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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和武則天二人穿著一百二十套大殮之衣，口含貝玉，仰臥于褥上，棺材裏應該放置著大量書籍字畫，其中很可能有武則天自做的《垂拱集》以及王羲之的《蘭亭序》原本……
人們對武則天的執著探詢，不僅因為其身為一代帝王，更因為她是中國歷史上的頭號名女人。
一座埋葬了一男一女兩朝皇帝、1200年來從未遭受過盜墓者破壞的帝王陵墓，究竟藏著多少秘密？
爭議中的乾陵發掘
7月，關中平原的武則天墓——乾陵再次進入世人的視線。
7月5日，針對是否開掘古墓的問題，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和西安市市長孫清雲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向外界表示，武則天墓(乾陵)目前尚在論證，不會開挖。
新聞發佈會後，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眾說紛紜。專家們有的扼腕嘆息，認為又一次錯過了機會；有的則長長出了一口氣，認為暫不開挖是理智而冷靜的。
這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火辣辣的太陽照在乾陵的司馬道上，青石鋪成的路面散發著炙人的熱浪。
司馬道邊上有一家賣冰鎮飲料的小攤。攤主是一個慈祥的大媽，姓趙，已經在這裡賣了4年飲料了。雖然有遮陽傘，但熱浪還是把趙大媽的臉烤得紅紅的，汗珠從她的臉上滑落，滴在青石路面上。
7月中旬，乾陵的旅遊旺季才剛剛開始。遊人們受不了天氣的炎熱，紛紛來到趙大媽的攤前買飲料。
趙大媽說，按現在的天氣，如果來的遊人比較多的話，她每天能賣出上百瓶飲料。但這個可觀的數字還是不能讓趙大媽滿意。她的丈夫在乾陵外也擺了一個小攤，賣紀念品，兒子在西安一所大學念大二，“花錢就跟流水似的”。兩個小攤就是趙大媽一家的收入來源。
前一段時間，趙大媽一家著實興奮了一陣，因為他們聽說，乾陵就要開始發掘了。那陣子，一撥一撥的專家、學者來到乾陵，在這裡考察、討論，時而激動，時而沉默。
趙大媽聽不懂他們討論的內容。但她隱隱約約意識到，要是真的發掘乾陵，她每天肯定能多賣出不少飲料。“乾陵裏埋了兩個皇帝，從來沒被盜過，裏面不知道有多少寶貝呢。這些東西埋了上千年，一旦挖開了，來看的人肯定比現在多多了。
”趙大媽說。而旅遊者一多，她和丈夫的生意就會比現在更好，一家人的生活也能過得比現在寬裕。
但趙大媽的興奮沒有維持多長時間。7月5日，針對是否開掘古墓的問題，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和西安市市長孫清雲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向外界表示，武則天墓(乾陵)沒有被盜過，非常珍貴，開挖必須是在各方面的條件具備以後才能進行，目前尚在論證，不會開挖。
趙大媽是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這條消息的。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星期，但趙大媽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還是一臉遺憾：“怎麼就不挖了呢？我覺得還是挖開好些。挖開了，才會有更多的人來旅遊。”
未被破壞的帝王陵
乾陵在我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歷代帝陵中，乾陵是最特殊的一個。它位於西安西北方向的梁山主峰下，規模宏大，收藏豐富，一男一女，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兩朝皇帝合葬一室。更難得的是，1200多年間，雖然發生過多起盜掘乾陵的事件，但盜墓者始終找不到關鍵的墓道口，因此乾陵至今“原封未動”，沒有遭受過破壞。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則天的墳墓，乾陵更是備受國內外關注。
這樣一座如此特殊的陵墓自然讓盜墓者眼紅。在1200多年間，根據記載，僅僅規模較大的盜掘行為就有17次之多，而規模最大的有3次。但這些盜掘行為最後全都失敗了。
唐末的農民起義領袖黃巢無疑是所有盜掘者中最野蠻的一個。當他發現梁山西側黃土地下埋藏著大量碎石後，動用了
1萬農民起義軍，在梁山西側開始挖掘，剷平了大半座山梁，留下了40米深的“黃巢溝”，最後空手而去。這條40多米深的溝到現在已經不是很明顯，與旁邊的山梁融為一體。黃巢至死也不明白為什麼他挖了那麼深，卻連個陶罐都沒挖出來。他不知道乾陵座北朝南，修建者故意將修建產生的碎石埋在離墓道口300多米遠的地方。他挖錯了方向，終無所獲。
