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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本報發表《三十萬臨時工在深圳》系列報道，其中就披露了打工妹的情感和性問題。20個春秋過去了，年輕人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今非昔比，深圳外來務工青年的人數已從20年前的30萬變為數百萬，而且流向也在發生變化。隨著西部地區的開發，一些貧窮邊遠地區的農村青年向西部中心城市集結。
於是，打工妹的性問題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在深圳等沿海發達地區，這個問題雖引起了社會的重視，但服務的力量相比龐大的服務對象卻“杯水車薪”；而在西部等不發達地區，為打工妹提供青春健康服務的陽光尚未照進現實。
她們不應成為被社會遺忘的對象。關注她們，實際上也是在關心我們自己。
在新疆，打工妹的性問題長久以來並不為人所關注。
這群天真爛漫的農村少女，分佈在城市各種服務行業和工廠，文化程度低，大多沒有技術特長，精神世界匱乏，身處城市卻仍局限在農村青年打工群體的狹小生活圈裏。她們和所有處於青春期的少女一樣，對愛與性懵懂又好奇，由於沒有渠道去了解正確的性知識，被騙、未婚先孕、流產等事件屢有發生。
近日，記者採訪40余位在新疆不同行業打工的女性農民工，試圖多角度反映這些年輕女孩面對性這一敏感話題而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
好奇的背後是對情感的渴望
18歲的打工妹小芳從四川老家到烏魯木齊打工前，父母千叮嚀萬囑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護自己，不要交男朋友”。和很多父母一樣，他們最擔心女兒面對花花世界經不起誘惑。
在新疆的許多打工妹和羅芳差不多大，她們正處在對異性產生好感和強烈好奇心的年齡，在農村普遍的“性即不道德”的觀念下，她們沒有渠道了解性知識，而來到城市後，環境一下子變寬鬆了。
劉洋在烏魯木齊火車站附近一家酒店做大堂經理。一天下午，女服務員們在包廂裏休息，劉洋從一個包廂旁邊經過，聽到女孩們的陣陣笑聲，她好奇地把門推開了。
3名服務員一見到劉洋頓時驚呆了，中間那位拿著手機的女孩慌了，把手機扔在了桌子上，其餘兩個人則羞得滿臉通紅，不敢抬頭看這個平時關係還不錯的經理。
“你們在幹嗎？”
“沒、沒幹什麼！”
看到她們慌張的表情，和手機裏傳出的微弱呻吟聲，劉洋明白她們在看“不好的東西”，她沒說什麼，轉身走了。
一會兒，其中一位個頭矮小的四川女孩紅著臉來到劉洋的辦公室，低頭小聲說：“經理，我本來不想看的，但確實很好奇。”
在劉洋看來，這些女孩確實應該理解：她們從家鄉來到陌生的大城市，為了生存拼命打工賺錢，她們不懂城市女孩“泡吧”、“慢搖”等休閒活動，也捨不得去消費。她們的精神、文化娛樂活動極其匱乏，平常的娛樂就是和老鄉聊天、逛大街。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在為數不多的喜歡看書的打工妹裏，受歡迎程度最高的就是《知音》等情感類書刊。雖然年齡小，但其中涉及性的細節，常常讓她們“心潮澎湃”。
劉洋覺得，這些打工妹比一般的城市女孩更加渴望感情的慰藉，情感幾乎成為這些打工妹唯一的精神依託。
被利用的單純
“真搞不懂這些表面看起來很單純的女孩到底是開放還是無知！”在一家餐廳作中層主管的徐剛對此有些困惑。
剛從湖南老家來當服務員的小希就是讓徐剛說不清的這种女孩。
不到18歲的小希看起來嬌小、可愛，常常像孩子般頑皮，是餐廳裏的開心果。一塊兒工作的一個湖南小夥子愛和她開玩笑，一天，他們拿出手機，翻出下載的性愛圖片讓小希看。
小希第一次看這種圖片，羞紅了臉跑開了。可那幅圖片的情景讓她久久不能平靜。
不久，餐廳裏一位男廚師說喜歡小希，她說不清是否喜歡他，就答應了和他交往。幾天后，他們發生了性關係，小希承認她很想嘗試。
小希的媽媽知道後立即讓兩人回老家結婚，媽媽知道，不是處女的姑娘在農村很難找到好婆家。
這讓小希難以理解：“我們只是覺得好玩才在一起的，沒有想過結婚的事。”
徐剛發現這些女孩找男朋友基本上沒有條件，一起打工的男性隨便給她們點兒好處，如給她們買點兒東西，請她吃個飯，女孩就願意和對方同居了。
一些男性打工者說，“這些女孩有點單純過頭了，純粹是傻，一騙一個準！”
“較之男性農民工可以通過找小姐、看黃色錄影、說黃色笑話等較為直接地發泄性慾的方式，女性農民工更多的是經受心理折磨。事實上，從性心理來說，男女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一旦女性從傳統道德觀念中掙脫出來，就容易違背性道德。”曾做過新疆農民工艾滋病現狀調查的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吐爾文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