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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江青親自召見
1966年，浩然因為出生好，長期在農村寫作，群眾反映也很好而被以軍宣隊為主的北京市文聯工作組看中，被推為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
浩然第一次和江青見面是在天橋劇場，陪同人有于會泳、劉慶棠、浩亮等。江青和他談論起《艷陽天》小說與電影。幾天以後的一個淩晨，浩然被吳德帶到釣魚臺，接手了一項任務——與詩人張永枚、新華社記者蔣豪紀代表江青慰問西沙海戰的前線軍民。江青還讓浩然和張永枚蒐集材料，創作作品。這是他第2次見到江青。
從西沙回來之後，浩然接到市委通知，讓他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活動。在這個會上，浩然親眼看到，江青拿著狄福才的檔案袋。狄福才原來在8341部隊，是毛澤東派到文化組的。一會兒來了一個秘書，江青交代說，這個人不可重用。浩然聽到後心裏不由得一驚，認為毛主席派來的人，江青都這樣說。他還聯想到《歐陽海之歌》的作者曾經被她重視，後來又被投進監獄的實例。由此開始，浩然和江青開始刻意保持距離。
在惶恐和緊張中，浩然用一個月時間寫出了《西沙兒女》。由於對生活不熟悉，他把自己年輕時知道的家鄉抗戰故事改造了一下就應用了上去。在多年以後出版的《浩然文集》中，浩然沒讓收入這部作品。
浩然心裏的忐忑，在其長子梁紅野的回憶中得到了證實。有一次，浩然把梁紅野叫到跟前，告訴他，床上枕頭裏藏了幾百塊錢和一些糧票，都是父母多年積攢下來的。他擔心萬一什麼時候自己被抓被關，年紀輕輕的紅野就得成為家裏的頂梁柱，因而預先告訴他有那些錢和糧票，以備不時之需。
推脫江青佈置的任務
1975年9月16日，浩然正在延慶縣山區農村體驗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電話，說江青讓他到大寨去。浩然17日趕到大寨，參加二十幾名文藝工作者的集會。這是他第4次在小範圍場所見到江青，也是最後一次。
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浩然被于會泳等人伴隨著的江青攔住，她問，你聽到什麼謠言沒有?浩然回答說，沒有聽見。我一直在鄉下，那裏閉塞得很。江青接著問張永枚，張回答說，聽到了，說江青同志是呂后。江青一聽就破口大罵。
吃飯的時候，江青正式給在場的文藝工作者佈置寫作任務：重寫《創業》、大改《山花》、新創作《井岡山》、《長征》和《四渡赤水》。她讓浩然和一位導演合作搞《井岡山》。于會泳還宣佈，江青佈置的創作任務，回去後對誰也不許講。回到北京，浩然第二天向市委做了彙報，並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藝工作的黃書記表明不願意執行江青交給他的這個寫作任務。那位書記說，拖拖看。於是，浩然就藏到軍隊寫小說。1976年春節臨時回京探親的時候，文化部劉慶棠等人通知浩然，春節後參加電影會議，責令《井岡山》等創作上馬。浩然為了逃避，又通過市委領導在初二躲進軍隊的301醫院，繼續偷偷寫小說。
在後來的回憶中，浩然稱，自己一直拖著沒有寫這部作品。1976年9月，浩然成為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文學界代表，和老將軍楊成武一起守靈。
步入生命低谷
粉碎“四人幫”以後，浩然從山巔跌入了谷底。《金光大道》第三、四卷因“四人幫”倒臺未能出版，根據他的小說《西沙兒女》改編的電影未及封鏡便被打入冷宮。1977年12月，他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8年會議開幕時卻被突然取消了代表資格。這對浩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事發之先沒有跟他打招呼。陳徒手後來訪問浩然的時候，他還提過好幾次。此外，浩然成為了清查對象。最終被認為“摔了跤，沒有完全陷進去”。
這段時間的浩然心情落寞，北京人藝的老編劇梁秉堃去他月壇北街的家中去看望時，老伴說，很久沒人來看望他了，而浩然則搖著他的手流下了眼淚。林斤瀾抱著一隻老母雞，和多年沒見面的劉紹棠一起來給浩然鼓勵。人民體育出版社原文藝編輯張健1988年去採訪浩然的時候，浩然提到，自己被批判的時候，一位領導(也是文化人)對一個日本記者說，浩然的小說並不是他寫的，他會寫什麼小說？是雇人寫的，署上他的名就是了。浩然聽到這個消息勃然大怒，將掏出的煙和火一把扔到窗外，從此再不吸煙。
復出執掌《北京文學》
1989年之後，浩然擔任了《北京文學》的主編。上任以後，浩然強調要多發工農兵作者的作品，從1990年到1992年，《北京文學》幾乎沒有刊登名人的作品，基本都是基層業餘作者的稿子。北京作協會員，平谷的張爽很早就認識了浩然，他說，“浩然破天荒地在《北京文學》頭條位置一舉發表了平谷區農民作者陳紹謙的小小說25篇，此舉惹來了很多非議，議論聲四起，有的說，《北京文學》之後該改名叫《郊區文學》得了。一些作家聯合起來，不給《北京文學》寫稿。”
《北京文學》社長章德寧回憶說，“作為編輯部成員，我們也很苦惱。大家就想扭轉局面。後來，浩然也聽到了這種批評，他也不太管了。到1993年，他基本不過問稿子的事了，一些作家慢慢給我們寫稿。”
