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到1936年夏，我在上海光華實驗中學（後改名為光實中學）初中讀了三年書，我深知窮人家的孩子讀書不容易，所以刻苦用功，每學期學習成績總是全班第一名。但當時我未成為死讀書的書獃子，除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把我捲進去以外，還得歸功級任老師張允和的開導，她為我訂了《文學》、《讀書生活》兩本雜誌，鼓勵我多讀書、多寫作。

　　初中畢業後，因家貧念不起高中，我只好自謀職業，在張允和丈夫周耀平（即周有光，時任江蘇銀行稽核科長）的幫助下，我考取了江蘇銀行練習生的位置。1937年抗戰爆發，銀行解散，我從徐州爬上去武漢的火車內一個裝牲口的車廂到了武漢，想請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社幫我去延安抗大學習，但未成功。正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以試試看的心情，我寫信給從上海遷移到武漢的周有光先生請求幫助。很快得到他的回信，並附有他的一張名片，名片上寫道：“請沙千里兄安排吳海鶴（我的原名）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學習。”我持這個名片找到武漢民大招生處，很順利地辦妥了去山西民大運城三分校學習的手續。當時，幸虧有周有光先生的相助，我才能以民大為臨時落腳地，1938年2月先到安吳堡專訓班學習，畢業後被保送入延安抗大總校學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和周有光、張允和夫婦重逢在北京，我常到他們家去玩。張允和來北京以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他倆那時已屬高齡，身體也不好。1982年底我離休後，我為了感謝張允和老師對我的教誨，1985年我把離休後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所得的稿費全部送給張允和老師，她堅決不收。後來我又郵寄給她，她才用我這筆錢買了一台負氧離子發生器，治療她的神經衰弱症，效果還不錯。

　　張允和老師，1909年出生於安徽合肥的官宦人家，姐弟九個，她在張家姐妹中是位有名的才女，她愛好崑曲，在京參加崑曲社演唱。她出版多本著作，如《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多情人不老》（與周有光合寫）等，並簽名贈給我，她的著作很受讀者歡迎。她在《多情人不老》一書前言中寫道：她與周有光“性格不同，並不相互抵觸，而是相互補充”。我同他倆接觸中深深知道他們是一對患難與共的恩愛夫婦。2002年8月張允和老師因病去世，享年93歲，我無限悲痛。

　　周有光老師1906年1月13日出生於常州，1923年就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攻讀經濟學。後任職于江蘇銀行和新華銀行，並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1949年上海解放後回國，任教于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經濟學。1955年奉調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學研究，撰寫多種著作，很有影響。他82歲時學習電腦操作、打字，接發郵件輕鬆自如。98歲時，他倡導“基礎華文”運動；100歲時他的《百歲新稿》問世，他在該書自序中寫道：“老來回想過去，才明白什麼叫做今是而昨非，老來讀書，才體會到什麼叫做溫故而知新，學然後知不足，老然後覺無知，這就是老來讀書的快樂。”他的自序中末尾寫道：希望《百歲新稿》不是我的最後一本書。我深深為他這些話所感動，並從中得到教誨。我今年89歲，也出版過幾本著作，按照周有光恩師對我的教誨，決心實現自己晚年立下的格言：“生命不止，學習不息，筆耕不輟。”
 
中華讀書報 吳凡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