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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腳下尋李誡 古建宗師享殊榮
2018-07-04 11:09:00 華夏經緯網

鬥栱部分名稱圖

《營造法式》部分圖注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建於北宋宣和七年,是河南省現存唯一的北宋木構建築,也是現存宋代建築中同《營造法式》所反映的北宋後期官式建築最接近的實例。資料圖片

繪圖/王偉賓

    □冬夏

    鄭州自古英才輩出,大師巨匠,代不乏人。北宋李誡,拔乎其萃。

    李誡,字明仲,北宋嘉祐年間生於鄭州管城,大觀四年(西元1110年)病逝虢州(今靈寶市),歸葬新鄭梅山李氏祖塋。

    他編著的《營造法式》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最重要一部術書”,被譽為“整個中古時期世界上最完備的建築學專著”。

    這樣的大師級人物,《宋史》未見其傳,明清《鄭州志》列舉了大批名流烈女,他卻不在此列。不僅是他,他之前的大匠,留名者也極少。他之後的大匠,比如主持建造明代皇宮和帝王陵寢中重要部分的蒯祥,被朝廷授予“工部左侍郎”之職,史書上也只有寥寥數語。清朝首席建築設計師“樣式雷”家族,資料也極少。

    為何如此?因中國舊習“道器分途,重士輕工”。

    新鄭李誡墓園內,有一通新鄭市政府刻立的墓碑,其《宋李明仲之墓碑記》對他的成就這樣表述:“李誡一生最輝煌之成就莫過於建築。其步入仕途二十五載,半數從事土木工程,從作圖監工起步,到營造皇城皇宮主持,再官累當朝將作監,終銜大宋建築界領袖。尤其嘔心瀝血梳理前人之經驗,總結當朝之實踐,編纂《營造法式》,以三十六卷、三百五十七篇、三萬五千五百五十五條畫樣之鴻篇巨制,圖文並茂,規範和詳述建築類別之釋名、制度、功限、料例、畫樣等,集千余載建築碩果之大成,創域內外建築技藝之高峰,贏中國古代建築典籍黃鍾大呂之地位,享中國古代建築宗師之殊榮。”

    ◎博學多藝的建築師

    5月底,在新鄭市龍湖鎮于寨村李誡墓園內,我們停留了半天,其間無一遊人。

    墓地寂寞,但並不安靜,墓園東側幾十米處,即是一條高速公路。墓園簡樸,一墳一碑亭,還有一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標誌碑。

    墓冢地面有夯土堆,高3米,周長10米,其上叢生青草,還覆蓋著幹樹枝。據文物部門資料記載:“冢下有墓室,坐北向南,墓室為磚室,近圓形,南北長5.3米,東西寬4.7米,深5.7米。”

    墓前10米處,建有一座灰瓦頂四角碑亭。碑亭內立有石碑,石碑正面,是“宋李明仲之墓”幾個大字,由著名古建專家羅哲文題寫。背面,是《宋李明仲之墓碑記》,落款為新鄭市政府。李誡墓附近,還有4座磚室墓,共同形成李誡家族墓地。

    墓冢周邊,是片桃園,桃子已收,僅余零星幾枚,挂在枝間。李誡墓東南方向,有梅山,“梅山遠眺”曾是“鄭州八景”之一。明清《鄭縣誌》記載“李誡葬于新鄭梅山”,現梅山仍存,李誡在梅山腳下,已長眠九百餘年了。

    李誡正史無傳,對他的了解,來自李誡的部屬傅衝益寫的墓誌銘。這篇墓誌銘,被收在宋代文人程俱《北山小集》堙A得以流傳。這個小概率事件,讓我們得窺李誡生前部分作為。

    李家累世為官,李誡之父李南公官至戶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李誡的大哥也為官顯赫,兩人都名列《宋史》,卻官聲不佳,雖生前顯赫,到底淹沒在歲月堙C反不如技術官員李誡,不入正史,卻有傳世巨作,千載之後,仍被後人銘記。

