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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原因
張德明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2007年12月27日
華夏經緯網

    [摘 要]美國長期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是亞太地區能保持和平與穩定的局勢、中國實現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的外部條件。美國能夠長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原因是:美國理性的回歸;中國的強大和友好;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繫。

    [關鍵詞] 美國; 一個中國; 台灣問題; 原因;
  
    世界歷史進程中,一個分裂之國實現統一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有賴於兩個條件:有利的內因和有利的外因。今天,有待統一的中國,其有利的內因就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除極少數台獨分子外)及世界華人都渴望早日實現民族的統一,以及中國有足夠的實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有利的外因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支援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美國自1972年以來始終不渝地堅持“一個中國”(以下簡稱“一中”)的政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是個有影響的大國,它的對華政策對世界,尤其對西方世界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探討它堅持“一中”的政策的原因,對於進一步發展中美友好關係、鞏固其“一中”的立場、遏止台獨、擴大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保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其經濟的繁榮,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美國的“一中”政策的內容是:“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30餘年來,美國之所以能堅持這一政策,筆者認為有如下諸方面的原因:

一、理性的回歸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甲午戰爭中日本以武力強迫清政府割讓台灣。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中莊嚴宣告:美、英、中“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佈的《波茨坦公告》第八項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 十月二十五日“由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對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所簽署的《受降令》,明白說明陳儀將接收台灣、澎湖列嶼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資產。”“這份文件頭尾分別以‘中國’陳儀與‘日本’安藤利吉兩人署名,顯示當年日本投降之後,台灣與澎湖列嶼之領土與治權的確是歸回中國。” 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兩個具有國際法性質的重要文件中,美國政府明確承認客觀歷史事實:台灣是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戰後必須歸還給中國。《受降令》的實施則說明台灣歸還中國的行為已經完成。

    可是冷戰開始,尤其是北韓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新中國視為敵人,在台灣的歸屬問題上,由理性轉向非理性,否認它原來已承認的事實,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在1950年6月25日美國高官對北韓形勢的絕密討論會上,國務卿艾奇遜認為: “台灣的未來地位應由聯合國決定。”杜魯門總統插話道:“或由對日和約決定。” 關於領土問題,《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中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 而不提台灣及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從而以多邊國際條約的形式確立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政府以此為“法理依據”,在此後的很長一個時期堙A策劃和從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台灣獨立”、“台灣國際化”等活動,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由於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堅決反對,美國的圖謀未能得逞。

    星移斗轉,時過境遷,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1972年2月28日中美發表的《上海公報》中,美國明確表示了對台灣問題的立場:“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這說明美國政府在長期進行分裂中國的活動失敗後,又不得不承認客觀事實,從非理性的立場回到了理性的立場。這既是美國理性回歸的開始,也是其理性回歸的表現之一。

    美國理性回歸的表現之二是其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更加明確、堅定。繼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之後,中美兩國于1979年1月1日發表了《中美建交公報》,其中,“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重申:“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該公報徹底的解決了台灣的歸屬問題:美國首次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重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宣佈它與台灣的關係為“非官方關係”。進而在中美兩國于1982年8月17日發表的《中美就解決美國向臺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八?一七公報》)中,美方再次重申:“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在《八?一七公報》中,美國政府還認識到向台灣出售武器是不對的,並承諾“逐步減少”和“最後解決”。由上述三個公報可以看出,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是順著積極的方向不斷向前發展的。