五代耀州刺史溫韜是第二個大規模挖掘乾陵的人。他曾在西安附近陸續掘開了十幾座唐朝陵，然後組織了數萬人于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誰知挖掘過程並不順利，開挖當天就遇上天降暴雨，電閃雷鳴。溫韜以為觸犯了天神，只好斷絕了挖掘乾陵的念頭。
民國初年，國民黨將領孫連仲也“光顧”乾陵。他親自率領一個團的正規部隊，在梁山上搞“軍事演習”，埋鍋造飯安下營寨，炸開了墓道旁的三層岩石，但始終沒能找到墓道口，只能悻悻離去。
1958年，西安到蘭州的西蘭公路復修，需要大量石料。乾陵附近的農民就到梁山上放炮炸石頭。當年11月27
日下午，農民賀某放了一炮，卻意外發現這一炮的威力“大”得驚人：炸飛上天的全是已經打造成型的石條。走近一看，石條上依稀刻著字。這絕非山裏的自然之物。炮眼附近出現了一個洞口，方形，能容一個人鑽入。
賀某覺得此事非同小可，馬上上報了乾縣政府辦公室。辦公室一位姓楊的幹部驚訝得合不攏嘴：難道是炸開了武則天的墓道口？他馬上向縣裏領導彙報。隨後，此事層層上報。12月4日，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來了專家，經過鑒定，這就是沉寂了1254年的乾陵墓道口。
當時的文壇泰斗郭沫若老先生在得知此事後異常興奮。他建議立刻發掘乾陵：“毫無疑問，裏面肯定保存了不少珍貴書籍字畫，說不定有武則天的《垂拱集》，有王羲之的《蘭亭序》……石破天驚，這一定是石破天驚的大事！”
在當時，與郭老一樣心情的人佔了多數。那時候全國還沒有關於發掘帝王陵的法律條文，1959年，文化部為慎重起見，向周總理送上了一份《乾陵發掘計劃》。周總理思慮再三，最後在《計劃》上提筆批示：“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後人來完成。”
從此，乾陵的發掘問題就擱置了下來。
時至今日，乾陵附近的居民在談到這件事時還是耿耿於懷。賣飲料的趙大媽說：“要是當時炸開了墓道口就直接鑽進去，乾陵早就發掘了，省了好多麻煩。哪還用得著現在討論來討論去？”
乾陵裏埋藏著什麼？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譽所長、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石興邦老先生研究乾陵已經數十年了。他說，乾陵是他最關注的帝王陵，他在研究乾陵上花的工夫最多。
乾陵裏究竟埋藏著什麼？這是所有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經過多年的探測考察，“不敢說全部，但我們至少能推斷出 70%的埋葬品。”石老說。
據石老介紹，乾陵的主要建築是地宮。這裡面埋葬著唐高宗李治和大周女皇武則天。高宗和武則天正處於唐朝最繁盛的時期，經濟發達，國富民強。在唐代，封建統治者一般會用每年稅收的30%以上來修建陵墓。乾陵的修建從高宗駕崩時開始，經歷了武則天、中宗、睿宗三代皇帝，歷時30餘年方才建成，地宮裏應該裝滿了當時最值錢的各種寶貝。從《大唐元陵儀注》等資料分析，整個地宮的文物重量至少有500噸之多，這些文物的價值可想而知。
到現在為止，專家學者討論最多的是頂尖級國寶——書聖王羲之的《蘭亭序》原本。史書記載，唐太宗李世民酷愛書法，曾得到過《蘭亭序》的原本。在李世民遺詔裏，他命令把《蘭亭序》枕在他腦袋下邊陪葬。五代耀州刺史溫韜盜了昭陵，但在他寫的出土寶物清單上，並沒有《蘭亭序》。後人根據推斷，認為《蘭亭序》十有八九就藏在乾陵裏面。而乾陵一帶的民間傳聞中，數百年來就有《蘭亭序》陪葬武則天一說。
“僅僅這一件《蘭亭序》原本，就可以說是無價之寶。”石老說。
地宮的中部應該是停放高宗和武則天靈柩的地方。據分析，地宮中部是一座“棺床”，上面放置著兩人的棺材，高宗李治在右，武則天在左。棺材底部有防潮材料和珍寶，上面鋪著一塊“七星板”，板上鑲嵌著“圭、璋、璧、琥、璜、琮”“
六玉”，高宗和武則天二人穿著一百二十套大殮之衣，口含貝玉，仰臥于褥上，棺材裏應該放置著大量書籍字畫，其中很可能有武則天自做的《垂拱集》以及王羲之的《蘭亭序》原本。
“難能可貴的是，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乾陵至今沒有被人盜過。關中的唐十八陵，其他的全都被盜過，遭到了破壞，研究價值遠遠比不上乾陵。由於沒有發掘，研究工作還遠沒有完成，乾陵隱藏的謎團太多了。但現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發掘，我們能得到的將遠遠超出我們現在所能設想的。有學者把乾陵稱為‘世界第九大奇跡’，我認為這個稱謂沒有誇大，是非常準確的。”石老激動地說。
