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予生也晚，但如今也常自稱已進入“中老年”行列。回顧昔日少年之時，先後有過四位忘年之交：張慶第先生、戈革先生、胡道靜先生、吳德鐸先生。其中張、胡、吳三位先後已歸道山，而相交最長、相處最樂者，當屬戈革先生。
如今，戈革先生竟也走了。
25年前，我在北京念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和我同屋的是許良英先生的弟子熊偉。一日熊偉對我說：“許先生告訴我戈革先生學問大，讓我經常去請益，但是我每次去了，戈先生不和我談物理學史，也不叫我讀別的書，總是推薦我讀金庸小說，這真奇怪。”我那時尚非金迷，但整天亂讀雜書，我恰好在《中國石油大學學報》上讀到戈革先生一篇論文，是對國內某物理學史名家進行商榷的，文中嬉笑怒罵，莊諧並陳，和我當時看到的“學術論文”大相徑庭。例如，文章中竟會出現這樣的句子：“真正wonderful也！”——這句話後來被熊偉學著到處用。
從這兩件事，想見戈革先生有如此行止，不覺心嚮往之，於是有一天和熊偉一起去拜訪了戈革先生，是為我們相識之始。初次見面，相談甚歡。所談內容已不能記憶，只記得我們談到了香艷詩詞，因為據熊偉後來告訴我，戈革先生事後對他說：“這個江曉原倒有些意思——他居然說自己喜歡香艷詩詞。”前輩高人判斷人物，常有見微知著之法，喜歡香艷詩詞的，本來大有人在，只是人們通常不好意思赤裸裸說出來，而我卻不辭坦然自陳。
從此就開始和戈革先生的忘年之交。我成了他家中的常客。我每次到他那裏去，從來不談天文學史（我的專業）或物理學史（他的專業），我們只談舊詩詞、武俠小說、金庸、篆刻、書法、名人軼事等等，總而言之，不談任何科學史。不過，當他翻譯的《玻爾集》開始陸續出版時，應我的要求，他每冊都題贈給我，如果這算是涉及了物理學史的話，那或許就是我們交往中唯一的例外了。
從1985年開始，我成為金迷，但這倒並非戈革先生之故——事實上，他從未向我推薦過金庸小說。那麼，他為何卻屢屢向熊偉推薦？看來這是他的“因材施教”之法——也許，他知道我這樣的人早晚會迷上金庸的，用不著他來推薦。不管怎麼說，當我成為金迷之後，金庸小說就成為每次我去戈革先生那裏聊天時的重要話題之一。我還從他那裏見到了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系列（“我看”之後是“再看”、“三看”……直到“十看”），我甚至將這十冊書借回上海去看。
他對金庸小說有許多與眾不同的見解。最驚人的見解之一是，如果讓他在金庸小說所塑造的女性角色中選擇愛人，他竟願意選康敏——段正淳昔日的情人之一、丐幫副幫主馬大元的夫人，這可是金庸小說中最為心腸狠毒的女人之一！其見解之特異，由此可見一斑。我多次建議他將他的見解寫成書，與世間同好分享，然而他遲遲沒有行動。
1986年，我修完了博士的全部課程，進入論文階段，開始經常住在上海了，有一天卻接到他的來信，告訴我他已經動筆寫這本我一直在期待的書了，書名取作《挑燈看劍話金庸》。我聽了非常興奮，立刻做了兩首絕句祝賀，不久他回信抄示“步韻謝江曉原博士寵題拙稿《挑燈看劍話金庸》二首”，其一雲：“自翻新樣論英雄，天理人情若個通，別有悲歡話興廢，肯將才地謝凡庸？”對此書的自信躍然紙上。
書稿完成後，我是此書的第一個讀者——比責任編輯還先讀。然而此書的出版卻是好事多磨。最初是應科學出版社之約而寫的，但戈革先生對於該社外聘的責任編輯改動他的書稿十分不滿，出版之事就擱置下來。此後十幾年間，這部書稿輾轉于海峽兩岸多個出版社之間，包括我為它尋找的幾個出版社，一聽有這樣一部稿子，開始都很興奮，可是看了書稿之後卻都敬謝不敏了。近聞《挑燈看劍話金庸》終於被中華書局接受，出版有日，也算差可告慰作者于泉下矣。
戈革先生曾表示，他平生各種學問之中，有兩門可以帶研究生：一是物理學史，二是篆刻。篆刻一道，他自雲絕無師承，是真正的無師自通。古今印人之中，他佩服的只有吳昌碩。雖然他未被篆刻界“承認”或躋身“篆刻名家”之列，然而有比較才有鑒別，將戈革先生的篆刻作品與時下某些所謂“篆刻名家”的作品一比，立見前者意蘊深遠，古雅靈動，後者則匠氣襲人，了無意趣。
我自己以前也曾從事篆刻，當然更是沒有師承的野狐禪，只是讀過一些前人印譜，通過實踐體會體會奏刀的感覺而已。自從與戈革先生相交，見識了他的篆刻作品，頓時爽然自失，從此不再奏刀了。
然而不再奏刀卻成了我的福分。我以前也附庸風雅自刻名章、閒章、藏書印之類，如今把玩舊作，自慚形穢，感覺再無一方堪用的了。誰知此時卻“少年盛氣消磨盡，自有樓船接引來”——有戈革先生賜印了！戈革先生為我治了名章，更有藏書印“江郎長物”、閒章“二化齋”（朱文白文各一）、“雙希堂”、“有心受苦”、“無力回天”、“神遊天人之際”等多枚，又澤及內人和小女，各賜名章。有一次他托許良英先生的弟子屈儆誠將一包他為我治的印帶給我，屈非常嫉妒地問我：“我們平時向戈先生求一印都極難，江曉原你何德何能，戈先生竟一次給你治這麼多印？”我嘴上只好說是運氣好，心裏知道這是因為被戈革先生引為知音之故。二十年來，這些印人見人愛，其中“江郎長物”和白文“二化齋”，是我最常用的兩方，許多朋友都很熟悉，也曾多次見諸媒體。
