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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9日，山西省博物院《文明搖籃》展廳，新石器時期棗園文化展臺前，幾件造型優美、做工精細的陶壺、陶缽，引得前來參觀的人讚嘆稱奇。這些在翼城縣棗園文化遺址發現的文物，是迄今山西省發現年代最早的、距今已7000餘年的新石器文化遺存。
棗園文化遺址，揭開了華夏文明淵源的又一個謎團。而關於這個謎團，不得不提到一個考古學者——田建文。他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省金墓博物館館長。棗園文化遺址，就是他和幾位摯友調查、發掘、研究的結果。2月20日，我們請他走進了本報新聞會客廳。
敢與恩師叫板
對千年古人，對罈罈罐罐，我是有感情的。說到底，是因為我跟它們有對話能力了。在我看來，任何人類遺物，都已經凝結著思想和創造，它們透過時間和空間，盡情地向我傾訴著。——田建文
三晉都市報：您為什麼對考古感興趣呢？
田建文：我出生在襄汾縣北王村一個普通農家。北王村是建於金元時期的村莊。兒時，小夥伴的父親從地裏帶回來一件拱背長方形白瓷枕，上大學後，知道了它是金元時期的作品；村西北“三道溝”溝口早年取土，挖開一座磚墓，印象中，墓底有一週須彌座，童年的我還常在墓口張望；我們村子周圍還有城墻，是明朝修築的……這些物事，在歲月的流淌中，潛移默化地就成為我成年後考古情結中的一部分了吧。
三晉都市報：您第一次參加考古發掘，是在什麼地方？
田建文：1982年秋天，在曲沃曲村發掘天馬—曲村遺址。1980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商周考古專家李伯謙先生、秦漢考古專家俞偉超先生以及考古學家李仰松先生、宿白先生都是我的老師。
當時，北大教授、考古學家鄒衡先生帶領我們班實習，鄒衡先生認識每一塊小小的陶片，他指著一小塊裏面有布紋的瓦片對我們說：“這是漢代以後的！”我們都恭敬而仰慕地圍著鄒先生，我的內心充滿了使命感，覺得一小塊陶片都那麼神奇。尤其是當我們找出了一座墓葬的開口線，就是挖掉耕土層後，露出的長方形的、和別的土不一樣的土色時，都興奮得歡呼起來，因為，再往下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和隨葬品了……歷經4個多月，發掘結束了，我對考古也情有獨鍾了。
三晉都市報：聽說，在專業上，有時，您敢與恩師叫板？
田建文：老師們給我的幫助很大，一些細節至今讓我心懷感動。1989年底至1992年底，我在曲村考古隊駐地工作了三年。鄒衡先生正好在曲村駐地整理墓地材料，鄒先生給我講了許多考古界軼事以及他研究夏商周考古的經歷，讓我受益匪淺。
有時候，遇到不同意見，我會堅持自己的觀點。1992年，北趙晉侯墓地發現併發掘後，鄒衡先生和李伯謙先生認為，天馬—曲村遺址是“唐”或“故絳”，我斗膽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天馬—曲村遺址至今未發現城墻或大型夯土（宮殿）基址等與晉都直接相關的建築遺跡，而這些恰恰是判定晉都至關重要的因素，並刊發論文《晉國早期都邑探索》。聽師兄弟們說，鄒衡先生非但沒有生氣，還誇獎我這篇文章呢。
苦中自有樂趣
田建文主持過十余次文化遺址的發掘。在對侯馬晉國遺址的研究中，1993年，他提出了
“新田模式”，否定了白店古城的存在，確定了臺神古城城外西北角那三座大型夯土臺基，是祭祀汾河之神 “臺駘”之用。如今，
“新田模式”得到了考古學界的認可。
三晉都市報：考古工作辛苦嗎？
田建文：在荒郊野外工作，風吹雨打是家常便飯，但苦中有樂。2004年冬至前一天，我到絳縣橫水工地發掘西周大墓。天氣真冷，凍得連說話的想法都沒有。工地在紫金山腳下，每天上工地都要爬坡……2005年1月的一天，我清理的橫水墓地2號墓出土的銅鼎、銅卣等器物上，都見到銘文，尤其是銅卣，蓋內和底部有相同的銘文66字，太興奮了。這是橫水工地首次發現銘文，後來證明是文獻中沒有記載的“倗”國墓地。
三晉都市報：1991年，您找到了山西省最早的陶片？
田建文：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91年5月11日，我與同事們來到翼城縣棗園村，遺址位於村莊中部，我們去時已破壞得很嚴重了。我們在一戶村民院子的南邊，發現了棗園一號灰坑。灰坑裏有許多紅色的陶片，我們復原了20多件，這些陶片比西安半坡的還早，是7000年前的東西。1999年，又發掘了棗園遺址，在兩米的地層內，發現了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遺存，總共出土、復原了陶器100多件，併發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參考碳十四測定的年代，大約距今6400∼7000年。17年過去了，它仍然是山西最早的一處遺址。我根據調查材料，將其命名為“棗園文化”。在論文《晉地區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新認識》中，我提出，盛極一時的廟底溝文化就是由棗園文化發展而來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輪的對廟底溝文化譜係、淵源重新研究的浪潮。後來，我同意以西陰文化取代廟底溝文化的意見，是因為西陰文化就是由棗園文化發展而來。西陰村是咱們夏縣的啊！
