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列強加速侵略和瓜分中國。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屈膝求和,造成我國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嚴峻的現實促使國人猛醒,紛紛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反清反帝逐漸成為全民族最迫切的呼聲。
光復襄陽
武昌首義成功一月有餘,襄陽並未隨之爆發激烈革命行動。一是因為當年資訊尚不發達,資訊傳播較慢;二是在省城讀書的襄陽學子寒假才能大規模返鄉;三是光復鄂西北的主力軍——江湖會首腦人物不在襄陽而在老河口。
江湖會原是活躍于鄂西北的市鎮下層人物秘密組織,俗稱哥老會、洪幫、洪門。他們信奉“興漢滅滿”宗旨,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準則,以劉關張三結義和梁山好漢為榜樣,故稱“江湖會”。辛亥革命前夕,駐紮老河口的清軍中,許多士兵加入江湖會,號稱黨人數千,擁有六、七百槍手,是鄂西北江湖會的主要力量。
1911年11月27日,得知武昌起義消息的新軍21混成協馬隊士兵張國筌、李秀昂與江湖會各首領在老河口籌劃起義。28日上午,江湖會乘老河口商會會長娶兒媳之機,綁架知縣黃書南、水師營管帶周祥謙等軍政官員,逼迫周祥謙簽字順從革命,移交部隊名冊及槍械。周不服從,被李秀昂當場擊斃。起義軍順利接編軍隊,並很快招募兩千人,組成十個營。第二天,義軍人馬分水陸兩路,沿江而下進攻襄陽。水路義軍分乘8隻炮船,途徑仙人渡,抵達襄陽萬山。
此時,留日學生楊君磐、楊九生,兩湖師範學生楊君直、周景佔,高商學生馬騏之,以及邱鳳吾、毛伯屏等,已回襄陽在清軍騎兵第八營開展革命活動,對當局造成很大壓力。受老河口義軍首領張國筌委派,何義茂也率領數十兄弟潛入樊城,策應起義。鎮守襄陽的兵備道是滿人喜源,聽說從武昌回來的學生攜帶炸彈,已逃南陽避亂。駐軍首領劉道玉也經不住紳商勸降,答應延請義軍入城。他哪知道,100多名義軍士兵,攜三、四十隻快槍已從小北門潛入城內,管帶孫長齡不知底細,見事不妙,溜之大吉。守城清軍士兵無主,紛紛投降義軍。
1911年11月30日,襄陽光復。當天,起義軍在鼓樓開會,眾議黃書南為襄陽軍政分府行政長官,張國筌為駐軍司令,李秀昂為第二協協統,其他要職各有所屬。12月1日,軍政分府沿街鳴鑼,告知商戶照常營業,不準買賣鴉片,勸富戶支納軍餉,嚴禁向貧民攤派錢物。12月2日,起義軍在城隍廟招募新兵一千余人。同時傳檄各縣舉義,並馳電武昌軍政府報捷。
緬懷劉公
襄陽人評價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追憶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總忘不了令幾代人驕傲自豪的同鄉——劉公。
劉公(1881——1920),原名炳標,字仲文,襄陽市襄州區東津鎮上洲村人,祖上為清末襄陽三大富豪之一,叔伯四房擁有田地13000余畝。
1902年,劉公東渡日本求學,就讀東亞同文書院,積極鼓吹革命,翻印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等數萬冊革命刊物,輸入國內。1904年4月,劉公與田桐、程家檉、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後進入日本東斌學堂研習軍事,與鄒容、章炳麟成為莫逆之交。1905年,劉公遇孫中山、黃興,遂加入同盟會,捐鉅資出版《民報》。1906年,劉公奉孫中山之命回國籌備萍醴起義,後因泄密,潛回襄陽。三個月後再赴日本,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07年3月,他與張伯祥、鄧文翬在日本成立共進會,以18星旗為會旗,並擔任第三任會長。1910年秋劉公畢業,攜革命文告和18星旗回國,與楊玉如在武漢主辦《雄風報》,繼續奔走革命,故里青年從軍。
1911年5月,劉公向家中謊稱捐得道臺一職,索取5000兩銀票捐助共進會革命活動。9月24日,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製定起義方案,初步決定劉公為總理(即起義大都督)。10月9日下午,劉公與孫武在漢口共進會總部準備起義事宜,孫武不幸炸傷。劉公命李春萱送孫武去同仁醫院治療,自己隱匿漢口友人處。其妻李淑卿等人被捕,三烈士遇害後,劉公與張振武等仍密謀如期舉事。武昌起義成功後,因劉公再三謙讓,孫武受傷未愈,蔣翊武在逃未歸,最後由清軍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劉公任軍政府總監察。後因黎元洪投機革命,革命黨內部不團結,劉公表示願領軍北伐,出任北伐左翼軍總司令。1912年3月,劉公率部隊抵達襄陽,收編張國筌部,擴充實力,繼續北進。黎元洪限制他的權力,調劉公回京任總統府高等顧問,其部隊被黎元洪嫡系王安順收編。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劉公藉故離京去滬。袁世凱稱帝,他通電反對,並在漢口組織武裝力量。袁世凱死後,劉公仍回京擔任總統顧問。1917年,段祺瑞破壞《臨時約法》,獨攬中央大權,孫中山南下護法,劉公積極響應,並於12月回襄陽組織護法軍,敦促襄鄖鎮守使黎天才宣告自立。此後,劉公又同豫軍總司令王天縱組織兵力,輾轉川鄂,堅持護法。終因肝病日益嚴重,赴滬就醫,于1920年4月12日病逝上海,享年40歲。1922年,劉公被追認陸軍上將。(賈竟成)
襄陽市臺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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