    當年李家大宅,有兩個藏書庫,有藏書數萬卷,其中李誡手抄的便有數千卷。他一生勤學,終成一代大家。可惜李誡作品均失傳,只有書名留存。其中有講地理學的《續山海經》,講文字學的《古篆說文》,講音樂學的《琵琶錄》;《馬經》講相馬,《六博經》講賭博遊戲,《續同姓名錄》是歷史人物研究著作。從篇名,可管窺他的學問廣博高深。他的篆、草、隸、畫諸品,也有成就。

    李誡是一位“方面極廣,知識淵博,博學多藝能的建築師”,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大家。基於此,他才可能編著《營造法式》這樣的曠世之作。

    將作監,是隸屬於工部的設計、施工機構,負責宮室、橋梁、舟車之類工程建築。根據傅衝益寫的墓誌銘,李誡在將作監任職13年,由主簿而丞,而少監,而將作監主監,經歷了多級別上升,最後享受三品待遇,但沒實權。

    大宋被漢學家費正清稱為“偉大創造的時代”。而李誡家世良好,也足夠給他全方位的文化教養。他負責主持過大量新建或重修的工程,有11項工程完工後,都給了他晉級獎勵。他也積累了豐富的建築實踐經驗。

    西元1097年,李誡奉旨編著《營造法式》,西元1100年成稿,3年後出版,發行全國。

    編著《營造法式》,他的工作方法是“考究經史群書,並勒人匠逐一講說”“考閱舊章,稽參眾智”。意思是在自己實踐經驗基礎上,參閱古代文獻和舊有規章制度,依靠並集中工匠智慧和經驗寫成。

    這種工作方式,是空前的、了不起的創新。《營造法式》有308篇共3272條來自工匠的實踐經驗,佔全書90%以上,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經驗的科學總結。李誡艱苦調研,吸收民間智慧,這種工作方式,在宋代高級知識分子中,絕無僅有。他彌合了學者與匠師之間的鴻溝,這需要大智慧與大勇氣。

    他的“苦樂行者”精神,800餘年後,被梁思成承繼,並經由梁思成,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建築的繼承和創新。

    傅衝益所作墓誌銘中,還提到李誡較強的從政能力。他任虢州知府時,監獄埵酗[押未審犯人,他上任後馬上審結。墓誌銘中還稱他“資孝友,樂善赴義,喜周人之急”,說明李誡有很重感情的一面。

    有關李誡的記載如此之少,以至於連如下細節都令我們珍視。北宋劉跂《暇日記》記載,有友人問李誡建房要注意哪些事,李誡忠告:“堂屋前要不背三陽。今人家作佇廊非也。”意思是客廳要注意採光。金石博物無所不能的大師李誡,認真地給友人提這樣接地氣的建議,友人認為大師“語錄”重要,還鄭重記下。這種事,令人莞爾。

    ◎曠世之作《營造法式》

    梁思成曾評價《營造法式》,“其科學性,在古籍中是罕見的”。其體裁先為釋名,次為諸作制度、諸作功限、諸作料例,最後為精細的諸作圖樣,全書綱舉目張,條理井然。

    全書正文34卷,加上看樣(編者說明)一卷、目錄一卷,共計36卷。全書34卷中,插圖佔了6卷。這是中國古代技術書的一個大膽創新,充分反映了北宋工程製圖學和美術工藝的水準。

    北宋開國後,大興土木,東京十幾處皇室建築,有半數以上是開國之初幾十年內所建。有的建築規模很大,如玉清召應宮有2620間房屋,每日用工3萬多人,大規模建設活動中,管理不善,會出現巨大浪費。再加上監管虛報冒領,因此天聖元年(西元1023年)有430處工程“累年不結絕”,爛尾了。

    財政虧損,國庫空虛。至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提出“凡一歲用度及交祀大事,皆編著定式”,以完善管理制度。之後,有了《營造法式》的誕生。

    《營造法式》之前,政府曾修過一部《元祐法式》,下詔頒行。但“其間工料太寬,關防無術”,不能有效防止腐敗滋生。李誡版《營造法式》,首要目的,就是關防工料、節約開支、保證品質、防範貪污盜竊。《營造法式》有13卷是關於功限和料例的。功限,即勞動定額的計算方法,力爭做到因人、因時、因地靈活掌握。料例,即各工種使用材料數量的精確定額,也包括工作品質的各種規定。從體量可以看出,關於建築的“理財節用”,政府和李誡都很看重。

