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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繼續積極穩妥、紮實有效地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黨員主體地位，完善黨內民主制度，使黨內民主意識普遍增強、黨內民主制度不斷健全、黨的創造活力充分發揮。
───今年6月25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的講話
“關鍵詞” 黨內民主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上，“黨內民主”被定義為“黨的生命”。
民主前面以“黨內”二字限定，它的外延顯然是縮小了。執政黨的邏輯是：以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為基礎，民主層面不斷擴大，最終在全社會實現人民民主。這是一個漸進的、增量的過程，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之路。執政黨理論家的直白解釋是：不實現黨內民主，就更不要談人民民主了。
什麼是黨內民主？就是黨員是黨的主體，是黨內的主人，在黨內當家做主，是黨內權力的來源。是黨員把權力委託給各級組織、領導機關和領導者。黨內民主評價的標準，就看黨員權力是否得到維護、保障和實現及其實現的程度。它需要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逐步推進黨務公開，改革和完善黨內監督制度。
其實，黨內民主早在中共延安時期就成為一時之熱，及至後來一路曲折，中共七大之後，又過了十一年之久才召開了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相隔十三年之後才召開九大，到後來的反右、“文革”，黨的大會召開與否都不能正常，黨內民主已完全難以捉摸，又遑論其時的人民民主！
一個政黨內部的民主狀況，並不必然對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是中國只有中共一個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它有著七千萬黨員，這個群體被認為聚集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在這個群體內先建好民主制度，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已被視為一條現實道路。
事實上，民主所蘊含之意直指政治文明。中國的政治轉型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已露端倪，《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中正式宣佈：黨不得淩駕於法制之上，必須在國家的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及至十六大前，黨的權力核心公開坦承：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挑戰。
2006年，胡錦濤訪問美國，在耶魯大學演講時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他強調了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黨內民主確呈擴大“開花”之勢，即以十七大代表的產生而言，充分走群眾路線，把發揚民主貫穿于全過程。堅持差額選舉，提高差額比例，各選舉單位要按照不少於15%的差額比例，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出席黨的十七大的代表。
差額選舉其實就是競爭性選舉，而競爭性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標誌和保證。
而最新一期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文章說，緊緊圍繞尊重和保障黨員的主體地位發展黨內民主，就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多層次、多角度、多渠道培養和提高黨員的民主素養，營造黨內講真話、講心裏話的良好氛圍，逐步解決一些黨員中存在的不願民主、不會民主、不敢民主的問題。
2003年底到2004年初，四川平昌縣蘭草鎮黨委書記馮仁經歷了最為複雜的心理過程。他剛剛被縣委任命為鎮黨委書記不久，卻又接到中共平昌縣委的通知，蘭草鎮黨委書記一職要公推直選。
也就是說，他的位子要拿出來讓大家競爭。更讓他感到不安的是，鄰鄉一位極具實力的中共黨員報名成為競爭候選人。他一度極為不解，縣委這麼做不是對自己不負責任嗎？
對位子的憂慮並非發自馮仁一人。2004年1月，平昌縣在9個鄉鎮實行公推直選鎮黨委領導班子，直選對象包括黨委書記、副書記及黨委委員。
一年零一個月前，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這個精闢的概括和形象表述，成為十六大最為引人矚目的亮點之一。在這次會議上，胡錦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平昌公推直選鎮黨委班子緣自縣委書記劉謙祥2003年的香港考察。境外媒體正在報道中共高層準備推動黨內改革，聯想到十六大關於擴大黨內民主的精神，劉與他的同事決定在自己的許可權內試一試。
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這樣的試點在四川絕非平昌一地。步雲直選、雅安政改、新都“組閣”，這個經濟並不發達的中國西部省份比東部的富裕省份更多政治變革的動力。在湖北、河南、廣東、雲南和江蘇，類似的做法也成為國內政治變革的亮點。
儘管外界有不同看法(有些還很尖銳)，但在執政黨的理論家們看來，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的擴大正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逐步實現人民民主的正確路徑。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將這條路徑稱為“增量民主”，即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
增量民主，或者說漸進式民主，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他們中不乏原來持有激烈變革觀點的人群。
