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然玉 近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七項之規定，河北衡水市桃城區法院已向衡水市第一中學、衡水中學實驗學校等轄區內所有相關學校發出司法建議，對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就讀高收費學校進行限制。法院再次提示，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的家長應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以免自己的失信行為波及無辜的子女，影響到孩子們的學習和生活。 限制老賴子女就讀高收費學校並非什麼創新舉措，而是相關法律法規中早已有之的規定。只不過，在此前很長時間，該條款多數時候都處於“靜默”狀態，很少在審判實踐中被援引和激活。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密集曝出的一些案件表明，上述局面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以衡水市桃城區法院的此次司法建議書為例，其能動地運用司法權力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紙面法條的落地兌現，最需要的恰恰是基層法院的主動轉化。 此事的看點之一，就在於當地法院運用了“司法建議”這一制度工具。這在法院審判中並不多見，多數人對此也不熟悉。實際上，“司法建議”作為“司法積極主義”的重要實現方式，在創設伊始就曾被寄予厚望。只是，不少基層法院似乎並不知道該如何使用該工具，或是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在此方面缺少相應的行動。桃城區法院此次主動擔起責任、用足制度空間，因勢利導發佈專門的司法建議，堪稱是經典樣本。 此前，為了“限制老賴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各地也零星採取過一些嘗試。總結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就是基於聯合懲戒、協調治理的思維出臺行政文件進行干預，比如說下發“通知”“意見”等，要求關聯學校不得招收老賴子女；其二，則是順著“依法辦事”的邏輯由法院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高收費學校勒令老賴子女退學或轉學。從現實影響和輿論反饋來看，這兩種模式都有較大的限制性。 與之相較，司法建議書既不是行政指令，也不是協助執行通知書，其本質上只是一種建議，不具有強制性。也許很多人據此認為其力度偏軟、效力有限，但在此類案件中運用“司法建議”的形式，其實有著無可替代的制度優勢。首先，“建議”的姿態體現了對私立學校自主經營權的尊重，避免了權力的果斷干預；其次，這樣一份事前的法律告知最大限度推動了防範于未然，也避免了造成既定事實後再去強制退轉學的麻煩和陣痛。 應該承認，教育消費有其特殊性，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吃喝玩樂之類的享受型消費。若是生硬地強制老賴子女退學、轉學，很可能引發有關受教育權和司法人道性方面的焦慮。過往的一系列經驗與教訓都表明，在處置類似案件時，法律的嚴肅與靈活，剛性執法與人性關懷，必須是統一的而不是割裂的。而恰當地發佈司法建議書，進行有針對性的普法宣教和風險警示，以事前的充分努力規避事後的兩難困境，也許是能兼顧上述兩種價值訴求的合適選項。（然玉）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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