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寶發現“越王劍”
2005年4月初的一天，史樹青輕車熟路來到北京大鐘寺文物市場淘寶。在一個地攤前，史樹青發現一把青銅劍頗為“眼熟”，他停下腳步，蹲下身子將劍輕輕托起，頓感異常沉重。細細打量起來，劍長五十多釐米，劍身佈滿菱形暗紋，並有一些綠色的銹跡。待辨認出劍身兩行八個文字，史樹青暗吃一驚——這八個字為“越王勾踐自作用劍”，文字是春秋戰國時期吳、越的鳥篆體，而且是錯金（工匠把金絲打進凹紋的工藝）的。“有價值！”心中有數的史樹青花1800元錢把這把古劍買了回來。
回到家中，史樹青對這把劍仔細進行研究，發現劍的底部一面鑲有青金石，另一面鑲著綠松石，劍柄上還有12個同心圓，這種裝飾在先秦古劍中常見。可貴的是，整把劍全身至今不銹。史樹青讓家人拿出幾張報紙，手握寒光閃閃的寶劍，輕輕一劃，疊在一起的數層報紙瞬間被切開，露出整齊的切口，古劍的鋒利讓史樹青及家人嘖嘖稱奇。
為史樹青所眼熟的這把古劍，其實與他緣分頗深。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劍，因出土時依然寒光閃爍，鋒芒畢露，紋飾清晰精美，通體沒有銹跡而震驚考古界。該劍長55.6釐米，劍格寬5釐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材料為銅和錫，劍格正面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2道同心圓，劍身一面有兩行8個鳥篆銘文。該劍出土時置於黑色漆木劍鞘內，劍身光亮，無銹蝕，刃薄鋒利，鑄造工藝達到相當高水準。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樹青等專家匯聚湖北，破解古劍口令，時年41歲的史樹青是當時與會最年輕的專家。經過論證，大家一致認為銘文為“越王鳩（勾）淺（踐），自作用劍”——該劍的身份隨即被確認為越王勾踐的王者之劍，即“越王勾踐劍”。
1973年，由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特批，史樹青操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赴日本及歐洲展覽。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由他親手帶到日本東京展出。後來為保護原劍，越王勾踐劍曾複製了兩把，複製品都沒有錯金。“而這次我買的這把劍使用了錯金工藝，所以其價值更高，應為一級文物。”
史樹青介紹，錯金就是古代鑄劍時在劍身上開槽刻字後，用黃金做成的細絲鑲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難度非常大。雖然文物界對這把劍的真偽存有爭議，但史樹青說自己買這把劍不為謀利，只盼能捐給國家：“這麼好的寶物如果流失，真是太可惜。”
收藏的最高境界
史樹青的收藏以書畫、碑帖、善本古籍為主，兼及陶瓷、玉器、佛像、青銅器、硯臺等。與別的收藏家不同，史樹青是藏而不私，一旦國家需要，他常常把自己的藏品無償捐獻給國家的博物館。在故宮博物院景仁宮捐贈文物紀念專館的“景仁榜”上，鐫刻著許多捐贈者的名字，史樹青的名字也列在其上。為國“淘”寶，把國家需要的文物捐獻給國家，是史樹青作為一個老收藏家的心聲。
1951年，史樹青在位於北京西郊的華北革命大學學習。那年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他還“淘”到一件文物獻給國家。那天，遊行隊伍在西直門集合，然後再去天安門。當時，西外大街好多賣早點的飲食攤，一個賣涼粉的老太太拿一個青花大盤子盛涼粉，史樹青一看那盤子，是明朝初年官窯的瓷器。他叫住同鄉兼同學的王世襄（而今也是文物鑒賞大家），指指老太太手上直徑約40釐米的盤子，說：“這不跟你們家的那個一樣嗎？”
王世襄出身於河北樂亭的大戶人家，家裏收藏的寶物無數。他也認出來了：“是啊，這是宣德的盤子。”兩人一心想把這個大盤子買下來，捐給國家，就跟老太太磨了好一會兒嘴皮子。最後，老太太答應以5塊錢出手盤子，可他倆都拿不出這麼多錢，就一人湊了兩塊五。
到集合的時候，史樹青和王世襄兩人就輪流抱著大盤子站隊，然後又輪流抱著盤子去遊行，一直走到西直門內的科學院宿舍，正好看見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站在宿舍門前看遊行，就把盤子暫放在裴家，結束遊行後徑直捐獻給了故宮。
古玩行裏把花很少的價錢買到值大價錢的真貨叫“撿漏兒”。史樹青從少年時代學收藏之道到老時以收藏為樂，始終對“撿漏兒”樂此不疲。他撿的第一個“漏兒”，就是15歲那年以兩毛錢買到清末台灣著名愛國將領邱逢甲的字畫。史樹青津津樂道：“《邱逢甲七絕詩》軸落在琉璃廠棚子裏挂著沒人買，我兩毛錢買了來。”1953年這幅字畫捐給了中國歷史博物館，並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1959年史樹青還捐贈過《海瑞行書》軸。當時，剛落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在佈置陳列海瑞的展品，參加文物徵集工作的史樹青率先捐出了家藏多年的海瑞墨跡條幅。除此以外，史樹青還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漢代銅熨斗、隋大業六年銅佛造像、唐三彩圓盤等許多珍貴藏品捐獻給了國家。
“文革”中，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併，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員下放到了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史樹青在勞累筋骨之餘卻仍不忘搞點“副業”。一次，他在向陽湖裏插秧時，竟然摸到一把遠古的石錛，這是一種石制的平頭斧，已有三四千年曆史，十分難得。高度的職業敏感，使他感到意外的驚喜，他立即撿起洗凈保存起來，等到春節放假時，親自找到湖北省博物館，將這一稀有文物無償捐給了國家。獨具慧眼的史樹青引經據典，說：“石錛是一種古時候磨制的農業生產工具，向陽湖石錛的發現，說明幾千年前就有人在這裡居住，而這種人應該叫‘湖居人’。”