    《營造法式》的誕生,“標誌著當時中國的建築業已產生了建築技術標準和工料定額、施工管理的標準,建立起了一套設計與施工的控制系統。在建築標準化和結構力學方面,取得了世界領先的成就。”建築學家郭黛姮評價。《營造法式》制定了模數的概念,即材分制,較之17世紀伽利略的類似結論,早了5個世紀,在世界建築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它的出現,大大推動了宋代建築業發展,郭黛姮讚譽為“古代華夏建築之精進,造極於趙宋之時”。

    宋代建築變成典範,後世爭相傚法。比如元朝建築城池的規定,同《營造法式》相關規定完全一致。明朝《營造法源》和清朝《工程做法則例》,都吸收了它很多內容。它流傳到西歐、日本後,成為當地建築界研究、學習的珍貴資料,在世界建築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李誡編著《營造法式》,充分闡釋自己的建築理念,即建築要追求美觀實用,也要注意節省,不過分華麗,雖然華麗與奢侈是當時的流行趨勢,李誡仍堅持自我,堅持控制建築等級和規模,甚至不惜對皇帝耿直上諫。

    ◎從梁思成林徽因到約恩·伍重

    2003年,《營造法式》刊行900週年。那一年的普利茲克建築獎(人稱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授予了雪梨歌劇院設計師約恩·伍重。

    約恩·伍重有強烈的中國建築文化情結,他求學時兩位重要的老師都是中國迷,畢業後又結識了著名漢學家喜仁龍。他的辦公室堙A一直擺放著《營造法式》,他稱之為“通靈寶典”,經常翻閱求靈感。他設計的雪梨歌劇院,空間意象,是巨大平臺上的“中國大屋頂”。中國傳統“大屋頂”,被他詮釋得飄逸如風帆。

    有多位建築學家認為,約恩·伍重設計雪梨歌劇院的初步方案中,《營造法式》預製木構設計建造體系,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

    1958年,是約恩·伍重的雪梨歌劇院方案中標後的第二年,他來到中國會見梁思成,請教《營造法式》問題。在此之前,梁思成已完成了《營造法式》大部分“圖解”和“文解”工作。

    約恩·伍重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添加性建築”設計方法,也是受到中國木構建築及《營造法式》影響。南京大學建築系教授趙辰撰文稱,“伍重對現代建築文化的巨大貢獻,內在根源與中國建築文化和《營造法式》有關聯……《營造法式》更有可能成為新的建築文化發展之源泉。”

    1981年,受約恩·伍重影響的丹麥學者顧邇素,在《科學美國人》期刊上發表《十二世紀的中國建築規範》,首次將中國的《營造法式》推向了國際正統的科學研究領域。

    一部宋代經典,橫絕了今古,貫通了中西,成為西方新的建築文化發展的靈感來源,它的強大生命力和現實意義,讓人驚嘆。

    《營造法式》貫通中西,得益於梁思成和林徽因。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求學,接到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梁啟超稱:“其書義理至精圖樣之完美,此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兩人打開書後,卻發現這是本“天書”,完全看不懂。

    其時,這部巨著已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近千年,只以手抄本形式零星留存,實用價值淪為零。

    梁思成產生了研究、注解這部“天書”的想法。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加盟“營造學社”,為解讀“天書”,梁思成將突破口選在先解讀距當時年代較近的清代《工程做法則例》,再逆時推演。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降生,起名梁從誡,即“師從李誡”之意。1940年年底,兩人在四川宜賓南溪縣李莊,“青燈黃卷苦讀,熱血摯情堅忍”,梁思成開始了對《營造法式》系統而具體的註釋,完成大部分“圖解”和“文解”工作。之後,又完成扛鼎之作《中國建築史》。

    梁思成開創了中國建築需要的科學調查方法,將建築學和語言學相結合,稱宋代《營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則例》,為中國建築的兩部“文法”課本,和林徽因一起提出“建築意”概念等。

    梁思成林徽因和李誡,是相隔數百年的知己。遇梁林二人,是李誡和中國建築學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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