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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大劇院結緣的吳祖強
新落成的國家大劇院即將舉行開幕演出，這是我們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一個盛大節日。有一個人，他的名字與大劇院密不可分。從改革開放後國家大劇院再次立項，到興建到運轉，前後經歷了十多年，他也為大劇院奔走操心了十多年——為了大劇院的建設，他曾兩次給總理寫信，多次在政協會議上提案，積極參與大劇院各項方案的選定實施。他就是國家大劇院藝術委員會主任、音樂家、音樂活動家吳祖強。
其實早在1958年就有了建設國家大劇院的規劃，後由於種種原因下馬。周恩來總理生前曾經作出過指示，在條件具備後還要興建，這也成為了周總理的未竟之志之一。改革開放後，隨著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這個項目被重新提上了國家基本建設的議事日程上來，然而，由於受到認識的局限，這個項目一度受到質疑，有人聯名建議下馬。在此關頭，吳祖強奔走呼籲，力陳大劇院對於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最終，國家大劇院得以立項，開工建設。
從那以後，作為國家大劇院藝委會主任的吳祖強，從硬體到軟體都不斷提出建設性意見。當大劇院行將完工時，吳先生又在全國政協提案，呼籲大劇院應該作為國家公益性事業機構，不能以市場運作的方式經營。最終，他的這些寶貴建議都一一得到了落實，從而為大劇院今後保持國家最高藝術水準得到了基本財政保障，也使大劇院得以順利開幕運營。
音樂家吳祖強
在今年中國交響樂團為吳祖強舉行的《八旬迴響》——吳祖強教授作品音樂會上，人們聽到了他的不同時期、不同體裁、不同題材、不同風格的音樂作品。尤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在蘇聯留學期間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部分不曾與觀眾見過面。新中國成立後，吳祖強成為首批留蘇的三名音樂專業學生之一，與指揮家李德倫、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同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音樂會上演出的他這一時期創作的《C大調弦樂四重奏》，在1956年就由莫斯科音樂學院四名教授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團在蘇聯國家廣播電臺錄音播放，並由蘇聯國家音樂出版社出版了樂譜。對於一名留學生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殊榮，足見他的成績優秀。
音樂會上還演出了他的畢業作品：《涂山之陽——與洪水搏鬥》（1958年），這是為郭沫若的長詩譜曲的清唱劇，由大型交響樂隊、混聲合唱、女高音和男中音演出，內容為傳說中大禹治水三過家門不入的故事。在上世紀50年代，吳祖強就創作出了有如此精緻的結構、完美的和聲及復調技法的交響合唱作品，無論是管弦樂寫作還是難度最大的多聲部聲樂寫作，今天聽來仍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精品。
吳祖強從蘇聯留學回國後精品不斷。由他擔任音樂整體設計、主持創作並作為作曲者之一的舞劇《魚美人》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音樂，以高度的民族性和交響性成為中國舞劇音樂的經典。《二泉映月》原是民間藝人華彥鈞創作的充滿了濃郁民族色彩和風格的二胡曲，吳祖強決心將此曲改編為弦樂合奏的形式，以使國內外的交響樂團和室內樂團都能演奏，使我們民族的音樂文化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改編于1973年完成，經過藝術加工後的《二泉映月》更具魅力，感人至深，得到了思想和藝術的昇華，當即受到人們的喜愛。然而，這樣一部優秀的音樂作品當年卻被“四人幫”一夥一次又一次地阻撓演奏。國內廣大音樂愛好者第一次聽到這部作品是在1977年中央樂團的一場交響音樂會上，那是“文革”後首次公演世界經典交響樂作品，《二泉映月》與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等中西方古典音樂一起，得到了解禁，現場的觀眾以及千千萬萬通過廣播和電視收聽收看的人們受到了震撼。1979年，指揮大師小澤徵爾帶領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再一次選中並演出了這部作品。那次音樂會上還演奏了吳祖強的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與劉德海和王燕樵合作），這是我國音樂史上首部成功地將民族樂器與西洋管弦樂隊相結合的協奏曲，融合得天衣無縫，成為典範之作。後來小澤徵爾將這兩部作品帶回美國演出。此後，弦樂合奏《二泉映月》被世界上許多交響樂團演奏，出過多個版本的唱片。
吳祖強的這些交響樂作品，以西洋管弦樂技法表達民族情感，完美的藝術形式與深度的思想內涵相統一，充分體現了民族的魂魄，成為了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至今常演不衰，成為音樂院校教學中的經典範例。
吳祖強留學回國後唯一的選擇是回到講臺上報效祖國，他把在蘇聯學到的西洋管弦樂技法系統地引進中國的音樂教學，編著出版了作曲技術理論教材《曲式與作品分析》及其他一些譯著，這些教材被幾代音樂學子使用。如今《曲式與作品分析》一書在內地和港澳臺地區已出版了十幾萬冊，榮獲國家高等院校優秀教材獎。他的音樂創作與教學，為中國主流音樂文化的創建立下卓著的功勳，推動了中國交響樂創作的發展。
音樂活動家吳祖強