    美國理性回歸的表現之三是它對“一中”政策的堅持。從1989年起,儘管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冷戰結束、兩極格局的解體;中美關係出現一些磕磕碰碰,如因天安門事件美國對華制裁、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和中美闖機事件;台灣島內1988年後台獨勢力逐漸猖獗,如李登輝的“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等等,美國政府都多次、反復表態:其“一個中國”的政策不變,反對“台獨”。尤其是對陳水扁的“公投入聯”,美國政府的批評和警告逐步升級,直接點明陳水扁當局的“入聯公投”是個“錯誤”,是“朝向宣佈台灣獨立,和改變(臺海)現狀的一步”。美國根據中美三項聯合公報的原則,長期堅持 “一中”的政策,反對“台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總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理性回歸包括三項內容:1972年,從之前的非理性向理性的轉變;1972年至1988年,理性的發展;1988年至今,理性的堅持。以理性的態度處理對華關係是美國恪守“一中”政策的原因之一。進一步追究之,為什麼美國能以理性的態度處理台灣問題?答案是: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美兩國力量的長消。

二、中國的強大和友好

    美國堅持 “一中”政策的原因之二是中國的強大和友好。

    美國回歸“一中”的政策是中國與之進行長期外交鬥爭(1950-1972年)的結果。中國的外交鬥爭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是由於中國的強大。常言道:“弱國無外交”,國家的強大是一國外交獲勝不可或缺的條件。在國際政治中,西方國家不講什麼仁義道德,只認實力。中國的強大,改革開放前主要表現在軍事上。戰後,在第三世界,恐怕中國是最強大的國家。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在北韓戰爭中就打敗了美國,使美國的國力從它的頂峰開始回落。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說法,美、中在北韓戰爭中打了個平手,也顯示了中國的強大,因為當時美國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1962年,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中國又擊敗了印度。在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中,中國雖然沒有與美國直接作戰,但中國給越南以重要的物資支援,中國是越南人民抗美的大後方。中國是美國在越戰中慘敗的重要因素之一。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1967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這些都使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中國的強大不能不對美國的決策層以強烈的震撼,不能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重大的影響。1970年2月美國總統的對外政策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從長遠來說,如沒有這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量,要建立穩定和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設想的。” 於是,美國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導致了《上海公報》的發表。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強大不僅表現在軍事上而且表現在經濟上仍至整個綜合國力上。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經濟增長報告 2005》指出:1978年至2004年間,中國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在9.3%左右,  根據2007年9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消息, 2003年至2006年,中國經濟連續四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而今年上半年,增速則為11.5%。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2002年為4.4%,2006年升至5.5%。2003年至2006年GDP年均增速較同期世界年均增速高出5.5個百分點。而在此期間,坐上世界經濟第四把“交椅”的中國與前三位的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差距亦在縮小。2006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連升三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亦已躍居世界第一。按照官方公佈的數據,扣除價格因素,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四年均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增長。至2006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餘額達16.2萬億元人民幣,較2002年底增加7.5萬億元。經濟總量從居世界第六躍至第四,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中國在強大的同時又是一個和平友好的國家。建國之初,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就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經印度和緬甸政府先後同意,五項原則于1954年4月29日和6月29日先後寫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和《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之中。 中印、中緬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立即受到國際輿論的重視和讚揚,得到許多國家特別是亞非拉國家的支援和贊同,後逐漸成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接著是鄧小平同志指示中國“永不稱霸”。在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年,鄧小平同志就告誡我們:“到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國民經濟發展了,我們對人類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貢獻可能會多一點。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能稱霸。這個思想現在人們可以理解,因為中國現在還很窮,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國家。問題是將來我們發展了,搞不搞霸權主義。……到那個時候,如果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實行霸權主義,仍然屬於第三世界。如果那時中國翹起尾巴來了,在世界上稱王稱霸,指手畫腳,那就會把自己開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這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制定的對外政策,我們要用來教育子孫後代。” 鄧小平同志告誡永不稱霸的時候中國還很窮,當時說不稱霸是很容易兌現的。現在,中國比那時富強得多,但她“永不稱霸”的政策仍然不變。2003年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強調中國永不稱霸,他說:“完全可以相信,一個充滿活力,繁榮富強,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發展、永不稱霸的中國,將為亞洲的崛起和振興做出新的貢獻。”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為首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了新中國外交的傳統,並結合國際形勢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的變化,對新時期我國外交政策目標作了新概括,進行了重大理論創新,提出了“和諧世界”新理念。2005年9月15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和諧世界”的構想是中國國內建立“和諧社會”的理念的對外延伸和發展,是指導我國對外工作和處理國際關係的新方針。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永不稱霸”的承諾,再到“和諧世界”理念,充分說了中國和平友好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