發掘技術上沒問題
與石老的激動相比，西安市政府和國務院文物局在發掘乾陵的問題上相當謹慎。雖然從1958年發現乾陵墓道口至今，已經有不少於10次關於乾陵是否應該馬上發掘的大討論，但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條件不成熟，暫不發掘。
對此，石老並不認同，他堅決贊成立刻發掘乾陵。“現在有很多人說，我們的技術上並不過關，如果挖開了，裏面的文物無法保護。我覺得這種說法缺乏根據。從我掌握的資料來看，技術上沒有任何問題。”石老說。
據石老介紹，早在1995年，義大利國際友人就無償捐助給陜西省文物保護中心一批國際上最先進的儀器設備，價值高達48億里拉(當時相當於300萬美元)。這批儀器包括紅外線光譜儀、光學顯微鏡、掃描電鏡……從此，陜西省文物保護中心在設備級別上躍居亞洲第一。
最讓石老欣慰的，是他們擁有一支年輕富有朝氣的青年科技隊伍。近年來，陜西省文物保護中心加入了一批年輕人，他們中有11名研究生、多名從法國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其他人全都是歷史、考古專業的本科畢業生。“我們研究所多年來與義大利、法國、日本等國合作，互相交流了大量經驗，從技術上講，發掘乾陵沒有問題。”石老很有把握的說。
從實踐經驗上看，石老也對發掘乾陵充滿信心。“到現在為止，唐代的帝王陵、公主陵、太子陵我們發掘過好幾十座。可以說，在發掘古代帝王陵——特別是唐帝王陵這個方面，我們有著豐富的經驗。”
“建國到現在，我們陸續發掘了不少帝王陵。這些帝王陵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實際上在我看來，如果現在發掘乾陵，我們將保護得更好。”西北大學歷史系一位教授說。他認為，考古學者對乾陵相當了解，這是以前發掘帝王陵時不具備的優勢。他向記者介紹了發掘乾陵的三大獨特優勢：“經過多年的考察，我們知道主墓室的位置，而且這個位置經過多年的研究勘測，可以說是準確無誤的；經過嚴密考證，我們知道乾陵從未受到過破壞；經過多年積累，經過多位專家學者努力，我們制定了相當嚴謹的發掘方案。這都是以前在發掘帝王陵時無法具備的。對乾陵的發掘，可以說厚積薄發。”
“在發掘後，完整而科學的保護乾陵不受損傷，我認為在技術上沒有太大的問題。”他肯定的說。
西北政法學院楊芬霞教授認為，發掘乾陵的意義是無窮的。“毫無疑問，乾陵埋藏著大量珍寶和各種文獻資料，一旦發掘出來，對研究盛唐乃至整個古代史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這還只是從考古和研究歷史的層面上看。從經濟上看，發掘乾陵，將對陜西乃至整個西北帶來不可限量的影響。”
根據一些經濟學家和文物工作者的預測，乾陵一開，陜西省每年將增加500萬旅遊者。“僅僅從門票一項，每年就可以增加至少一個億的收入，”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石興邦說，“至於對餐飲、住宿、運輸等方面的有利影響，無法從數字上估計，但肯定大得驚人。”
但每次討論乾陵的發掘問題時，總有一些人認為不應該馬上發掘，這讓石老一直耿耿於懷。“根據我的觀察，每次反對發掘乾陵的都不是考古界的學者，考古工作者早就有了共識，乾陵是可以馬上發掘的。那些反對者總是說，技術不過關，急功近利，所以反對立刻發掘。可他們經過實際調查了嗎？他們來考察過我們的設備嗎？我們早就具備了相應的技術條件，但他們總是視而不見。”石老憤憤不平。
反對者的擔憂
陜西師範大學的曹偉教授就是石老所稱的“反對者”之一。在7月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當他聽到孫清雲市長宣佈“
不會開挖”時，他長長舒了口氣。他一直認為，技術和資金是乾陵發掘的最大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好，乾陵是不適合發掘的。
“我們的教訓太沉重了。”曹教授至今都還記得遠在北京的定陵。作為明十三陵中最早發掘的陵墓，定陵一發掘就受到了嚴重破壞。1956年，國家對定陵的發掘本來是一次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行為，但不久遇上極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連萬曆皇帝的屍骨都挖了出來，扔到院子裏，倒了桶汽油燒掉了。再加上當時的科學技術不過關，定陵中的各種文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從那以後，政府吸取教訓，規定除非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政府不得擅自發掘帝王陵。
