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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著名作家浩然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三河市農民用玉米等農作物自製的花圈格外醒目。浩然本名梁金廣，其代表作有文革時期發表的長篇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等。
中新社發 徐曦弋 攝
80年代以後,浩然長住河北三河市,創辦《蒼生文學》雜誌，並完成了三卷本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和《圓夢》。 中新社發 徐曦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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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是中國文壇一個獨特的現象和風景。有關他的是是非非，並未隨著他的離世而消失。
★文/《小康》特約記者 張弘
在1999年香港《亞洲週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大陸小說中，浩然的《艷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入選。
在《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語教授西裏爾?伯奇以《浩然的小說》為題，對《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進行分析和批評後如是寫到，“在講故事的流暢方面沒有誰比得了他。用精心選擇的細節來使人物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富於感染力，從庸常瑣屑中搶救出的小插曲也飽含寓意，而象徵則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結之處蓄著力量的繩索——一個生動的故事所具有的這一切都似乎行雲流水般出自浩然。”
2008年2月20日，一生“寫農民，為農民寫”的浩然，在五年多的植物狀態之後，終於拋開生前的是是非非，撒手人寰。然而，有關他的爭論並未中止。
心繫《艷陽天》
1962年12月，在前輩作家蕭也牧的鼓勵下，30歲的浩然開始準備創作自己的第一篇長篇小說。這一年，他的小兒子梁秋川出生了。三十而立，浩然把創作《艷陽天》看成了自己一生成敗的關鍵。他同時認識到，不把全身心的力氣都支付給它，是難以取勝的。於是，他向供職的《紅旗》雜誌社請了創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處作家寫作所全心投入這本書的創作。
此前，浩然已經出版了《喜鵲登枝》等幾部短篇小說集。作為一個只上過三年小學的農民，通過自己的勤奮學習而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浩然有過春風得意的喜悅。但是，他並不滿足於現狀，蕭也牧建議他寫長篇小說，正說出了他自己有打算卻又沒把握做的事。因此，他以極大的創作熱情，投入了《艷陽天》的創作。他以順義縣最邊遠的山旮旯子焦莊戶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蕭永順為原型，開始塑造蕭長春這個人物形象。
一年多以前，他在山東濰坊昌樂的城關公社東村大隊下放，因為聽從了農民的提醒，使十幾萬斤小麥沒有霉爛，國家得到公糧，群眾分到口糧；他自己也得以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職錯誤。這件事使他“心靈受到衝擊與震顫，真正將心融入了社會生活，獲得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中許多場景、意境和人物心態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後，在與《浩然口述自傳》的作者鄭實談起時，他還說到，“尤其重要的是，這場親身經歷的驚心動魄的體驗，使得北京郊區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蕭永順有了一個用武的陣地和施展其本領的‘載體’，對這部小說的結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經形成這樣一種條件反射，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只要一見到麥子有了發黃的顏色，我就想到昌樂，就擔心沒容小麥打軋入倉便陰雨連綿，直到得知準確的收穫完畢的消息之後，才把懸著的心放下。”而東村大隊保管員田敬元，則成了書中“馬老四”的原型。
《人民文學》雜誌社前副主編崔道怡記得，“浩然寫完《艷陽天》後拿給我看，當時是20幾萬字，我覺得他的構思很不錯，寫的是十幾天的時間，農村裏面人與人關係的變化，在藝術結構上有很大的擴展空間。後來他覺得，這些意見對他來說像鑰匙打開了倉庫，他腦子裏面儲存的人物、生活積累很豐富，完全可以充實到小說中去。我跟他談過以後，浩然將《艷陽天》改寫成了126萬字的三卷本。”
1964年，《艷陽天》第一卷問世，到“文革”前夕，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齊。