    強大與友好是一個中國的兩個方面。中國的強大不是為了侵略別國而是為了保衛自己,保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從北韓戰爭到越南戰爭,中國向全世界、尤其向美國充分展示她保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和捍衛自己安全的決心、信心和能力。北韓戰爭時,美國入侵北韓,跨過“三八線”,打到鴨綠江,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越南戰爭時,美國侵略越南,以從南麵包圍中國。然而,由於中國的直接參戰和間接助戰,美國在兩次戰爭中都遭到可恥失敗。中國的友好表現在她從未在國外駐一兵一卒,從未侵佔別人一寸領土。不僅與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而且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友好相處。推行睦鄰政策,在“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思想的指導下,到2006年中國已與12個鄰國簽訂陸地邊界條約或協定,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 以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本著求同存異的態度與美國一起共同不斷克服兩國間的問題與摩擦,使中美關係不斷發展。有些美國人最擔心中國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成軍事實力,擔心中國成為20世紀初的日本和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 然而,中國的對外和平友好戰略的長期實踐,雄辯地證明日益強大的中國與20世紀初的日本和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在世界其他地方市場已經越來越小了。

    對於這樣一個強大到足以保衛自己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和平友好到不威脅美國在全球的利益和其他國家利益的中國,美國首選和堅持的只能是“一中”政策。

三、全球戰略所需

    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考慮,推行“一中”政策也是最佳方案。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要任務,在冷戰結束之前,是反蘇;之後,是反恐。

    整個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主要對手是蘇聯。由於新中國推行“一邊倒”的政策以及北韓戰爭,美國將中國看成敵人。冷戰初期,在與蘇聯的爭霸中,美國處於優勢,但由於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它在侵越戰爭中越陷越深,以至在與蘇聯的全球爭奪中,由優勢逐漸喪失。到1968年,美國的軍事預算為750億美元,而用於越戰的開支就達250-270億美元,佔支出的1/3以上。1959-1975年,損失累計達3520億美元。1969年美駐亞洲總兵力達90萬,為駐歐美軍的3倍。 巨大的財力、人力的損失打亂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和駐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兵力。