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成員，正是擴大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的有機結合。
執政黨的政治文明
不管你是否喜歡，在影響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三種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在人類的現實政治機制中，民主政治被證明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因為它保證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權利。
執政黨對民主並不陌生。早在抗戰時期，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答中外記者團中就說過，“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而在中共即將執掌政權之時，毛澤東與黃炎培先生也有一番談話，他告訴黃，中共已經找到了防止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而黨內民主此後的發展也呈現出與人民民主相表裏的態勢。中共七大之後，又過了十一年之久才召開了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而八大到九大之間又相隔十三年之久，黨的民主生活出現嚴重曲折，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黨的十二大之後，黨代會按黨章規定按期召開，黨內民主發展良好。然而，在隨後的一段日子裏，“民主”與“人權”又被閃爍其辭。
以民主與法治為核心的政治文明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進入了中共主流話語體系。2001年1月10日，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
一年後的十六大上，人們發現，黨原來一直提的“兩個文明”被擴充為“三個文明”，這意味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被正式確定為黨的基本目標。
在十六大上，江澤民在向大會作的報告中說，“我們黨歷來以發展和實現人民民主為己任”，但“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報告同時提出了中共要建設成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的問題。此前，江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使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挑戰。十六大是中共新老領導集體交接班的重要當口，胡錦濤負責了報告寫作協調工作。
這份由30人起草、耗時逾年完成的報告還宣稱：“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
《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認為，一般說來，一個政黨內部的民主狀況，並不必然對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對於執政黨來說，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在政府、人大、政協、司法、軍隊中都居於領導地位的執政黨來說，黨內民主對於國家政治體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的邏輯起點是，科學、民主、依法執政的方式，只能產生於一個具有民主精神的黨。另有人將黨內民主解讀為，在執政黨內部先民主起來，再擴散到黨外。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中召開，它的第一項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此舉又令民眾眼睛一亮。《？t望》週刊將“報告工作”直接解讀為“述職”，“表明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為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增強黨的活力的最新努力”。
“述職”的意義在於，中央政治局要就自身履行職責的情況，主動向中央全會彙報，以此接受全黨的監督。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分析說，國家的民主化就是要還權於民，黨內的民主化就是要還權于代表大會和全體黨員。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局主動向全委會述職，是黨內民主化方向上的重要進步。
2004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指出“發展黨內民主，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隨後的五中全會和六中全會均對黨內民主進行更加深入的闡發。
2005年2月，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目標，第一個就是“民主法治”。
一年後，胡錦濤訪問美國，在耶魯大學演講時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並說到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媒體稱看到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民主問題上的自信”。
同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體學習中，胡錦濤強調，要不斷完善和擴大黨內民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他說，民主執政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的本質要求。民主執政，就是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援和保證人民當家做主。