學者丁東讀到《艷陽天》，是1968年到山西農村插隊的時候。他記得，“當時，別的小說已經不怎麼流通了。村子裏和我一起插隊的好幾個人都想搞文學創作。大家有一個話題，就是《艷陽天》和《創業史》的比較。這兩本書的價值取向實際上是一樣的，但是有知青認為，《創業史》比《艷陽天》寫得更深刻一些。其中，有一個同學把《艷陽天》研究得滾瓜爛熟，他把浩然當作了創作楷模，比照著浩然來創作，成了當地的文藝創作骨幹。”
作家劉慶邦是在1965年讀到的《艷陽天》，這一年他剛上初一。“那時，我們的老師就向我們推薦《艷陽天》，還讓我們朗讀。讀了之後確實覺得很好。”劉慶邦說，“這時，‘文革’還沒有開始，但是，好多作家都失去了創作的權利，《艷陽天》也特別符合當時的需要。當時出長篇小說的人很少，要買一本長篇小說還很不容易。所以出一本長篇小說全國的人都在看。
1972年讀到《艷陽天》的陳徒手當時在福州上中學。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他明確不同意後來流行的“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說法。“‘文革’中就浩然一個作家不準確，我記得那時候起碼有十幾二十多個作家的書，但是，影響最大的還是浩然的《艷陽天》。”
韋君宜在《思痛錄》中的回憶也證實了陳徒手的印象。她說，這時的小說有《千重浪》、《東風浩蕩》、《伐木人》、《鐵旋風》、《無形戰線》、《朝暉》、《晨光曲》、《鑽天峰》等等，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藝術”。“有幾位作者很有生活，比如森林生活、農村生活、學校生活，有的段落寫得很真實，很動人，但是整體構思卻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隨波逐流地去捏造。”
《艷陽天》引發巨大反響，很快，由曹燦播講的“小說連播”又把它以廣播的形式傳播到千家萬戶。在城市和農村，有線廣播使浩然的這部長篇小說達到了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程度。
三十而立，浩然心中非常得意。千字10元的稿費，他全部交了黨費。
偏愛《金光大道》
1966年到1970年底，浩然是在鬥批改和下放農村中度過的，完全放下了筆。
197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已經在房山週口店公社下放勞動一年的浩然重新返回了北京，調到了市委農村組。當時，大興縣大白樓村已故隊長王國福被樹立為典型，他被選中給王國福寫一部傳記。浩然表示，寫這篇傳記，自己是有創作衝動的，當然也想通過它改變當時的處境。於是奮筆疾書寫了一篇《王國福的故事》交上去，然而《人民日報》又發表文章說不準寫真人真事。市委書記吳德怕惹事，不讓發表。於是，浩然就把蒐集到的資料用到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開頭。
其後，浩然在順義箭桿河邊南彩衛生院悶頭開始寫《金光大道》。這裡離他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和蕭永順住的焦莊戶都比較近。臨去之前，市委書記吳德說，你把去向告訴我們，必須保證隨時能找到你。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74年，第二部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學》選載。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華出版社出版發行。
對於自己的這部作品，浩然如是表示，“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愛這部《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因為從人物故事到所蘊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艷陽天》一樣，當時讀者就認為我寫二林、彩鳳這樣的中間人寫得好，但我不喜歡他們。今天，經歷了這麼多人世糾紛，對這種有點自私，但無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較理解了?但不，我還是不喜歡自私的人。我永遠偏愛蕭長春、高大泉這樣一心為公，心裏裝著他人的人，他們符合我的理想。我覺得做人就該像他們這樣。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
韋君宜的回憶則表示，“當時的大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的架子實際上是由編輯部幫他搭的，先賣公糧，後合作化……”到寫第二卷時，韋君宜從幹校奉命調回人民文學出版社，接任責任編輯，編輯組長是一位外單位調來沒當過文學編輯的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要求增加抗美援朝的內容，浩然只好收回稿子增加。
儘管浩然對《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從讀者和文藝界的反映來看，多數人更喜歡《艷陽天》。
但是，這並不影響《金光大道》受到格外的青睞。丁東回憶說，“文革”中先恢復故事片拍攝和放映的時候，最先拿出了四部電影，其中就有《艷陽天》，其餘的三部是《青松嶺》、《火紅的年代》、《戰宏圖》。拍完《艷陽天》，接著就拍《金光大道》。陳徒手說，“《金光大道》上演的時候，彩色的電影海報貼滿了街，男主人公和女主角面對面對視，在‘文革’中很惹眼，因為那個年代很少有那種交流的表情。而電影演員王馥荔，當年就是因為在電影《金光大道》成功扮演了呂瑞芳成為‘中國第一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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