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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本名為《聖哲老子》的長篇歷史小說從情感生活、人格背景和歷史發展進程的角度再現了老子生活的聖人云集、哲人坦陳、歌人放縱、情人絢爛的時代。該書作者張興海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12年前動筆的時候老子還不像現在這麼火。“我只是被動接觸老子這個題材，漸漸發覺老子其人與他的《道德經》對於我們這個民族有著重大的意義。”日前，該書被第二次印刷，並在“儒道經典熱”風潮中繼續“傳經布道”。
“書儀天下”是北京眾多小書店中極為普通的一家，《聖哲老子》擺在小店醒目位置的暢銷書架上。同時，《〈論語〉的智慧》、《讀〈老子〉悟人生》、《〈論語〉新譯》、《智通莊子》等圖書整齊地排列著；再細看看，此類解讀儒道經典的書籍被分類擺放在文學、經管、勵志類圖書的書架上。店員小劉向筆者介紹，這類書一直賣得不錯，銷量比《論語》、《道德經》等單純的譯文小冊子要好得多。
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這樣的大書店中，解讀儒道經典的書籍也充斥在各個書架：《聽大師講〈莊子〉》、《儒家的和諧管理》、《跟老子學推銷》……許多一兩年前就已經出版的此類書籍也都被一再重印，圖解版《道德經》的重印次數更是達到了九次之多，此外，《張居正講評〈論語〉》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也已被重印五次。中國青年出版社、三聯書店的工作人員透露說，《孔子怎麼說》、《我們的經典》系列叢書等預計今年推出的此類書籍仍在抓緊運作中。
經典熱讀映射當代人精神需求
“現在的人生活壓力大，應酬多，平時看看這類書感覺挺靜的，特踏實。”“書儀天下”店員小劉說，“書裏的一些話挺有道理的，讀完覺得對自己很有用。”
“原著有些看不太懂，而且平時很忙，像這些書平時我都是在地鐵和公交車上翻著看看的，那裏那麼吵，也不可能讀原著啊。”一位正在小書店裏挑書的中年人告訴筆者。
在眾多解讀孔孟之道的書籍中，將子集經典中的句子與生活中的細節結合起來，闡釋經典的含義，並且幫助人們借助其中的道理體悟生活的，佔到大多數。它們幫助人們從古籍經典中學習、借鑒待人接物、工作生活的態度和技巧，獲得支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套倫理、一套價值觀，讓內心“得到安寧”。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人們希望“從精神價值層面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這種需求促使此類書籍的盛行成為一種必然。“大家發現自己在日常生活層面的待人處世上非常需要一種文化的修養，一種和人相處的方式，所以就迫切地需要從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面來尋找這種修養和方式。像《論語》之類的經典，它不僅僅是一個大的精神價值的體系，還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一些基本的方式和禮節，這種傳統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和禮節在日常生活裏有相當強的魅力，比較圓融，比較通達，這些觀念對現代人有很大的影響。”
於是，解讀經典的書籍“火”了。《于丹〈論語〉心得》出版後，短短數月九次印刷，銷量高達數百萬冊，一度形成男女老少全民讀《論語》的熱潮。有人批評“于丹們”只是“文化奶媽”，可是，在今天，他們的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卻拉近了“巨人”與普通人之間的距離，讓國學經典走出學者文人的案頭，走向實用，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對此，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陳新民說：“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精英文化要想得到普及，讓更多的受眾認知並掌握，就必須借助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去實現。在國學經典走向普及的過程中，“孔孟老莊”以被解讀的形式出現是必然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看解讀儒道經典類書籍的盛行，張頤武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使得大家增長了一種文化上的自信：“我們已經超越了我們中華民族20世紀以來整整一個世紀的，很深刻、很深沉的民族的‘悲情’。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發現它是我們現在用來安身立命很需要的一種價值。”
包裝的國學：越親密越遙遠
事實上，許多讀者在借助“解讀”來感受子集經典魅力的同時，也會或多或少的迷失在書店裏五花八門的解讀版本的迷陣之中。百度貼吧裏的一名網友就曾憂慮地表示，許多解讀類版本沒有完整公正地解讀經典，一些有理解能力和知識基礎的讀者還好，了解解讀的內容只是原著的一個方面，並且是向著“好”的方面去解讀；但許多不了解原委的孩子會問：孔孟思想這麼好，哪有什麼糟粕？那麼為啥還要掀起新文化運動，還要學習外來文化？一名網友更是將矛頭直指此類書籍的作者：“看起來頭頭是道，實際上東拼西湊、雜亂無章。說白了，就是談些自己的膚淺見解，用國學包裝自己。”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的觀點更加尖銳，他表示長期閱讀這類快餐式的經典會讓人們喪失對原著的理解能力：“注水讀物代替了原典，快餐代替了正餐，通俗闡釋者代替了古代聖賢本人，這是文化垃圾化時代的基本圖景；原典解讀代替原典閱讀，雖然有望接近現代生活，卻離古代哲學更加遙遠，這是一種現代化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
提倡大眾消費“元典”是不可能的
面對近年來出版界“高燒不退”的解讀儒道經典熱，蘭州大學文學院的樊得生老師對自己的學生提出了“元典閱讀”的主張：“現在學生很浮，人云亦云，許多知識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要從‘元典’出發。我要求學生去閱讀那些支撐起各民族文化的經典，特別是‘軸心時代’的著作。”
杭州師範大學中文系一名姓劉的同學也告訴筆者，老師從專業的角度建議他們不要讀經過解讀的儒道經典，“或者說是不要被其誤導，要說學習，最多也只是看其看問題的角度，而絕不是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內容。”他覺得，“這類書籍更適合大眾，而絕非為專業研究提供素材，而且其中的商業性過濃，很難講其解讀的學術意義。”北京師範大學經濟係的一名姓付的同學對解讀儒道經典類書籍的態度則顯得隨意得多：“自己平時讀不懂也懶得去讀那些艱澀的原著，既然有人給解讀好了也就隨意看看，總是聊勝於無吧。”
儘管在中文系學生中主張“元典閱讀”，但由於“大眾文化在當代更多地被描述為消費文化”，樊得生認為提倡普通讀者消費“元典”是不可能的。
“當然也不能排除把所謂‘元典’視為一般意義上的‘文本’進行解讀或傳播，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是相對弱化的，更多的是商業操作，‘普通讀者’可能被操作，解讀者的身份是藝人而不是學者。”樊得生解釋說，“即使是‘曲解’也是可以接受的，‘誤讀’本是文化、文學、藝術存在的一種基本形式。”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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