    趁美國陷入越戰不能自拔之機,蘇聯大大地加快了發展經濟和擴充軍力和擴大在世界影響的步伐。在經濟上,1950年,蘇聯的產出只相當美國的33%,到70年代中期,相當於美國的60%,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 在軍事上,蘇美戰略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1962年導彈危機前夕,蘇聯的洲際導彈以1比5的劣勢落後於美國,1964年時仍為1比4的劣勢。 但是勃列日涅夫上臺後,蘇聯戰略核力量發展大大加速。1967年年中,蘇聯洲際導彈為570枚,1968年年中增至900枚,1969年年中達1060枚,在數量上趕上美國 ,從而使蘇、美戰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戰略核力量以外,蘇聯挑戰戰後美國長期壟斷的制海權。當美國因越戰重負放慢海軍造艦速度時,蘇聯正好摒棄了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迅速加強遠洋進攻力量。至於常規地面部隊,儘管美國由於擴大侵越戰爭把兵員在1968年擴大到350萬人,但是受人力開支增大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裝備費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難。加之越戰困住了約50萬美軍,美國全球的常規兵力分佈也失去平衡。  在國際政治關係方面,美國的影響已大為削弱。侵越戰爭不僅遭到世界輿論嚴厲譴責,而且牽制了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活動,使它在蘇聯的進攻性戰略面前疲於應付。在中東,蘇聯在1967年“六天戰爭” 後擴大了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在南亞,蘇聯在1965年印巴衝突中支援印度,促成印度、巴基斯坦和蘇聯塔什幹三國首腦會議;在歐洲,蘇聯與法國、西德加強來往,力圖瓦解大西洋聯盟;在加勒比海地區,蘇聯繼續支援古巴,對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提出挑戰。 在國內,由於連年征戰,美國出現空前政治、經濟和社會總危機。財政赤字激增,失業率直線上升,通貨膨脹加劇,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反戰呼聲高漲。美國為越戰所拖累,在推行全球戰略時捉襟見肘,美國政府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為了擺脫越戰困境,騰出手來對付主要的敵人蘇聯,美國將與蘇聯處於劍拔弩張關係的中國看成“潛在的盟友”,努力與之改善關係。導致了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上海公報》。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實現也是美出於反蘇全球戰略的需要。尼克松訪華後,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進展緩慢。一是因為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臺的影響;二是由於繼任的美國行政當局將其外政策的重點放在美蘇限制軍備談判上。可是,由於美蘇各打自己的算盤,製造緩和假像,尤其是蘇聯加快了軍事擴張步伐,在全球戰略爭奪中開始出現蘇攻美守的態勢。美國政府企圖以“緩和”為幌子抽出手來調整其部署的策略不僅沒有使蘇聯放慢軍事擴張的步伐,反而使自己在蘇聯日益增長的實力面前越來越被動。此時的美國政府不得不重寄希望於美中關係的改善,以繼續借重中國的力量實現其戰略上的“均衡”。

    1978年5月20日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與中國外長黃華舉行會談時指出:“卡特總統和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戰略利益,以及相似的長期戰略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雙方對全球以及地區霸權主義的態度。因此,我們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的興趣,決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於某些長期的戰略目標的……我們從前曾經是盟友。我們應該再度合作以對付共同的威脅。”而使中美接近的關鍵因素“就是蘇聯作為一個全球強國的崛起。”布熱津斯基將蘇聯的戰略歸結為:“企圖佔有戰略優勢,在西歐獲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中東地區挑起動亂,在南亞地區製造不穩定,在印度地區進行滲透,包圍中國。”

    卡特政府正是從反蘇這一美國全球戰略的高度出發,同中國一起共同發表了《中美建交公報》,其中重申了《上海公報》中的“一中”原則,實現了兩國人民的共同願—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為美國第40任總統大選年。總統候選人共和黨保守派代表、一貫反共親臺的堮琤插坏x灣牌”攻擊卡特的對華政策,指責他嚴重背叛了在台灣的“老朋友”,並揚言一旦他當選,將恢復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他還對國會制定的直接干涉中國內政的《與台灣關係法》大加讚揚。果然,1981年12月28日的消息證實,堮琱@上臺,其政府已決定向台灣出售一批武器零件,並已提交國會。1982年1月11日,堮甯F府正式宣佈向台灣提供包括戰鬥機在內的所謂“禦防物品”的決定。4月13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宣佈:美國政府已通知國會,向台灣出售價值6000萬美元的軍用零配件。 堮甯F府這些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正當中美關係開始向下滑時,又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因素匡正了堮甯F府的政策。

