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志
5月29日，江西豐城麗村鎮發佈紅頭文件抵制高價彩禮，引發廣泛關注。文件中要求，明確婚嫁標準，新辦簡辦婚嫁程式，禮金方面不超過99000元，婚嫁宴席不超過10桌，每桌不超過380元（含煙酒），還規定，6月20號前每村都要物色一對青年按新規舉行婚嫁。
規定彩禮的上限，明確宴席桌數、標準，並要求樹立婚嫁典型，這一文件的指向性相當明顯。事實上，一直以來，因為天價彩禮導致的矛盾糾紛時有見諸報端。在社會輿論中，江西也歷來有著“天價彩禮高發地帶”的標簽。移風易俗，的確有其必要性。
為了治理天價彩禮和大操大辦的陋習，國家層面也曾多次發文。比如就在上個月，民政部發佈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開展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整治。
但即使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該鎮的做法還是受到了廣泛質疑。其原因就在於，以紅頭文件對民間風俗進行強制干預，即便初衷良好，也同樣難逃缺少足夠合法性的嫌疑。
《婚姻法》中有“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一條規定，不過，這一條針對的並不是彩禮。彩禮的多少，通常情況下是婚姻雙方商討的結果，是兩個家庭在自願基礎上達成的“契約”，只要不存在強制結婚或者強迫索要彩禮的情況，那它就是一種民間風俗，不宜公權力的強制介入。
隨著婚戀觀念的不斷進步，反對天價彩禮的人也日益增多。但天價彩禮之所以難治，說到底，還是因為它是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投射。比如，彩禮的多少往往受地區經濟發展水準、男女比例、養老成本、家庭結構等多重因素影響。
根治天價彩禮，先得剷除其誕生的社會土壤。《意見》中明確要求“建立健全長效機制”，而像麗村鎮這樣一蹴而就的“運動式”治理，既缺乏可執行性，也不能真正達到想要的治理效果。比如，最終的彩禮數是多少，只要雙方沒有透露，外人根本無從知曉，即使知曉也沒有什麼明確的“證據”，更難也更不應該對此進行強制管理。
另一方面，任何領域的社會治理，都需要嚴格遵循“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既然彩禮是雙方協商達成一致的結果，且沒有任何法律有明確的額度限制規定，那麼就算它不合理，也不能採取發紅頭文件的方式，將權力之手伸到本該自我調節的民間領域。
尊重民間風俗，並不是說要縱容一些陋習。但移風易俗，說到底還得靠正面引導，而非動輒呼請權力出手。麗村鎮在文件中不僅規定彩禮的上限，還對宴席桌數和價格標準進行了限定，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對一些條件較好的家庭來說，既不符合實際，也明顯侵犯了他們的自由。“物色好一對婚嫁青年”按照新規進行婚嫁事宜的要求，更有形式主義的嫌疑。
值得一提的是，在婚嫁風俗問題上，用紅頭文件明確規定彩禮、宴席標準的，麗村鎮絕不是第一個。相較于天價彩禮衍生的負面問題，這種現象更值得警惕。類似合法性存在疑問的紅頭文件的頻繁出現，正說明“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權力運行觀念，依然沒能完全落地。（熊志）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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