章德寧說，在這之後，有些大的會，《北京文學》編輯部請浩然參加，他一般都來。浩然在社會上知名度很高，所以有些企業家都很尊重他。只要是編輯部求他的事，他基本上都做。
浩然的女兒梁春水說，浩然從80年代開始，基本是在通州區。1986年去三河，先是挂職段甲嶺鎮(緊挨著薊縣，離他青少年時期生活和成長的地方很近)副鎮長、鎮長，1990年在三河縣成立了文聯，創刊了《蒼生文學》。
在培養業餘作者方面，浩然不遺餘力。梁春水如是認為，“他把這個工作當成了自己創作的一部分。”
文藝綠化不遺餘力
張爽說，1998年，自己申請加入北京作家協會，理事會上討論名單時，浩然一聽沒有張爽的名字當場就問：平谷的張爽怎麼沒有？作協的工作人員解釋說，他的入會申請上報晚了。浩然一激動就又說出了過頭的話，他寧肯得罪那麼多著名的作家，也要為一個熱愛文學喜歡寫作的農民爭一個‘作家’的名份。“結果我可能是北京作協歷史上唯一一個沒被提上理事會討論名單而加入作協組織的一個特例。”張爽說。
不僅如此，浩然為業餘作者主編了“三河泥土文學叢書”、“北京泥土文學叢書”等等。但是，浩然並沒有停止自己的創作，1987年，浩然出版了43萬字的長篇小說《蒼生》這部反映了新時期農村社會巨大變化的小說，發行了一萬多本。後來，《蒼生》被改編稱了電視連續劇。1990年2月，《蒼生》榮獲北京市慶祝建國40週年文藝作品徵集評獎的文學優秀作品獎；1990年5月，又榮獲首屆中國大眾文學獎特等獎。《蒼生》先後所獲得的兩筆獎金都是1500元，第一筆獎金，浩然捐給了三河敬老院的孤寡老人們；第二筆獎金，浩然捐給了三河文聯，作為《蒼生文學》的辦刊經費。2001年，69歲的浩然為他的71歲的“老學生”———三河段甲嶺山區的老農民李綱出書，在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0元資助。
此外，浩然還推出了自傳三部曲《樂土》、《活泉》、《圓夢》。本來他還想接著寫下去，但是，身體原因使他不得不中止這樣的念頭。後來，浩然還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簽訂過《“文革”回憶錄》的出版協議，但是，他一直沒有寫。
劉慶邦認為，“浩然後期的小說寫得比以前好，《蒼生》等拍成電視劇反響不是特別大，這可能主要還是政治的原因，媒體對他宣傳很謹慎，不像對一些新作家無所顧忌，老想著他在‘文革’的走紅。我覺得,《蒼生》比《艷陽天》好，意識形態的東西少了，藝術的東西多了。”
圍繞浩然的兩次爭議
進入90年代之後，文藝界圍繞浩然先後召開了兩次爭論。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終於出齊了。
此時，離這部作品第一部出版已經相隔了20多年。可想而知，這時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匯讀書週報》發表《關於〈金光大道〉也說幾句》一文說：作品雖然沒正面寫文革時代的現實，但卻是用文革時期的主流思想來表現五十年代的“路線鬥爭”。
第二階段的爭論，是由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的一篇名為《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長篇訪談引起的。這篇4000字的文章披露了浩然的觀點主要是：(1)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後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
其後，吳越農、章明等人紛紛發表文章，批評浩然。此後不久就訪問浩然的陳徒手稱，浩然看完一些批評他的文章以後半天不說話。他對很多問題表達可能更困難。批他的都是一些年輕人，他覺得有隔膜。作為“文革”當事人，他覺得別人說的隔了一層，雙方沒有辦法交流，他也沒辦法大聲去說什麼。
張爽對浩然的一次哭泣記憶尤深。2000年夏，三河文聯和平谷文聯聯合搞了個聯誼活動，浩然也參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張爽所見過的最顯衰老的浩然，一點也沒有了當年編“泥土文學叢書”時的意氣風發。他拄著杖，慢慢走在山路上，頭上滿是白髮。
張爽說，那天中午很熱鬧，大家相互敬酒。自己坐在浩然的對面。浩然在與和他年齡相倣的韓牧平先生喝酒，兩人提到了毛澤東年代，談著過去的一些事情，然後又感嘆自己現在都已經老了。“我看見他大顆、大顆地掉著淚，眼淚砸在酒杯裏，砸在菜碗裏。那是控制不住的淚水，浩然好像是用盡了渾身的力氣，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可那一刻，屏聲靜氣的幾個酒桌上的人還是看到了他的眼淚，聽到他哭出來的聲音，因為極力壓制而又變形了的聲音，有些尖，有些細，甚至有些孩子氣的聲音。”
在梁春水眼裏，外界的批評並沒有對他構成很大的壓力，“他在農村聽到的是是非非比較少，他主要的壓力不是別人說他怎麼樣，而是在創作上。他話裏話外的意思，就是想寫一部超過《艷陽天》的書。只要他活著，就不願放下手裏的筆。他就是願意寫東西，如果寫不了，他就感覺活著是一個廢人，沒什麼意義。但是由於年齡和身體的原因，他的才思不如以前敏捷，這方面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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