人們常說，人到五十歲就是步入“天命”之年，那麼可以說，吳祖強五十歲之前的突出成就是音樂創作，五十歲之後則是“入仕”。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是“達則兼善天下”，時代需要音樂家，也需要音樂活動家。吳祖強曾經被考慮過擔任文化界的高層領導，但他怕影響音樂創作，推了。可是他也並未完全回避“當官”，當黨和國家需要他擔任領導時，他是無條件服從的，只是在努力當好“官”的同時，也要實現自己在音樂事業上的理想。他曾擔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院長長達11年。在他擔任文聯黨組書記期間，主持召開了一度拖延了五年未舉行的第五次全國文代會。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然而他最終以當一名教授為榮。他受命到中國文聯工作時，如果將行政關係從中央音樂學院轉過去便可享受部級待遇，但他始終未轉，並且一直堅持教學課務。如今，他的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和中國音協名譽主席職位成為眾望所歸。
“文革”剛剛結束時，中央音樂學院恢復甫定，吳祖強走上了學校領導崗位。從此，他的音樂事業進入了另一個領域。儘管自己的創作時間被擠掉了，但他鼓勵學生們發揮創造力，鼓勵他們出國參賽。例如小提琴家胡坤，參加了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小提琴大賽，拿回了“文革”後中國在國際古典音樂賽事中的第一個名次，從那以後，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指揮家、演奏家、歌唱家在國際大賽上獲獎，成為世界樂壇的精英。1978年，吳祖強等中國音樂家代表突然出現在倫敦著名華人鋼琴家傅聰的音樂會上，使這位海外遊子既激動又欣慰。訪美期間，吳祖強在駐美使館同志的陪同下，專程到費城去看望了中央音樂學院老院長馬思聰，令馬思聰感動之極。在當時他作這兩件事是頂著極大的壓力的。在“撥亂反正”的年月中，是吳祖強促成了傅聰和馬思聰長達20年之久的冤案的平反，在國際上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
吳祖強還與《光明日報》有著特殊緣份，這是一件不為大家所知的事情。“文革”中有人到“四人幫”那裏告狀說，南京長江大橋的紀錄片配樂中使用了“蘇修”的音樂。“四人幫”下令調查這一事件，於是在《光明日報》成立一個音樂小組，負責具體工作，組長為李德倫，吳祖強和其他幾位音樂學院教師也被借調到《光明日報》這個小組工作。在1972年至1975年間，這個小組利用機會進口了一批當時被禁止進口的蘇聯唱片、樂譜等音樂資料，後來，“案子”不了了之，他們倒在這裡專心研究起了肖斯塔科維奇等作曲家的音樂。從那以後，他的許多重要文章都樂意在《光明日報》上發表。
吳祖強的威望遠及國際音樂界。從1999年起他連任了三屆共達6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音樂理事會執行理事，他的出現，使這個音樂界的“國際奧會”、國際音樂界的最高論壇又有了中國人的聲音；在他的促使和努力下，2007年的第32屆國際音理會理事大會在中國召開。
真性情的文化人吳祖強
德高望重的吳祖強先生今年適逢八十壽辰和從樂從教六十週年，在他的華誕來臨之際，音樂界為他組織了一系列的慶賀活動，中國交響樂團舉行了他的作品專場音樂會，中央音樂學院及全國各大音樂院校的師生和各界嘉賓會聚一堂，共慶吳先生的“八旬迴響”，一時間成為我國音樂界和文化藝術界的一件盛事，足見吳先生的德高望重。
吳祖強的父親吳瀛是著名文物考古學家，善書畫，是故宮博物院的創辦人之一。吳祖強還有著一位作為文學戲劇大家的大哥吳祖光。吳祖強秉承了父親的藝術氣質和組織才能，在從事音樂事業中依次展現出來，使他與大哥共同成為共和國文化藝術界的一代“雙璧”。
溫文爾雅的吳先生，在生活中又是一個敢愛敢恨的人。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的祝壽會上，從香港專程趕來的音樂家、當年的同學卓明理女士“披露”的一段吳先生與夫人鄭麗琴女士的戀愛史，讓大家忍俊不禁。當年在南京國立音樂學院上學的吳祖強，對鋼琴專業的同學鄭麗琴展開了執著而熱烈的追求，不論颳風下雨還是寒冬酷暑，他每天中午都會西裝筆挺地準時出現在女生宿捨得樓門口，等候鄭麗琴，而且常托卓明理將鄭麗琴從樓上叫下來。這真是一幅現代版的“西廂記”速寫。吳祖強又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有著鮮明的是非觀點，談起自己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精彩段落後來被“四人幫”刪改得面目全非時，他常常憤而拍案。
吳祖強的侄女吳霜在1977年以優異成績考入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係，他的兒子吳迎又在公派留學生的選拔中脫穎而出，被中央音樂學院選送奧地利國立音樂學院留學。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吳祖強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期間。有人說，他應當“避嫌”，但他光明磊落地認為，這是孩子自己成績突出而應該獲得的機會，無原則的“避嫌”無異於一種妥協和交易。吳霜後來留學美國，最終成為一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吳迎留學後，在羅馬尼亞埃涅斯庫音樂節和波蘭第四十屆肖邦音樂節上舉行了個人音樂會，在後一次音樂會上，他的演奏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加演達九次之多，被當地音樂界評論為“創造性地發揮了歐洲的傳統經驗，達到了極高的水準”。
說是命運選擇了吳祖強，不如說是音樂與時代選擇了他。他的一生都是與音樂聯繫在一起的，無論是作曲、教書、擔任領導還是社會活動，吳祖強的人生軌跡，是一條與新中國音樂文化事業發展的平行線。時代見證了這一切。
光明日報
卜大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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