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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鈺生在美國留學五年，于1925年回國，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講授心理學、哲學和教育史。他把從國外學到的當時最先進的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帶進了南大。
1927年起，校長張伯苓任命他當大學教育部主任，後改任校秘書長。從此，他一面教課，一面承擔起教務、財務和總務工作，事無巨細，幹得井井有條，受到全校師生讚揚。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南大附近就是日本兵營和飛機場，南開園經常受到挑釁和騷擾。黃鈺生一面機智地和日兵週旋，一面組織人員，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師生安全和學校財產。就在這時，有消息說日兵要逮捕黃鈺生。7月23日，黃鈺生與楊石先院長組織指揮暑假留校的師生安全撤離之後，他才最後一人離開學校，衣物全部丟下，只帶一條布褥子和一件襯衫離開天津，坐船到南京。24日和30日，南開園遭到日機輪番轟炸，好端端的—個學府被夷為平地。
三千里“行軍”
1937年8月中旬，黃鈺生在南京見到了張伯苓校長，那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奉命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於是黃鈺生在9月初去長沙參加臨時大學的籌備工作。大家都以為這就遠離了戰火，可以安心讀書了。
兩個月後，長沙也遭到日機轟炸，在緊急情況下，三校校長商議遷校到昆明，經教育部同意，三校商定分海陸兩路行進，海路由長沙到香港轉海防經蒙自到達昆明，這一路可坐車船，交通比較方便，由年老體弱者和婦女組成；陸路則要從湖南直插貴州到雲南，沿途要經過崇山峻嶺，基本上是步行，比較艱苦，成員由身強力壯的年輕師生組成。清華大學的校長、黃鈺生的老師梅貽琦問他：“子堅，你願不願從陸路走，帶帶隊？”黃鈺生高興地答應了。於是師生近三百人，組成了“湘、黔、滇旅行團”。
旅行團于1938年2月19日從長沙出發上路。當時國民政府湖南省省長張治中派黃師岳中將師長當旅行團的團長，還派了三個營級軍官協助團長工作。學生們則按軍隊編制分別成立三個連，連長就由三個營級軍官擔任。黃鈺生和北大曾昭掄、清華袁復禮、李繼侗等教授組成指導委員會，黃鈺生任主席。實際上也是後勤部長。就拿旅行團的經費管理這一項來說，數萬元的鉅款現金中，包括大量的銀元。他把錢裝入長條布袋，纏在腰間，外罩學生軍裝。他所承受的艱辛和風險，別人是很難體會到的。
黃鈺生稱這次旅行是闊氣的、愉快的和思想上、學術上獲得豐收的旅行。行軍中他總是走在最後並口誦打油詩一首：“行年四十，徒步三千；腰纏萬貫，獨過山崗。”洋溢著樂觀與自豪。
旅行團用68天完成了1671公里旅程，于4月28日到達昆明。受到先期到達的師生和昆明各界人士的盛大歡迎。這一次長途“行軍”，不能不說是教育史上的創舉，此時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原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任校務委員會常委並輪流擔任主席。張伯苓常駐重慶，操持再建的重慶南開中學校務，所以西南聯大的常務工作就委託黃鈺生代理。同時，黃鈺生還擔任西南聯大建設長兼建築設計委員會委員長，籌劃新校捨得建築工程。
桃李滿天下
1938年4月，聯大增設師範學院，黃鈺生被任命為院長。從而他全力投入師院籌建工程。先後解決校舍、係科建設、教師隊伍、經費和生源等一系列難題。于當年年底，共設置了國文係、英語系、史地係、公民訓育係、算學系、理化係、教育學系7個係並正式上課。
黃鈺生吸取中外師院的長處，在學習上，他主張上大課的時間要少，學生向教師求教的時間要多，學生既要博覽群書，又要重視實踐，使學習變得生動活潑。為此，他開闢了一個閱覽室，指定專人管理並指導學生閱讀；他重視朗誦，親自主講“詩文朗讀與欣賞”的課程，並在校園裏佈置了一個讀書亭，以便學生平時朗讀。在管理上，像南開中學那樣嚴格：學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過夜要請假，男女生不得擅自進入對方宿舍，會見客人只能在會客室；嚴格遵守學習時間，每日清晨舉行升旗儀式；學生衣著要整潔而不華麗，儀態端莊而不放蕩，口不出穢語，行不習惡人。為了強化學生的師範意識，鼓勵他們為人師表、為國育才，他還親自撰寫了“院歌”、“春風熙熙時雨滋兮，桃李向榮實纍纍兮……”用當時流行的《卿雲歌》的曲調咏唱，以勉勵師生像春風春雨那樣辛勤育人，使桃李滿天下。他又組織“營火晚會”，師生圍著營火邊跳舞邊唱《傳播光明》的歌，把師範生比作傳播光明的使者，促使他們熱愛師範、獻身教育。這一活動每年在12月12日“院慶”日舉行。
為了對師院畢業生在知識、思想、態度、觀念、人格等方面提出嚴格的要求，體現德、智、體三育並重，他為師院制訂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生標準及考試辦法》，要求學生能“足以領導青年，為人師表”，否則不準畢業。他因嚴格執行制度，竟被一個四門功課不及格、被勒令退學的學生打傷，休養三周才得痊癒。雖然如此，他仍然嚴格堅持畢業生標準不變。在他的努力下，師院有了良好的院風院貌，培養出一批循循善誘的教師。與此同時，他還開辦專修科，並親自講授《教育概論》。1939年，又辦起了“中等學校在職教員晉修班”，為在職的中學教師提供深造學習的機會，為雲南教育的發展開拓了一條嶄新的路。
1939年10月，聯大校委會決議設立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附屬學校，聘請黃鈺生兼任附校主任。附校包括中學、小學。他又把辦南開中學的經驗在附中推廣。他為附校制定了三項任務：為師範學生實習教育行政和教學方法的場所；為師範學生實驗現代教育原理與技術的實驗室；為一般中小學樹立榜樣。
黃鈺生十分重視對附校學生道德品質的培養，首先要求教師實行坐班制，在課內課外廣泛與學生接觸，用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學生，做到既教書又育人。他認為這種感染“是教育最精的意義和最高的目的，也是師生之間最美的關係”。他重視在校內建立良好風氣，使學生自覺地勤奮學習、講秩序、講整齊、講禮貌、樹立遠大理想。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辦出了一個高品質的六年一貫制的中學，為昆明的中學樹立了榜樣。他自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辦聯大附中。
抗戰勝利後，三校即將復員平津，西南聯大師範學院脫離母體成為獨立的昆明師範學院。聯大附中也改為昆明師院附中。黃鈺生從籌建師院、附校到他們獨立，善始善終、恪盡職守，為雲南及全國培養了無數合格的畢業生，如今其中許多人在國內已是著名的教授、專家、工程師、作家，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骨幹力量；有的人在國外也是蜚聲國際的學者、科學家。
中華讀書報
諸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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