對兵馬俑的發掘也留下了很大的遺憾。兵馬俑的每個陶俑上都描繪著非常漂亮的色彩。但在出土後，由於微生物的作用，這些色彩在幾分鐘之內就會全部剝落褪去，露出黃土的顏色。現在，兵馬俑的發掘工作進展極其緩慢，就是為了保護陶俑上的色彩。
曹教授並不認為現在的技術已經達到了能夠妥善保護好乾陵文物的高度。“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乾陵至今未遭盜墓，可以說建成後再沒有人進去過，連裏面埋藏著什麼都不知道，怎麼能談得上‘有了保護文物的技術條件’？有專家稱，他們能推測出大部分埋藏品，那麼不能推測出的埋藏品又該怎麼處理？”
曹教授認為，乾陵中埋藏著的文物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金屬等無機物與紙張、絲綢等有機物。從國際考古史上看，無機物的保護是比較簡單的，技術上沒有太大問題；但有機物的保護卻是一個世界級難題：紙張、絲綢、壁畫等文物經過多年埋藏，物理結構起了相當大的變化，有的甚至已經開始腐爛。一旦發掘，讓它們接觸到空氣，將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而這些紙張、絲綢，卻是學術界一致公認的乾陵所有埋藏品的重中之重。
“連最為重要的國寶級文物都無法保護，還要談發掘，我認為是不慎重的。”曹教授說。
資金問題也是曹教授眼中發掘乾陵的“瓶頸”。“我說的資金並不是指發掘時需要的資金，而是指後期維護所需要的資金。”曹教授認為，發掘時的資金並不是問題，國家撥款可以解決；但發掘完成後，每年維護所需要的資金卻是國家撥款無法解決的。
曹教授提到了陜西省歷史博物館。這座與大雁塔遙遙相望的博物館，在國家的大力支援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順利完工。但從那以後，博物館的運作就出現了困難：為了保護館藏文物，博物館巨大的展廳內必須保持一定的光線、恒定的溫度，而僅僅這兩項，每年就要消耗電費數百萬。再加上安全、管理等各種費用，現在博物館的資金情況非常不樂觀。“可以肯定，相對陜西歷史博物館，乾陵文物的保護難度絕對更大，保護成本肯定也更高。一旦發掘，這些後續資金從哪來？國家撥款解決不了問題，只能從門票上考慮。但現在乾陵的門票是30多元，從旅遊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上看，漲價的空間並不大。後續資金問題不能解決，即使技術上達標了，乾陵還是不適合發掘。”
決策者的壓力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民間考古愛好者陳先生認為，發掘乾陵的阻力並不只是來自於技術和資金問題，更重要的是發掘後可能帶來的責任問題。
“發掘以後，對裏面的埋藏文物究竟能保護到什麼程度，誰都沒有絕對的把握，”他認為政府做出暫不發掘的決定是無奈之舉，“要是挖開以後有的文物無法保護，決策者都會背上‘歷史罪人’的惡名。這個責任，恐怕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能承擔得起。”
在陳先生看來，雖然發掘乾陵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於決策者來說，發掘所帶來的風險和責任卻是首先要考慮的。要是因為保護不週而背上了“歷史罪人”的罵名，無論能產生多少利益，都是決策者無法接受的。畢竟，利益是由大家分享的，而罵名卻只能由決策者一個人背。所以決策者大都選擇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方案——暫不開挖。
“周總理曾批示，‘此事應留給後人來做’，這並不是周總理保守，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西北政法學院的楊芬霞教授說，“當時正是極左思潮氾濫的年代。還不要說科技條件，挖開以後，極左派會不會像破壞北京定陵一樣，人為破壞乾陵，都是無法估計的。周總理決定暫不開挖，無疑是明智和冷靜的，保護了文物。”
事過境遷，周總理當年擔心的問題顯然已經不存在了。考古愛好者陳先生認為，在現今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下，發掘乾陵最大的障礙，是決策者能不能頂住壓力。
“周總理說過，讓後人發掘乾陵。我們這一代是後人，一千年以後的也是後人。即使現在開挖，也不算違背了周總理的意願。現在的問題就是，需要一個能夠頂得住壓力，下得了決心的決策者。”陳先生說。
來源：時代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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