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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風車的人是孤獨的。但幾個孤獨身影的背後，也許十五萬民間中醫才是真正的希望
從北京北三環大鐘寺向北，沿著氣勢恢宏的藍景麗家家居賣場和國際愛家收藏之間的小路穿行約百米，向左拐進一條小巷，路邊是挂著紅紅綠綠便宜塑膠製品的一元小店、露著黑乎乎窗口的小吃店、曾經輝煌一時如今顯得落寞陳舊的長城照相機廠。呂炳奎中醫門診部就租用了照相機廠西配樓的一層。
不遠處的繁華和當下的寂寞，這間門診部的處境好似隱喻了中醫目前的為難境地。中醫歷經幾千年的輝煌發展，在最近百年卻陷入尷尬，甚至迷境重重、亂象叢生。迷局中，一群長者奮勇博弈。他們當下的影響力尚未可知，但在他們身後，隱約看到的是希望的種子。
挽救中醫之“道”：復興文化
“漢字和中醫是支撐文化的兩塊基石。如果毀了，中國文化的脊梁就斷了！”說這話時，呂嘉戈站在呂炳奎中醫門診部前，顯得十分著急。他的父親呂炳奎先生是新中國中醫事業的奠基人。
診所不過三五間診室而已，走廊裏飄著濃郁藥香，光線很暗，即便白天室內也需開燈照明。作為一家盈利性醫療機構，診所每月虧損，可呂嘉戈處之泰然，挽救中醫，復興中國文化，這裡是他的戰場。
“鷹牌風油精德國造！”說起這則在國外看到的廣告詞，呂嘉戈就來氣，“德國哪會有風油精啊？”迄今為止，我國的中藥處方有一千多種被外國搶先註冊。北方藥材基地安國有上百人領著高薪在美國種植中草藥；歐洲各國常年有招聘中醫師的廣告。
一方面是對中醫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又強調中醫的不科學，外國人對待中醫的兩面性讓呂嘉戈看到了中醫民族性的重要：“如果有藥品既廉價、又安全、又有效，這樣的產品誰會不動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而科學與否，恰恰是中醫在近百年來遭遇的切膚之痛。近代西風東漸，中國的知識分子力圖反思民族落後根源。在中醫領域，批判來得更是徹底。1926年，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因西醫誤診摘除了一個腎臟，但他仍然在報上登出啟事，認為西醫比中醫科學。胡適也曾說，中醫雖然能治病，但不見得科學；西醫有時未必治得好病，但西醫的確科學。
而在呂嘉戈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白米飯中國人吃了數千年，時代更疊改變的只是蒸米飯所用的容器，而稻米和水卻是始終不變的。這就類似中藥，改變的也許是煎熬的器皿，可中草藥本身的植物特性不變，藥理依據的陰陽五行不變，其效用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從宏觀把握的醫理，跳開了西醫從微觀入手的實證方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加具備智慧的。
“為什麼我們的中醫研究老是要停留在讓別人相信的基礎上？這本身就是自卑感的表現！”能否用西方的實證方法證明經絡的存在，一直是困擾中醫學研究的問題。可呂嘉戈的思路是中醫研究一定要跳出這個思維怪圈。巴豆，對人來說是一種瀉藥；可用在老鼠身上，卻像養料一般，能讓老鼠越長越肥，所以在我國古代，巴豆也被稱作“鼠豆”。如果按照西醫動物實驗的法子，那把巴豆當作補品的人恐怕就要受苦了。
中國自古傳下的汗牛充棟的醫書，講的更多的是中醫治病救人之“術”，因此被詬病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呂嘉戈想知道的，是中醫學在中國文化中拔萃出來的哲學方法論。從1993年，他開始著手研究《易經》。其間，由於辭去公職，他的生活在出國治病掙錢和回國潛心研究中交替。歷時十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國哲學方法論》。
2003年，呂嘉戈在父親的支援下開辦了目前的中醫診所。在他看來，“復興文化勢在必行，中醫已經不能再等了。”
如今，呂嘉戈經常受邀到大學和各種民間團體做講座。除了日常診所事務，他還繼續著自己的研究和寫作。他希望能以水的柔來普及文化的復興，“人多了，水自然就上來了”。
“那有沒有想過失敗？”
“無所謂失敗，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沉吟片刻，呂嘉戈說，“我從不說懷才不遇什麼的，只要去做就行了。慢慢來，總是能成功的。”在他辦公桌對面的墻上挂著幾張經脈圖，旁邊是父親呂炳奎先生微笑著的照片。
挽救中醫之“術”：攻克疑難雜症
空房間能殺人嗎？答案顯然是不能。
但如果空房間裏既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把人關在裏面不能出來，當然空房間也能殺人。