    在堮睋`統第一任期間,美蘇關係十分緊張。在限制戰略武器方面,美蘇于1981年11月開始了關於歐洲中程導彈的談判,但美國提出的“零點方案”, 使談判一開始就陷入困境。由於雙方均缺乏誠意,談判的任何一方都力圖借機加強自己和削弱對方,經過反復談判,到1983年11月,美蘇中導談判以失敗告終。 在經濟方面,美國反對向蘇聯出口糧食,並極力加強同西歐和日本的戰略聯盟,限制盟國對蘇聯的貿易和技術出口。在地區爭奪上,美國力圖穩住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的一條防線,利用阿富汗和柬埔寨兩場戰爭消耗蘇聯實力,拖住蘇聯後腿,使之不能施展面向中東的南下戰略。此外,美國還加緊軍事和外交部署,在非洲遏制蘇聯支援的古巴軍事力量;在拉美,防止蘇聯勢力的進一步滲透。在這種美蘇激烈博弈的情況下,中美關係的倒退對美國抗蘇鬥爭只會有害而不會有利。全球戰略的考慮又將堮甯F府的政策拉回到了中美關係發展的正確軌道,導致了《八?一七公報》的發表。在該公報中,美國政府重申“一中”政策,並且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 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總之,美國以反蘇為主要目的全球戰略是美國政府簽署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堅持“一中”政策至關重要的原因。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美共同的戰略對手消失了。但美國領導層中的有些人想的不是如何加強美中合作,進一步為世界和平作貢獻,而是延續其冷戰思維,在沒有戰略對手的情況下硬要假設一個戰略對手,於是將中國當成假想敵人。小布希上臺伊始,就信口開河地叫喊美國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台灣”。接著是2001年4月1日,美國一架海軍EP-3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對中國進行偵察活動,引發了中美撞機事件。美國的“中國威脅論”也一波接一波,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九一一”事件使美國決策者的頭腦開始清醒了:對美國安全的真正威脅不是中國,而是一個非傳統的敵人—國際恐怖組織。後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反恐。美國的反恐鬥爭需要得到中國的支援。而中國對待恐怖主義的態度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而且中國境內也存在著本拉?登支援的恐怖組織,威脅著中國的安全。因此,中國和美國在反恐問題上有共同的地方。此外,在其他國際問題上,如核不擴散、朝核問題等,美國都需要中國的支援。既然美國有求於中國,美國當然就不會改變其“一中”政策。

四、切身利益所繫

    最後,從自己的切身利益著想,美國更需要堅持“一中”政策。與中國問題相聯的美國切身利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中國的市場和在亞太的利益。

    美國對廣闊的中國市場的渴求至晚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期,當歐洲列強和日本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時,遲到的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的對華政策,其目的就是為了與其他列強共用中國市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也是美日對中國市場乃至整個亞太市場的爭奪。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即1946年,美國迫使國民黨政府與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條約》,該條約是美國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典範。通過該約,美國打開了中國的全部門戶,壟斷了世界上最具潛力的大市場。但是好景不長,在中國內戰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了解放,美國扶持的國民黨敗退台灣。於是美國人認為他們“掉失了中國”,這從某種意義上講意味著美國掉失了中國市場。1970年前後中美關係解凍的一個原因就是在與日本激烈經濟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美國需要打開中國大陸的市場。《上海公報》可以說是美國進入中國市場的“入場券”。

    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的市場越來越大,商機愈來愈多。美國商人憑著其雄厚的資本、先進的科技和高超的管理,越來越深的捲入了中國市場。

    1979年7月,兩國政府簽訂《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中美經濟貿易從此進入迅速發展時期。據美國方面的統計,1979年雙邊貿易額為23.7億美元,1996年達到635億美元,18年累計3760億美元;1980年中國是美國第二十四位貿易夥伴,1995年上升為第五位。在過去18年中,兩國貿易年均增長18%以上。
  到2006年,中美都已成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根據中國的統計,從1979年兩國建立外交關係開始到2006年,雙邊貿易額增加了106倍,相當於每年增長18.9%。美方的統計顯示,雙邊貿易額增加了144倍,相當於每年增長20.2%。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增速更是保持在第一位。同期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速是對其他國家出口增速的3.7倍。

    美國對華投資也有很大發展。從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到2007年3月末,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項目達到了52,887個,實際投資為547億美元。中國現在已成為美國企業獲取海外利潤的主要來源之一。美國企業通過投資不斷擴大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2004年在中國的銷售額超過了750億美元。