今年6月25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重要講話。他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要繼續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他同時強調，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關鍵是要抓好黨的自身建設，完善黨內民主制度。
民主是個好東西
中共高層關於黨內民主與民主制度的表述及做法當然引起了各方關注。國外有媒體報道稱，近年來北京在與國際社會交往中最重要的一個轉變，就是不再忌諱“民主”和“人權”這樣的詞彙。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係教授史天健一直密切關注中國政治發展，他的量化研究表明，中共對“民主”“自由”及“人權”等關鍵詞，態度上有一個急轉彎。
史對1978年以來的《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進行了密集的分析，發現執政黨對民主的態度經歷了“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更加民主”、“我們也追求民主”的變化，尤其是2002年胡錦濤當選中共總書記之後，對民主的態度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
同樣，在2002年之後，《人民日報》七成以上文章開始承認“人權”的普世價值。此前，大部分文章認為人權是有階級性的。
史天健還指出一個重要的變化，中共已經把民主當作一個“好東西”，這個新變化讓人們看到一個追求的目標。
“民主是個好東西”，這是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去年10月出版的一本新書的名字，也是他2005年接受香港《大公報》採訪時說的一句話。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指出了民主的優點和局限，最後他說：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於我們來說，民主更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沒有民主，就既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現代化，更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去年10月23日，《北京日報》刊登俞可平文章，題為《關於“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辯證》。12月27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予以轉載，從而引發海外媒體的豐富聯想。其實，比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身份更為敏感的是俞可平與中共最高權力層的密切關係。“智囊”“文膽”，這是外界對他這一身份的猜測和界定。俞文一齣，其對民主的論述被視作對傳統意識形態的重大突破，“解套說”“投石問路說”等說法在網路上熱鬧一時。
事實上，俞可平為自己的書寫這個序言只花了一個小時，可謂一揮而就。他否認這篇文章有特殊背景，文章發表後，他也沒有遇到什麼非難。早些年，他從馬克思角度分析，認為社會主義應該講人權，當時還有人批判。
事實上，《民主是個好東西》網路熱炒之際，也不乏批評聲浪。批評者認為，俞文最後落腳于“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則又陷入了老生常談。
俞可平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決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艱辛的過程。在他看來，擴大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的恰恰是從兩極開始的變化，使民主的範圍越來越擴大，這是推動全社會民主的現實路徑。
他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惟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它擁有7000多萬黨員，聚焦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沒有黨內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
政改試水者
俞可平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中說，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在俞看來，民主及其程式要像他兒時玩過的陀螺那樣轉起來“才好玩”，才有意義。
在四川平昌，民主改革的要求相對於發達地區顯得更為急迫，“一切由黨政組織控制和計劃安排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越來越發達的交通、通訊和大眾媒體的發展為村民追求民主權利和維護自身利益提供了有利條件，敢於向黨政組織說‘不’，黨的政權在農村正在受到自己所發動和領導的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的挑戰”。平昌縣委書記劉謙詳面對著四川西南農村鄉鎮在財務困難和沉重債務中難以發展的窘境。
儘管有十六大擴大黨內民主文件在手，但現實中風險依然存在，四川的改革者們在實踐之初心情也頗為忐忑，但劉謙祥們堅信變革從政治上和良心上都是對的。劉說：“我就是今後不當這個縣委書記，現在也要把公推直選進行下去。”
劉的擔心並非多餘，1998年底的四川遂寧市“步雲直選”中，張錦明等幾位直選的策劃者則做好了“萬一誰進去了，其他人要經常送飯”的準備。張現任雅安市委副書記，她在國內首次公選鎮長、首次直選鄉鎮長、首次進行縣級黨代表直選，還在黨代會內部試行監督、決策、執行三權相互制約等，被稱為十年來基層政改最堅定的實踐者。她的一個信條是：應該做一些比職務更有生命力的事情。
張錦明最初的政改現在看來顯得極為“冒失”，因為她第一次就突破了體制的約束，之後，張在體制內就找到了足夠的空間，她把後來穩健的變革稱作“閃耀著體制內的智慧”。媒體把她稱為集民主價值與黨性于一身的改良者。
