫徹的人；同時寫一些人物的命運和遭遇，通過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愛情，告訴人們，過去的某些錯誤再也不能讓它發生了。只是開始並沒有和別人講這個想法。他說：“1979年初，我就動筆寫了，僅僅20多天就完成了小說初稿，寫得比較快，也比較激動，可以說是一氣呵成，沒有什麼顧忌。為什麼？是因為寫的時候有一股洶湧澎湃的激情，這從小說中能夠看得出來，許多觀點和反思的結果通過小說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再說寫作過程中如果顧忌這個顧忌那個，那就肯定寫不好。”
是對於歷史的深刻反思、在基層生活的豐富見聞和停筆十年的遺憾共同迸發出這樣一股洶湧澎湃的激情，作家應有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則大大緩解了魯彥周的種種顧慮。20多年的思考在20多天的創作中得到沉澱、發酵和昇華，積壓多年的情感、思想和創作慾望一下子得到釋放，那種厚積薄發的感覺該是何等的暢快！以至於一向寬厚持重的魯老至今講起來依然激情難抑。
三中全會後，陳登科和魯彥周等籌辦《清明》雜誌，大家相約每人拿出一篇自己認為比較好的稿子。《天雲山傳奇》就這樣發表在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創刊號上。
小說發表後立即引起了轟動，上海電影製片廠就看中了，並派了一個老編輯專程到合肥，請魯彥週到上影將小說儘快改編成電影劇本，廠長徐桑楚非常支援這件事情。改編時，魯彥周注意彌補小說寫作過程中沒有考慮到的地方，又根據視覺藝術的特點集中表現一些矛盾衝突。在政治語言上注意斟酌，在藝術結構上合理安排，在人物發展上力求順暢，在感情的變化上防止人為的痕跡等是他考慮的重點。在沉寂多年之後，他關於文學創作的認識也大大地深化了，創作時就特別注意突破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和人物形象臉譜化、偶像化的羈絆，在文藝界的思想禁錮和思想僵化還相當嚴重的時候，這無疑是一個大膽的探索和實踐。他說，腦子裏雖然有“左”的影響存在，注意不要給別人抓辮子，但不會影響創作傾向，沒有大的顧忌。當然，現在看來，他認為在藝術上可以寫得更細膩一點，人物刻畫可以更精緻一點，這都是因為一氣呵成的激情造成的遺憾。
不久，上影的《電影選作》率先發表了。電影拍攝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上影廠安排謝晉拍攝，沒想到他的夫人堅決反對，說接這個本子太危險。認為小說是一回事，拍成電影影響可就大了，要出紕漏可就不得了。徐桑楚知道情況後馬上找謝晉談話，說政治上出問題，他作為上影廠一把手可以負全權責任，這才解除了謝晉的顧慮。電影拍出後，魯彥週到上影廠看了兩遍，還沒有最後合成，心中就有數了。電影界老前輩張駿祥也表示可以。片子定型後在北京試片，魯彥周特意到電影院，想看看觀眾的反映。一場放完以後，場內往往鴉雀無聲，還能夠聽到有人哭泣的聲音，足足有一分多鐘後才突然爆發出熱烈鼓掌的聲音。有一位解放軍戰士，知道魯彥周是編劇，就跑到他跟前敬禮，他真是既驚訝又激動，這對作家和編劇來講當然是最大的安慰和鼓舞。
“電影公演之後，老百姓的強烈反響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共收到好幾麻袋的信件，有稱讚和鼓勵的，有訴說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有要求代為申訴的，各種各樣的內容都有，而且都很感人，對我的創作表示了感謝和支援。還有人背個破包、等在我家門口、想讓我幫助伸冤。這讓我非常感動，可我自感只是個作家，沒有權利解決這類問題。但我想，人家遭遇那麼曲折，不能漠然置之，所以一般的都要回信，並且還介紹他們到政府的信訪部門，也轉了不少來信給有關單位。能夠為群眾特別是一些受到磨難的人們做點事，反映他們的實際生活和要求，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時，也更加認識到社會生活中發生這麼多的冤屈是很悲哀的，也更加堅信自己原先的判斷。”
魯彥周在此後20多年的文學創作中可以說是著作豐贍、成就卓越。八卷本、400余萬字的《魯彥周文集》所收的絕大多數作品就是這個時期創作的，集中展示了他在小說、散文、影視、戲劇等領域探索的成果。寫作成為他實現生命價值、參與社會進程的最有效的途徑。這麼多年來，他一直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始終強調作家的良知和責任，關注社會現實生活和廣大群眾的精神需求，注重發揮文藝作品對人潛移默化的作用，並不斷以開放的胸懷探索藝術上的創新，許多作品都掀起了評論熱潮。如國內最早表現農村改革的長篇小說《彩虹坪》、以城市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古塔上的風鈴》，還有長篇小說《雙風樓》、《陰陽關的陰陽夢》，中篇小說《逆火》、《亂倫》、《苦竹溪，苦竹林》、《啊，瑪阿特》等等。如今，早已年逾古稀的魯彥周對創作依然保持著難能可貴的激情。他告訴筆者，他最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所涉及的歷史更長，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一直寫到“文化大革命”，是從新的角度反思歷史的，是從更長的歷史階段和更廣的視野說明總結歷史經驗和接受歷史教訓的重要。
（摘自《傳記文學》2005年第7期） 許水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