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你默默地在給我引路。”巴金在給王仰晨的信中這樣說。
在許多人看來，做一個編輯，遠不如當一名作家，更值得稱賞與尊敬。年輕人說起人生志願時，經常是開口便道：我要當作家；卻絕少有人說，我要當編輯的。
一個編輯，果真要比一名作家遜色許多麼？真正了解編輯這個職業的人，是不會這樣認為的。據我所知，越是有成就的作家，越是對編輯的工作了解較多的人，對於編輯越是尊重。
“是你默默地在給我引路”
巴金先生，就是對編輯非常尊重的一位大作家。
翻閱《巴金全集》，在不少集子的卷末，都會看到一篇題為《致樹基》的“代跋”。原來，在《全集》編輯過程當中，巴老與責任編輯有過多次的通信。成書之際，巴老就挑選了其中一些，放在各卷的卷末，作為跋文發表。而這樣的跋文，既是作者與編者友誼的證明，一方面也表現出了作者對編輯的尊重。——代跋中的“樹基”不是別人，正是多卷《巴金全集》的責任編輯、王仰晨的本名。
近年來，出版了文集、全集的作家甚夥。可是，像巴老這樣，把寫給責任編輯的信，放在集子後面，用作跋文的，我還沒有見到過。巴老素以“世紀良知”著稱，他會如此尊重一個編輯，想來這個編輯必然有其非常之處。
那麼，在巴金老人眼裏，王仰晨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一個編輯對於一個大作家，又會有一種怎樣的影響呢？
且讓我們一起讀一下，巴老于1992年11月21日，寫給王仰晨的信裏的一段話。
巴老在這封充滿深情話語的信中說：“我的書櫥裏有不少朋友的信件，其中有一大疊上面用圓珠筆寫滿了藍色小字，字越寫越小，讀起來很費力，但也很親切。不用說這是你的來信，我生活忙亂，常常把信分放在幾個地方。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發光。這不是什麼幻想，這閃光是存在的。我明白了。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沒有達到的目標：生命的開花。是你默默地在給我引路。”
“是你默默地在給我引路”。——這就是一位大作家，對擔任其書稿編輯工作的編輯、對多年的老朋友，道出的肺腑之言。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輩之志為己志
非常有幸。作為王仰晨的同事，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與他朝夕相處；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使我受益終生的東西。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五四文學組，從其隸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部剝離出來，與魯迅著作編輯室合併為現代文學編輯室。我的辦公室,也便從前樓的四層,搬到了後樓的二層，不久又移至三層。從此，就有了與“王仰”（稱呼他時，大家總是略去他名字中的末一個“晨”字）朝夕相處的緣分，使我這個初入編輯行的小學徒，又多了一位老師。
和仰慕以久的資深編輯一起工作，能夠隨時向他學習、得到教誨，這是一種難得的機緣。隨著對王仰晨了解的加深，我進一步認識到，我每天見到的這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鑠的前輩，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老編輯，更是一位可敬的忠厚長者、一位老革命。
話，這樣說，是不是有些過頭了呢？一點兒也沒有過頭。
下面，讓我們看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王仰晨的默默奉獻及其閃現的高尚人格。
1943年7月，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出了《評〈中國之命運〉》的文章。這篇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的文章，是針對由陶希聖炮製、經蔣介石多次修改後拋出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所宣揚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論調而發。它嚴正而有力地斥責了所謂要把中國之命運寄託于國民黨，“惟有中國國民黨，他是領導革命創造民國的總樞紐，他是中華民族復興和國家建設的大動脈”的謬論。文章指斥蔣介石“抹煞了各種主要的歷史事實”，對於忠勇為國的中國共產黨進行極其“忍心害理”的污衊。——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為什麼能夠非常及時地對國民黨在重慶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給予迎頭痛擊呢？這是因為，還在印刷過程中，該書的清樣就已經通過曾家岩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轉送到了延安毛澤東的窯洞裏。發現並完成了這一工作的，就是時任重慶南方印書館印刷廠工務部副主任的王仰晨。
