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學以外，哪方面你要說有大師人家都承認。為什麼文學不行，因為你找不到一個雄辯的魯迅，找不到一個扛著十字架的人。”正在北京舉行的中韓暨觀察員國家文化藝術界高層學術論壇上，作家王蒙對時下頗為流行的“當下文壇沒有大師”的話題,給出了另一種回應，“今天的文學，在雄辯性式微的同時表現出更多的親和性，而在不少人看來，雄辯的才叫‘大師’，親和的最多就是‘小師’。”

　　中國當然只有一個魯迅

　　王蒙將“五四”新文學的主流稱為雄辯的文學。“它要傾訴，而且它要辯駁，它有一個對手，這個對手就是封建的、落後的舊中國。”魯迅的小說及雜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捨得《駱駝祥子》等都是佐證。王蒙指出，雄辯的文學和它處在革命的前夜和革命當中這樣一個語境有很大的關係，而作家是很容易、很願意傾向於革命和變革的。

　　“但這種雄辯的、輝煌與痛苦交織的文學在革命以後，雄辯性就變得可疑了。”改革開放以後，文學的雄辯性主要存在於80年代初期，“但這個時候，雄辯的文字未必經得住時間的考驗，雄辯性帶來了動員性、精英性、浪漫性與煽情性。雄辯性的式微，引起了一些人對文學失望乃至於痛心疾首的情緒。”

　　王蒙本人對此卻很坦然：“中國當然只有一個魯迅，也只有一個曹雪芹，也只有一個杜甫；這就像英國只有一個莎士比亞。”

　　更多的是良師益友的文學

　　王蒙認為，雄辯性的式微並不是因為現在不允許雄辯，而是當下的文學比革命前與革命中具有更廣泛的精神內容，體現出更多的親和性。現在，更多的是良師益友式的文學，而不是精神領袖式的、抗議者的文學。

　　在王蒙看來，古今中外，文學的雄辯性和親和性不是截然對立的。文學，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對“此岸”、即人間的肯定和愛戀，對世界萬物的平衡、和諧與運轉的讚頌，對天人合一理念的表達，對愛情、親情等種種情感的謳歌，對精神的自我慰藉和調劑，對世界的愛心和禮讚，對憂傷、無奈的唯美轉化……從《卿雲歌》、《江南可採蓮》等數不勝數的中國古詩到惠特曼、泰戈爾的詩作，無一不是具有親和的美感和力量。

　　作家是否該成為社會醫生

　　對南韓文壇影響頗深的魯迅，成為與會作家、評論家的共同話題。南韓文學評論家柳宗鎬說：“魯迅棄醫從文，實際上是以自己的筆作為手術刀，成為了整個社會的醫生。”他指出，從托爾斯泰、魯迅等作家的活動中可以看出，作家可以成為社會的醫生，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學威嚴。但在精神世俗化的今天，我們看不到這種現象，文學被日益娛樂化了。他舉了一個例子：金光均是南韓現代派詩歌運動中的重要詩人，他曾以“雖然傷心，仍堅強生活”的魯迅為榜樣給自己鼓勁，但迫於生計，最後只能去辦企業養活家小。

　　柳宗鎬發出這樣的疑問：作家面前擺著兩條路，是應該作為一名娛樂產業的從事者而知足呢，還是應該努力成為社會的醫生？他引用魯迅《故鄉》中的“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表示願意在“新的‘路’上等待文學。”

　　作家莫言則對大部分作家依然在承擔著社會責任給予肯定，只不過確有一部分作家喜歡寫一些更閒適的娛樂類作品，但“無可厚非”。

（編輯：琪鵬）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