    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為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使美國的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一家成立於美國紐約的國際金融服務公司)估計,有400萬至800萬美國人的工作同對華貿易密切相關,其中許多職位都是因美國零售商銷售中國產品而產生的。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既滿足了美國消費者的需求,也降低了他們的支出。在過去10年間,中國出口產品共為美國消費者節約了6,000億美元,僅在2004年一年就節約了近1,000億美元。

    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也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和轉型。勞動密集型的中國出口產品使美國能夠將重點放在開發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先進的科技產品上。美中貿易委員會在2006年初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與中國貿易的增加和在華投資的增長導致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但卻帶來了更多的金融、經銷和服務業就業崗位。美國的就業數據也顯示,儘管美國在1996年至2005年間共減少300萬個製造業崗位,但同期服務業共創造了1,500萬個新職位。

    中美經貿關係令人欣慰地快速發展,美國在中國大陸市場獲得巨大的利益,其基石就是美國的“一中”政策。如果“一中”政策被動搖,美國就可能再次“掉失了中國”,在中國大陸市場獲得巨大的利益將化為烏有。同時,“一中”政策也保證了美國對中國台灣市場的享有。因為中美建交公報中闡明:在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可見,美國的“一中”政策保證了美國對台灣海峽兩岸即全中國市場的佔有。

    美國除了在中國的利益之外,在亞太其他地方也有著廣泛的利益。在東南亞,2006年5月22日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克奡策咱?希爾(Christopher Hill)指出,東南亞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東盟地區是美國的第五大出口市場。2005年,美國對東盟地區的出口額接近500億美元,而從該地區的進口額接近1,000億美元。美國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超過對中國及其香港地區的直接投資。 在日本,2006年之前,美國一直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2006年之後(含2006年),則是僅次於中國的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2006財年日本與美國的總貿易額為25.1608萬億日元(約合1.63萬億元人民幣),日美貿易額年增10.3%。 尚若美國的“一中”政策發生變故,臺海一旦有事,那就會產生“城門起火殃及魚池”的負面效應,直接影響到東南亞和日本的經濟發展。因為:其一,從地理角度來講,這兩地都是中國的南、北近鄰,其安全和經濟發展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如臺海地區是中東石油進入日本的必經之路。其二,從經濟關係方面來看,日本和東盟諸國都有與中國內地和中國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如投資、貿易等。受臺海事件負面影響的東南亞和日本的經濟進而必然影響美國在兩地的利益。

    為了確保美國在中國、東南亞和日本這些地方利益的安全,就需要有一個和平與穩定的亞太地區。而美國的“一中”政策則是亞太地區局勢的穩定器。倘若美國走回頭路,放棄“一中”政策,台獨勢力就會興風作浪,直接威脅到臺海兩岸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那麼,美國在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威脅。甚至有可能把美國又一次拖入中國內戰。有鑒如此,堅持“一中”政策,維持兩岸現狀,是美國最大得益之所在,是其最明智的政策。

    綜上所述,美國能長期恪守“一中”政策的原因是:其理性的回歸;中國的強大和友好;其全球戰略所需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繫。這些原因有的屬內因,有的是外因,有的則是內外因的混合。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美國的對華政策是由美國的利益這個內因所決定的。但國際上的諸多因素,其中尤其是中國因素,對美國的利益這一內因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進而影響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為了促進美國不斷沿著正確之路走下去,繼續堅持“一中”政策,我們必須在如下幾方面繼續努力:加強中美友好,鞏固和發展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增強我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力實踐“和諧世界”新理念;加強中美兩國在反恐、核不擴散、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國際合作;不斷擴大兩國的共同利益,互相尊重彼此的合法權益。惟有如此,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才能長期堅持共識:臺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人民既有實現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和強大的綜合國力,又有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援,中國的統一大業就一定會實現。

作者聯繫方式:6876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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