這種革命的自覺和對於黨的事業的忠勇，不僅表現在民主革命時期，同樣也表現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王仰晨去世後，曹蘇玲（曹靖華之女）在寫給王仰晨之子王小平的信中，曾有這樣的記述：
“文革”期間，我家住在北河沿南口，你們家住在南河沿，聽他說離得很近，但我一次沒有去過。“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在向許廣平先生索要魯迅書信時，也派聯絡員白聯藝等二人，身著軍裝，氣勢洶洶地闖入我家，索要魯迅給我父親的書信。魯迅先生給我父親的書信，據《魯迅日記》記載，有292封，但幾經戰亂，最後僅存85封。考慮到書信的安全，父親除暫時保留寫在彩色信箋上的10封外，其餘75封，已于1965年夏交許廣平先生捐贈給北京魯迅博物館了。白某二人未必知道這一情況，當時在我父親搪塞下，他們說過兩天再來取。白走後，我們都憂心如焚，不知該如何對付。你父親聽說後，主動提出由他將保留的10封信取走保存在你們家裏，才躲過一劫，使這些魯迅書信得以保存下來。稍後揪特務時，我父親又被打成“蘇修”和國民黨雙料特務，聶元梓組織的專案組在一個雪天的深夜裏闖入我家，父親被蒙上雙眼捆綁而去，下落不明。母親情急之下，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原想請做過董老秘書的一位同志轉給總理，但送到紅霞公寓他的住處時，才知道他也被揪出，已無法轉信了。你父親得知這一情況後，又主動提出將信交他轉給鄧媽媽。信交出後不到十天，我父親就重獲自由。如果不是你父親轉信，後果不堪設想。在那樣瘋狂的年代，遇到這種事，更多的人是避之猶恐不及，能像你父親那樣置個人安危于不顧，挺身相助，需要怎樣的勇氣，要承擔怎樣的風險啊！我父親生前提到他時總說，“是好同志啊，這樣的好人難得啊。”
曹靖華蒙難，轉信給總理的路不通。危急時刻，王仰晨挺身而出，不顧個人安危，主動提出由他把信“轉給鄧媽媽”。果然，“信交出後不到十天”，曹靖華同志就獲得了自由。——王仰晨把這件事做成了。
要做成這件事，需要勇氣；然而，還需要有一定的條件作支撐。王仰晨怎麼會和鄧穎超同志有這麼“鐵”的關係呢？
和王仰晨相處得久了，我才知道：原來他的父親王景雲，早年曾在商務印書館做事，是大革命時期的上海工人領袖。因此，周總理和鄧穎超對他們一家人、對王仰晨，都是熟悉的。後來，父親犧牲了，家庭生活陷入困頓之中，王仰晨也不得不小小年紀就到印刷廠當了學徒；艱難的生活，使他受盡了社會的欺壓與淩辱。然而，從父輩那裏傳承過來的革命精神，卻一直伴隨著他成長，使他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一名傑出的革命戰士。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輩之志為己志。對於父輩的榮耀，王仰晨卻絕少提及，哪怕有人在他面前說起時，他也總是三緘其口。
“做一個合格的編輯”
王仰晨曾做過《茅盾文集》和《茅盾全集》的編輯工作，與茅盾先生有著多年的交往。有一次，茅公在談話中向他提起，自己早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曾認識一位名叫王景雲的同事，是當時上海工人運動的領袖，可惜，在革命鬥爭中犧牲了。王仰晨默默地聽著茅公的講述，什麼話也沒有說。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就是王景雲的長子，不想把工作關係擴展到人情關係；他只願踏踏實實地把編輯工作做好，做一個合格的編輯。
“做一個合格的編輯。”王仰晨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要求年輕人。
在將近二十年的相處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聽他說過這句話。他還說過，“要做一個真正合格的編輯，是很不容易的。”
也許就是因為對自己早已有了“做一個合格的編輯”的定位，所以，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有人推薦他到一個研究單位擔任司局級領導的時候，他堅決地辭謝了。他的理由是：我不是那個方面的專家，勝任不了那個工作。若干年後，王仰晨離休的時候，仍然得到了“局級待遇”。然而，由於並沒有補過“實缺”，與真正的“局級”相比，在各種待遇上的差別，也就不言而喻了。