戈革先生“印業”中最大的事功，是他作為超級金迷，發願為金庸15部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製作印譜——凡1200余人，共1600余印（重要人物不止一印，還有題名等章）。這部《金庸小說人物印譜》堪稱鴻篇巨制，更是“自翻新樣論英雄”的特殊樣式。印譜完成之後，戈革先生製成印拓十余部，承他不棄，本人獲贈一部。遺憾的是，《金庸小說人物印譜》的出版，十多年來也是命途多舛，迄今尚在等待。
2002年，丹麥女王向戈革先生頒授“丹麥國旗騎士勳章”，儀式在北京舉行。這是女王為了表彰戈革先生多年來對丹麥物理學家尼耳斯·玻爾的全面深入研究，並且翻譯出版了玻爾全集的中文版。戈革先生為此賦了一首“辛巳閏四月，余獲丹麥女王封為國旗騎士，佩勳章，感而賦此以自嘲嘆”，他給我來信說：“授勳乃世俗之事，最不宜作詩詞之題材。然而正如人們所常說者：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終於還是作了一首歪詩，自謂不落俗套，有人指為倣李長吉，則吾豈敢！”這首“歪詩”戲倣唐代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句式，其中有“荷蘭水蓋忽臨止”之句，將女王頒授的勳章比作汽水瓶蓋，表現了他“以自嘲嘆”的心情。
戈革先生的“正業”是物理學史，是國內這方面的翹楚和權威，這有他翻譯的鴻篇巨制《玻爾集》和他發表的大量相關的學術論著為證，無需多言。他任職的單位則是中國石油大學研究生院（北京）。然而最奇怪也最令人驚嘆的是，他同時又是天生的詩人！他那數不盡的錦心繡口和詼諧調侃，發為舊體詩詞，實在是讓人擊節嘆賞，佩服之至！可惜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曲高和寡，很少有人能夠欣賞。說句狂妄自大之言，我可能是他在這方面最重要的知音之一（姑且加上“之一”吧，畢竟他唱酬的友人中還有錢鍾書呢——但錢是否激賞他的詩則未可知）。
戈革先生早年曾加入張伯駒的詩社，當時經常與他唱和的詩友有周汝昌等人。他晚年將自己的舊體詩詞編為《拜鞠廬吟草》一冊（迄今尚未正式出版），“拜鞠廬”是他的自號。他先將一張A4紙對折，然後畫上左右各九行的烏絲欄，對折處還有燕尾——完全描成舊時線裝書的樣子。再將這張A4紙複印數百份，接著就在這些紙上手自抄錄歷年詩詞舊稿。事畢，再複印了十幾份，贈送知音好友。贈我的這一份前有題記雲：“曉原博士得余吟草，有嗜痂之賞，謂將什襲而珍藏之。雖稱許過當，亦令老夫有加倍知己之感也。杜工部懷青蓮句雲：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我非謫仙人，何足以當此乎！呵呵！辛未白露玄天之行前二日古稀叟戈革記于薊門煙樹之北。”
拜鞠吟咏，有纏綿悱惻，風流旖旎者，如《鵲踏枝·和馮十四首》之四：
窗外轆轤驚報曙，攬頸無言，脈脈增離緒。鬢亸釵橫衝曉霧，自搖雙漿淩波去。
一枕相思情萬縷，流水桃花，渺渺天臺路。紫燕呢喃樑上語，來年飄泊知何處。
亦有遊戲筆墨，打油玩笑者，如《登異香樓四首》之四：
半寸煙頭作瓣香，路人相聚此一堂。登臺雅似龍行雨，候缺急如狗跳墻。繫帶拖泥還帶水，蹲坑躍馬復橫槍。若教西子蒙不潔，柳葉雙眉點額黃。
他詩詞中的《鵲踏枝·和馮十四首》，代表了他在艷情詩方面的最高成就，是他步南唐馮延巳原韻而作，不僅“置之古人集中幾可亂真”，在我看來猶有過之──有些篇章比馮作更佳。況且馮作十四首相互之間並無聯繫，而戈作十四首則一氣而成，隱隱構成一個美麗哀怨的浪漫愛情故事。有一次我們閒談時，我曾就此向他求證，但他笑而不答，只是說：“詩本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戈革先生的一生，不能算很幸福，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受過的罪，他都受過。這從他“一生不戴烏紗帽，半路常逢白眼狼”、“只望花蔭重遇見，無人行處都行遍”、“平生一事最遺憾，不信劉郎勝阮郎”等詩句中不難看出。當然，他也是性情中人，難免恃才傲物，得罪過不少人，他有“常恨乾坤有外行”之句，正反映出他這方面的性情——還是當年熊偉表達得最為直白：戈革先生就恨人家沒學問。
學貫中西，博通今古，懂物理學，會作極好的舊體詩詞，會寫漂亮文章，會篆刻，會書法，會繪畫，會玩玉，會玩葫蘆——舊時士大夫的種種玩意兒，他幾乎玩全了——這樣一個天生才子，真是天壤間一件寶物！可惜啊可惜，上天已經收回去了。
江曉原 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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