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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筆者問如何理解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時，杜維明又一次興奮起來：“太好了！我認為這是人類文明對話的典範，是人類的最高理想。”時值北京論壇（2007）在北大燕園召開，“人類文明的多元發展模式”正是討論的熱點。
如此看來，他還是一個學者，一個兼具儒家情懷和國際視野的華人文化學者。儘管他的身上有多重的光環，比如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顧問委員會主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傑出人士小組成員，同時自1996年出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至今。
與時俱進
他在全球的講壇間奔走，從港臺大陸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從東京到巴黎、溫哥華，還有新德里、開普敦、斯德哥爾摩……
作為國際漢學界和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維明說他在“傳道”，在“宣傳”儒學。“其實我的心願是不斷深入地了解儒家，通過了解、認識來發揮它的資源”。
杜維明說他對自己的定位是“紮根在儒家傳統的資源裏，從事比較有創造性的哲學思考。”所以，“如果說我是一個思想家或者哲學家，我很榮耀。”他把自己“看作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將儒家文化置於世界思潮的背景中來進行研究，直接關切如何使傳統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接軌。他反復強調，知識分子要有一種人文關懷，能夠在一個公共領域內對政策和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有責任感，能參與社會文化，代表著一種社會良知，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對環境問題的關心等等。
杜維明繼儒學名家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之後，以研究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他將儒教中國與儒家傳統區分，使“儒學復興說”成為當時文化討論中的一派顯學。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絕響30年後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與杜維明是分不開的。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由關注東亞經濟發展並引發文化思考，在“工業東亞與儒家倫理”、“儒家發展與現代化”等諸多著述中對儒家倫理與經濟倫理、企業倫理、行政管理及企業管理等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對儒家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現代化的不同類型，多元的現代性等宏觀課題進行了理論性的開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他的思想廣為學界所重視，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傳統之根
杜維明的文化之根深深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
杜維明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出生於雲南昆明，1949年隨父母到了台灣，1961年畢業于台灣東海大學，1962年赴美留學，1976年加入美國國籍。他自言小時候並沒有直接接觸儒家經典，真正對他施加儒家傳統影響的往往是周圍人不經意間的身教。“我小時的奶媽是從農村來的，沒受過任何教育，但從文化的資源上來講非常豐富。她通過口傳和身教，將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價值以她的那些民間的言語、生活習慣傳達出來，她的話對我們小孩啟迪作用是很大的。”
杜維明真正對儒學產生興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台灣之後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時遇到了周文傑老師。在授課之外，周先生找來部分賞識的學生，一起學習儒學。而這種學習的方式也類似于孔子與弟子間的那種辯難、討論，大家一起讀經、釋意，氣氛活躍而融洽。
後來杜維明逆台灣重理輕文的社會風氣而行，選擇報考了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所在的台灣東海大學哲學系，從此踏上了國際知名學者的成長之路。
“跟牟先生學習哲學，大半的學習都是在課堂之外。當時經常到老師的家裏，不僅僅是交流。比如讀《史記》，老師一句句斷句，釋意，就我們兩個人，有時中午去，有時晚上去，簡單吃點東西，一談就談到深夜。當時的樂趣太大了，太大了。”
與當代很多年輕人不同，杜維明選擇了哲學，一個通常被邊緣化的學科，而非“實用”之學。但杜維明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從事學術研究，從事他摯愛的儒學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純粹是出於興趣走上儒學研究的道路。而這興趣，“是強烈的，不是簡單的。一方面是感覺到了樂趣，但另一方面確實感到它有意義，有價值。”
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到了大學四年級，一個偶然的機會，杜維明獲得了哈佛燕京提供的獎學金。在服了11個月的兵役之後，就到了哈佛。
國際視野
在杜維明看來，儒學的發展體現在它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命運，並且作出不同的創建。傳統儒學有無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取決於它能否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有一個創建性的回應，即儒學能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華，最終成為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乃至核心內容”。
常年在海外教書做研究，杜維明坦言，海外視野對儒學研究的幫助“太大了！”他認為儒學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是，能不能通過英文把儒家的原理表達出來，而且受到西方的重視。慢慢地他發現，這種發展不僅可能，而且“契機很好，潛力很大”。
對比東西方對儒學的態度，杜維明感到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世界，特別是學術界的觀念裏，對儒學的尊重，等於對重大文明的尊重。在他們看來，孔子是代表人類文明的一個高峰。西方學術界中，很多人對儒學很生疏，幾乎一無所知，但他們十分熱情、好學，杜維明說與他們的交流，使他自己對儒學研究的水準也有所提高，“西方研究儒學的土壤是非常豐厚的”。反觀中國學術界，有些人對傳統文化的那種鄙視和狂妄，使人沒有辦法與其對話。
雖然處於海外豐厚的儒學研究土壤中，杜維明依然感到一種深深的寂寞。他說，在西方，對方再尊重、再了解，也只局限于一種學術交流，而與國內學術界的交流不僅是同樣的母語，有很多相同的價值觀，而且他們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的密切是海外不可比的。他說，就像中國菜一樣，美國一些很重要的城市都沒有正宗的中國餐館，所以在本土只要能吃到中國菜，對他來說，就是莫大的滿足，“絕對吃不夠！”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張曉哲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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