浙江東陽的孫傳正醫生用這個道理說明中醫治病的醫理：不是簡單地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是從宏觀著眼，改善病變處的人體內環境，使之不利於病毒的生存，達到治病的目的。孫傳正把這個道理稱作超前的人體生態科學。
1957年我國治愈乙型腦炎，用的是張仲景《傷寒論》中的白虎湯。如果按照西醫的功能劃分，白虎湯裏的每一位藥，或四位藥合用都沒有殺滅病毒的功能。但它的高明之處在於改善了人體內環境，使病毒無法生存，客觀上起到了治病的效果。
同樣的醫理，被孫傳正用在艾滋病的治療上。2005年，通過北京地壇醫院化驗，經他治療的艾滋病患者，已有十三例抗體轉陰。其醫學論文被譯成日、韓、英等多種文字被轉載。
“挽救中醫，就要攻克疑難雜症。這樣在世界醫學界才能拿到話語權，人們才能真正重視中醫的力量。”出生在浙江義烏的孫傳正，從高中起，就開始研讀祖父留下的醫書。家庭的影響使他對中醫有著天然的好感，他捧起的第一本醫書是《黃帝內經》。
即便是後來在工廠裏做了文書，孫傳正對中醫的愛好也沒有停步。無論上班下班，他總是沿著東陽江邊看醫書邊向前走。那條江邊的小路，他已經走得悠然了。
1986年，聽說國外難以攻克艾滋病，他就開始留心收集資料，進行理論研究。2001年11月，聽說河南上蔡縣的情況後，孫傳正從義烏到阜陽，再到週口，最後到達上蔡時，正趕上一場大雪飄然而下。
住在上蔡縣後的十多天裏，他沒有見到一個病人。後來有人病得不行，死馬全當活馬醫，才送來給他瞧病。很快孫傳正的醫術得到了承認。當地行政部門也曾收繳了他的藥，由於艾滋病的傳染性，行政部門的文員把自己鎖在欄杆裏辦公。患上艾滋病的村民將一雙雙手伸進欄杆，要回了孫傳正大夫的救命藥。
2004年吳儀總理走進艾滋病村，當地村民向她推薦了孫傳正。為此，衛生部和藥檢總局還開了專門的論證會。歷時兩年，孫傳正創立的醫藥品牌愛立康終於即將拿到藥號。
有艾滋病抗體轉陰的病人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治療過程，遭到網友的質疑。當記者提出要採訪這位患者時，孫傳正大夫拒絕了。在他看來，病人患病十分痛苦，而且還要瞞著家人，精神難以承受。而體諒病患，更是一個醫生應盡的職責。他向記者保證：“快了，等他病毒指數徹底降下來你們再聊也不遲。”
孫傳正醫生也想過閒下來後的打算，他想辦一所純正的中醫學校，還想寫上幾本書總結自己的醫療心得，而目前他還沒有時間兼顧這些。已經邁入甲子之年的孫傳正目前正在為徹底治愈艾滋病而奔波。
中醫的科學之辯
“周幽王想要借助外力消滅政敵，結果自己也得到了毀滅，只能向東逃建立東周。吳三桂本想借助清兵來消滅李自成，結果只能導致明朝的滅亡。這和西醫一樣，借助外力來殺滅病毒，自己也會同歸於盡！”科技部研究員賈謙用史實來類比西醫醫理的局限性。
在他看來，西醫的發展已經山窮水盡，無一處能勝於中醫。只是目前，大家還沒有意識到中醫的重要。
這位西北大學物理系64級的高材生投身於中醫政策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想抱兒子拜錯了關公”。原本鍾情實驗室的賈謙搞中醫現代化的課題已有十多年，也曾走過不少彎路。在研究的最初階段，賈謙曾作出設想，將中醫的每味藥提純，甚至顆粒化，這樣按方抓藥，只需配比顆粒即可，非常方便。
很快，他發現自己錯了。好比吃飯，如果吃得不是大米，而是米精，怎麼能夠生存？中藥也就失去了藥之為藥的根本。意識到自己錯誤之後，賈謙虛心請教中醫專家，對他來說，“學術研究，錯了就是錯了。知錯就要趕快改。”
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強調宏觀，講究“和而不同”；而西方文化強調“爭”，更側重“見微知著”。而所謂科學，嚴復的翻譯是“格物致知”；後來在五四運動中，科學作為“賽先生”的代名詞，強調更多的是自然科學。其實中醫講究的是形而上的管理學，這個思路顯然更加開闊和先進。
2003年4月份，非典肆虐之時，賈謙和研究所裏的另兩位老先生不顧家人勸阻，毅然前往廣州考察中醫治療療效。三位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在考察了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情況後，驚喜地發現，在鄧鐵濤老教授的指導下，中醫療法治療非典能使病人徹底痊癒而且無副作用。這一現象也引起科技部和衛生部領導的重視。這讓賈謙看到了希望。
然而中醫目前在社會上畢竟勢危，還存在人才培養、機構設置、社會信任等方面的種種困難。挑戰風車的人是孤獨的，但賈謙卻搖搖頭：“在我們身後，十五萬民間中醫才是希望。”
中國電子商務 韓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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