一直以來，史樹青有一個習慣，不管走到哪，只要一有機會，見到好的文物，他就想方設法、不惜耗時費舌，為國家徵集文物。末代皇帝溥儀曾把家藏的醇親王畫像捐給歷史博物館，而促成這件事的就是史樹青。數十年來，他為歷史博物館徵集了數以百計的珍貴文物。
覓得“成吉思汗聖旨金牌”
在史樹青為歷博“淘”來的諸多鎮館之寶中，有關成吉思汗的兩件文物是他最得意的“淘”來之品。
1951年，小學同學崔月榮想通過史樹青出售一些書畫。崔月榮的公爹叫陳宦，做過民國的參謀次長，曾經視察過蒙古，當時蒙古的一個王贈送了他一些寶物。在崔月榮拿出來的書畫當中，史樹青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畫像，感覺“不得了，非同一般”。史樹青過去僅見過一幅成吉思汗畫像，是明朝人仿製的，他發現這幅畫中人物的服飾與《元史·輿服志》中的記載十分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畫作。史樹青當即為歷博買下了這幅畫。
到1962年初，館裏請了3位大家張珩、謝稚柳、韓慎先對館藏書畫進行鑒定，在鑒定這幅成吉思汗畫時，專家們從畫像的紙地、墨色、人物形象、題簽文字和用筆等方面斷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幅畫像突破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紀錄”，也是現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畫像。
除了這幅畫像，還有一塊成吉思汗聖旨金牌也是憑史樹青的過人眼力才來到歷史博物館。1978年的一天，一個河北人拿著一塊腰牌到歷史博物館，想鑒定後賣掉。可是徵集處的人認為腰牌是假的，拒絕了他的請求。這人拎著包就要走，正好史樹青進來，他仔細打量這塊腰牌，心中暗自叫好——這塊銀質鎏金，長21.7釐米，寬6釐米的腰牌是蒙古國皇帝頒發詔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別刻有漢字和契丹文，而且還是成吉思時代的聖旨金牌，那時成吉思汗還沒稱汗呢，“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傳下來的很少，這枚聖旨金牌是國內僅存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文物。”
那時，史樹青的工作是負責文物的徵集鑒定，沒有決定購買文物的權力。已到中午了，史樹青請這個人吃了頓飯，一邊吃一邊聊，得知這個人花8000元買的腰牌，給9000元就賣。下午上班後，史樹青去找館長，但是館長也認為是假的。無奈，史樹青只好眼看著寶物流走了。又過了半年，史樹青還惦記著這塊金牌，他為此去找過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斌，仍無結果。一直到新館長上任，在史樹青的“攛掇”下，才終於同意買這塊金牌。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人家要價25萬元，幾經週折寶貝總算是到歷博手中了。
一生鑒定文物百萬件
青少年時代的史樹青在輔仁大學讀研究生時，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史學家陳垣先生建議他，鑒定文物一定要學歷史。即使到了功成名就的今天，史樹青仍一直在學習，“因為新學問不斷出現，我讀的書還是太少。”他對歷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銅器、玉器、陶瓷、版本、雜件、民族文物、宗教文物等，都有廣泛涉獵和深入研究。
“歷史上書畫大家和收藏家的名字記得不多，天津一個鑒定家能記一萬多人名，我能記五千人吧。”史樹青笑言。正因為根基厚實，學識淵博，史樹青在研究、鑒定文物時，能旁徵博引，相關的人物、器物、地名、事件、掌故、詩詞及奇文佳句常常是脫口而出。因此，被文博界譽為“文物百科全書”。
史樹青訪古鑒古幾十年，經他鑒定的各種文物多達百萬件，是中國歷史博物館30余萬件館藏品的幾倍。而且，他的絕大部分鑒定都是定論，別人無法推翻。在文博界，關於史樹青的那些帶有傳奇色彩的鑒定逸事，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世人一直認為是孔子及其弟子像。1980年，史樹青考察後認為，那是佛教題材的早期宗教遺像群，開鑿的年代為東漢，比敦煌石窟早200年。“孔望山摩崖石刻，開始大家以為是孔子給弟子講課。實際上是釋迦牟尼死了，弟子舉哀的場景。”這一新發現，對我國雕刻藝術史、佛教史和中外關係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學課本裏，《核舟記》所述核舟是明代微雕大師王叔遠果核雕刻工藝品的代表作。但是，長期以來，海內外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直未曾發現過明清兩代美輪美奐的桃核實物或圖片，大陸出版的《國寶大觀》一書只能將一枚珍藏于台北故宮的清代雕刻的橄欖舟（長3.4釐米）奉為國寶。1993年，浙江寧波發現王叔遠的桃核力作“蘇東坡夜遊赤壁”，一時引起轟動。史樹青對該桃核舟作了鑒定，確認它是明代精湛的手工藝品，是迄今發現的世上僅存的明代果核雕刻品，也是形體最小的核舟。這一國寶的失而復得，填補了我國現存明清桃核舟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