難道他不明白其間的輕重得失嗎？並非如此。
他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的著眼點在於：一個人怎樣才能夠對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而不是怎樣才能夠為自己撈到更多的好處。當了一輩子編輯。他認為做編輯是自己最擅長的工作。而一個人只有從事自己最擅長的工作，才會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所以，他才堅持，一定要留在自己能夠“勝任”的編輯崗位上。
這就是王仰晨做人的原則，這就是他的品格。
平常與不平常間的人格閃光
政治的清醒，革命的自覺，工作的忘我和為人上的謙卑自牧，既表現在平常的日子裏，更閃光在許多不平常的時刻。
重慶時期，向中央傳遞重要消息；“文革”時期密藏魯迅書信、救援曹靖華等等，已如前述。而作為一個編輯，在能力範圍內，他也同樣做出了一般人難以做出的貢獻。比較典型的一件事情,是在周總理去世之後，出於對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的痛恨，對革命事業、對革命領袖的熱愛，王仰晨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協助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即童懷周），選編了《天安門詩抄》。然而，就像對待以往做過的許多類似的事情一樣，對於自己在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他也並沒有多麼看重。
《王仰晨與〈天安門詩抄〉》一文的作者李先輝，對於王仰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曾有如下的描述：在他的鼓勵和支援下，我完成了《童懷周與〈天安門詩抄〉》初稿。王仰晨看後，認為可以出一本書。我說如果將來出書，就請您寫序。他立即連連擺手：“不行！不行！我既不是領導，又不是名人，更不是當年的‘四五’英雄，哪有資格寫序！不過，我願意幫你看看稿子。”一個月後，他約我去他家談我那篇稿子。我一進門，他就十分歉疚地說：“實在對不起，我對你的大作動得太多了。”我接過稿子一看，上面有不少地方用紅筆改過，還有一些用藍筆寫的批語。凡涉及他的內容，他大都刪了，並批註道：“刪去的部分希望照辦！”他淡薄名利的思想品格令我崇敬。他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令我感動。（《文匯報》2005年7月21日）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樓三層那個不足十平米的背陰的房間裏，王仰晨一坐就是幾十年。就像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架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直至離休，從來沒有鬆動過、從來沒有出過毛病。每天，無論春夏秋冬、颳風下雨，他總是來得最早而走得最晚；兢兢業業，幾十年如一日。這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得到的。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是在他的主持下出版的，《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等許多現代作家作品集的問世，都融入了他的心血與汗水。他用飽蘸著心血和辛勞之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的發展史冊上，寫下了令人難忘的一筆。我們新聞出版界裏，正因為有無數像王仰晨同志這樣嚴於律己，默默奉獻的編輯，我們的事業，才能夠蒸蒸日上，不斷譜寫出新的篇章。王仰晨以他在編輯崗位上傑出的奉獻和光輝業績昭示世人：做一個編輯，並不比當一名作家遜色。一個好編輯，同樣會受到人們的稱賞與尊敬。
每天早晨，當我走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院子，當我走進後三樓那狹窄擁擠的過道，當我走過王仰晨曾在裏面工作過多年的314房間的時候，總是感到，仿佛他仍然坐在那扇朝北的窗下，埋首看稿。於是，耳畔就又響起了那熟悉而親切的聲音：要做一個真正合格的編輯，是很不容易的。
光明日報 岳洪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