三晉都市報：棗園文化遺址會不會是山西最早的文化遺址？
田建文：山西有那麼多三萬年以內的細石器文化地點和遺址，存在一萬年左右的人類遺存是不奇怪的。目前，棗園文化已被認為是西陰文化的前身，也就是說，它們是傳承關係。由棗園文化生長的西陰文化，則是中國史前時期最為輝煌的一次各部族間的統一，包括文化的和政治的。可以說，這種文化統一，奠定了秦統一中國的基礎。
三晉都市報：1926年3月24日，中國考古之父李濟先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先生發現了西陰村遺址。1994年，您也在相同的地點組織了發掘，是為了緬懷李濟先生嗎？
田建文：為了紀念“西陰村遺址發掘70週年和李濟先生誕辰100週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組織力量對西陰村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李濟先生的發掘地點在村北公路東側一處斷崖，十多年前，村民建屋將斷崖破壞。在挖掘過程中，我們還走訪了一些上了年紀的村民，幾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對當時的發掘地點、情景記憶猶新，提及李博士、袁先生，仍充滿崇敬之情。
三晉都市報：您如何看待一件文物的價值？
田建文：我們的庫房裏存放有大量的碎陶片標本，可以裝好幾十車，這些東西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值錢的，我們卻把它們看成是歷史最好的見證者。有一次在侯馬搞發掘時，我們發現了大量7000年前的穀物，當時特別興奮，因為這些幾千年前的種子，證明瞭在那個時候，人類就已經掌握了栽種技術。我們保存了一些樣品，視作珍寶。我們對考古物件的價值，體現在其對歷史的詮釋上，而不是所謂的經濟價值。如今，藏寶鑒寶成為時尚，這本是振興歷史文化的一件好事，卻不免又進入了另一個誤區——只重視文物的經濟價值，而忽視了文物的歷史價值。
盜墓令人痛心
2003年3月至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組織力量，同臨汾市文物局和浮山縣文化局一起，組成橋北考古隊，對浮山橋北墓地進行發掘。五座大型墓都有殉人、殉狗和腰坑，這恰恰是商墓的重要特點。橋北墓地距陶寺遺址更近，它對晉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橋北考古隊的領隊就是田建文。
三晉都市報：關於晉的始封地一直是個謎，您在晉南一帶考古多年，您認為晉的始封地在現在的什麼區域？
田建文：晉文化在西周時期是“作為周文化一部分的晉文化”，晉西南、晉南的兩個地區發掘了大量遺址，但少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的墓葬，多為西周晚期的墓葬。周成王剪桐封地，弟弟叔虞被封為唐侯，史載，因唐地臨晉水，後來改國號為晉，晉遷至侯馬曲沃一帶。直至西元前569年之後，晉的疆域才將靈石口以北劃入，即延伸到現晉中地區。唐叔虞的兒子叫燮父，唐地有晉水，燮父改稱晉侯。這段歷史少有記載，晉的始封地究竟在何處就成了歷史之謎。近年公佈的一香港人藏有一銅簋，上有銘文，根據銘文以及其他史料仔細推敲，晉的始封地在太岳山南麓，商代晚期及西周早期的“唐”最有可能在今浮山橋北一帶。
三晉都市報：您這個論斷是發掘了橋北墓地後得出的嗎？
田建文：是的。侯馬盟書中提到趙家的敵人就是先氏，2000年，在浮山縣橋北墓地出土的部分收繳文物中刻有“先”的銘文。周文公時期，先軫作為軍事統帥，此後，先氏三代在晉國軍中佔據重要位置。太原金勝村趙卿（即趙簡子）墓的一件銅粗虺紋蓋豆，豆蓋口沿旁刻有銘文“先”。這些“先”族人氏是晉國貴族和國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世族譜》的記載“先、范同祖”，范氏為“陶唐氏”之後，“陶唐氏”又建立了唐國，若唐和先是一體，那是先建立的唐還是唐吞併的先？任何一種可能存在的話，橋北以其規模當為唐侯墓地；若不然，唐（子）與先（侯）就是兩個相互為鄰的國家。
三晉都市報：浮山縣橋北大墓有殉人、殉車、殉狗、殉馬等現象。槨上有殉人，您發掘的墓葬中槨上有殉人的不多吧？
田建文：商代多，周代不多。周代開始以人為主，商代是“帝”，周代是“王”。上天才有“帝”，人間只有“王”。浮山橋北大墓本來是個大發現，墓道很長，有20多米，比曲沃的晉侯墓道還要長，墓道越長，墓主人的規格就越高。發掘以前，我給老師打電話，說如果挖掘出有銘文的銅器，就一定要推薦該墓葬為上榜年度考古發現。然而，一件銅器也沒有，千年的歷史資訊全被盜墓者掠奪一空了，只剩一些破碎的陶片。我們的心都碎了！
三晉都市報：山西一些地區的盜墓活動非常猖獗。
田建文：在浮山橋北墓地的發掘過程中，我們發現了盜墓賊留下的手電筒，電池還能用，打開還有亮光。在那座帶有20多米長的墓道的墓中，盜墓賊在墓室將挖的土裝進編織袋壘起來充當支撐柱，可見盜墓的猖獗程度。
三晉都市報 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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