平昌縣于2004年進行的變革很順利，9個鄉鎮黨委書記及黨委成員全部公推直選產生。前文提到的蘭草鎮黨委書記馮仁積極備選，最後以微弱優勢取勝。靈山鄉也是改革試點之一，它的黨委書記池春林後來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彙報了直選情況。
平昌的試驗顯然是擴大黨內民主的典型，它證明瞭“權力來源哪，就向哪負責”。平昌公推直選變過去等額的確認型選舉為差額的競爭性選舉，凡符合條件者都可以自己報名參選。有學者指出，競爭性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標誌和保證，發展黨內民主首先要建立體現黨員選舉意志的競爭性選舉制度。
如果報名人數超過規定候選人數，還要召開推薦會，其實就是預選。在預選中，不但全體黨員參加，還吸收群眾參與，與黨員一樣有投票權。在平昌9鄉鎮黨委班子公推直選中，共有726名群眾參加了推薦會進行投票。事實上，民主已經從黨內擴及黨外。
在平昌公推直選中，共有2901名黨員，125名外出務工黨員中116名回鄉參加了選舉。筆山鎮樓石村84歲高齡的黨員王平和說，我入黨快滿50年了，像這樣由黨員面對面投票選舉鎮黨委書記和委員還是第一次。
平昌縣鄉鎮黨委班子公推直選在第三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評選過程中，從283個申請項目中脫穎而出，最終獲獎。
江蘇的公推直選則呈現遍地開花之勢。射陽、泗洪、溧陽、宿遷、泰州、新沂、金壇等地都進行了鄉鎮黨委班子公推直選。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勇兵評價說，鄉鎮黨委班子公推直選將對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
2006年3月1日，中組部副部長歐陽淞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介紹，截至2005年10月，全國一共有13個省的217個鄉鎮開展了“公推直選”的試點。
改革不乏失敗的例子。同樣在2004年，重慶市城口縣坪壩鎮黨委書記魏勝多因實行鎮黨委書記和鎮長直選而被撤職。他的失敗表明，鄉鎮黨委公推直選必須在縣級或以上組織的領導下有序進行。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迄今為止，鄉鎮長直選只在個別地方進行試點，而且試點範圍始終沒有擴大，但鄉鎮黨委書記直選卻蔚為大觀。四川省委組織部即明確要求“各地不得進行鄉鎮長的公推直選試點工作，要把試點工作主要放在鄉鎮黨委書記直選的研究上”。
緣何如此？一個解釋是，鄉鎮長直選涉及全體選民，程式複雜，難以組織和控制，而鄉鎮黨委書記直選只涉及黨員，比較容易組織和控制。
漸進式民主
2005年5月間，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載文《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稱讚中國果斷明智地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政治改革。
在國內，以黨內民主推動總體政治體制改革的“黨內民主論”也是受到追捧最多的政改思路之一。有人認為，黨內民主是迄今為止所出現的各種中國問題解決方案中最具可行性、也最有前景的政改之路。
有不同的聲音認為，黨內民主從來不是一種政體類型，憲政民主方是正途。
在俞可平看來，中國的“增量”民主將沿著三條線路穩步推進：一是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二是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三是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他認為，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都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準相一致。但他同時指出，當具備相應的現實條件時，必須進行突破性的政治變革。
俞可平說，以人為本、人權、法治、私產、政治文明、公民社會、和諧社會，中國政治的這些新發展，都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中國政府的根本目標無疑就是在中國確立一種現代的民主治理體制，保證人民能夠充分實現自己擁有的各種民主權利。
包括黨內民主在內的民主變革其實正在悄然進行。今年3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審議了6次才通過的《物權法》，破天荒地進行了全民討論，舉行了多次聽證會。開門立法使立法工作透明度得到大幅提高。
本屆政府也鼓勵各部委在制定事關群眾利益的重大政策之前舉行聽證，如機票和火車票漲價等。許多地方政府則將對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進行聽證制度化。
一些地方政府還引進了西方流行的“協商民主”，作為擴大決策民主化的基本途徑；一些學者和官員甚至試圖將協商民主與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結合起來。
2006年全面啟動的省、市、縣、鄉四級黨委集中換屆工作，落實中共黨員和群眾對於幹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將擴大黨內民主貫穿于換屆全過程。
事實上，執政黨權力最高層對民主政治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中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宣佈，共產黨執政地位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它只有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需求，才能得到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援。（記者 賈雲勇）〈本文部分素材取自《中國地方政府創新案例研究報告(2005-2006)》一書〉
來源：南方都市報
轉自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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