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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義,河南先烈擊水中流

辛亥革命元勳徐萬年系列4
2011-10-13 15:03:22
華夏經緯網

位於南陽市宛城區瓦店鎮的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辛亥革命首義將領徐萬年墓園

徐萬年勳五位

首席記者 于茂世 文圖

  引子

  開篇以來,一方面一再將“辛亥革命第一槍”放在武昌首義的宏大格局中,一再消解“第一槍”被後人賦予的太多意義與象徵。同時,卻又不厭其煩地說道徐萬年“首鳴手槍者再”。

  權威的說法是熊秉坤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

  徐萬年鳴冤叫屈?

  當然不是。

  因為徐萬年真的不差這一槍。反復說徐萬年“首鳴手槍者再”,無非是想借“第一槍”的法門,紀念一位我們不該忘卻的武昌首義元勳而已。

  既然借“第一槍”說事兒,那就看看權威說法的“熊一槍”——熊秉坤,在其《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中是如何在回憶自己的時候牽掣出徐萬年的——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三月),工程第八營同志田智亮與熊秉坤至武昌城內分水嶺三十二號謁孫武,座中有居正、鄧玉麟、徐萬年等,談論頗洽。熊自是加盟于革命,承囑負工程第八營一營全責,名之曰總代表。

  “熊秉坤、徐萬年、劉復基、彭楚藩、胡祖舜、王憲章等,于首義之先一月,在蛇山抱冰堂開各標、營代表大會,到者二三十人,制定規約。其組織分為排、隊、營、標,各有代表;非標代表或獨立營代表,不能參加幹部會議;標或獨立營代表,乃能傳達幹部決議。

  “蔡濟民掀被而起,淚痕未幹,蓋因彭、劉、楊慘死故也。熊謂不應作兒女態,並詢以炮隊發難計劃。蔡曰:‘哪有計劃?他們都跑了,搖清(即孫武,原名孫葆仁,字堯卿,因仰慕孫文,改名孫武;將堯卿改為搖清,決心搖翻清朝)面部炸傷,只有教炳三(即鄧玉麟)再去炮隊試它一試。 

  “金兆龍(金銚龍)突破兩道障礙,始達到炮隊第八標後營門,時炮隊內部已響應。金遂與炮標同志蔡漢卿、程國楨、孟發承(應為孟發臣)、徐萬年(徐此刻當不在炮隊)等談城內同志盼炮隊進城如大旱之望雲霓。唯夜間不便駕駛,由雙方同志與士兵拖炮三門,向城內進發。同來者有李作棟、鄧玉麟兩同志,係昨夜送信炮隊未走者。

  “第八標炮隊總代表徐萬年回標,將所有大小各炮悉數運到楚望臺。此時兵力增大,士氣甚旺,吾人最大而最重要之工作,即攻督署而佔領之也。 

  “黎(黎元洪)即乘之起行,吳總指揮(吳兆麟,工程營連長,臨時總指揮)派兵百餘名扈送,熊秉坤、鄧玉麟、李作棟(李春萱)、徐萬年、馬驥雲(河南固始人,敢死隊隊長,冒死攻佔湖廣總督衙門)諸同志隨行。隊前有旗幟兩面,黎欲去之不可得,意殊不悅……黎、鄧等乃至咨議局。革命軍同志以為已將黎劫持,可以依靠,當時固未計及有後患也。”

  熊秉坤站在自家與工程營方面回憶武昌首義,徐萬年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巨大存在。

  之所以反復說“第一槍”,無非是想說徐萬年“首鳴手槍者再”,是武昌首義的信號槍、發令槍。

  至於工程營的“第一槍”,無非是爭執之下掂起步槍打了人而已。這意外的一槍,儘管起到了發動工程營起事的作用,但要說其為武昌首義的信號槍、發令槍,有些勉強。

  【一個小鎮,六位辛亥先賢】

  徐萬年、王鶴年、孟華臣、馬雲卿、馬驥雲、錢蕓生……辛亥首義,河南志士雲集武昌。

  當然,這只是“挂一漏百”。

  作為河南媒體,對武昌首義較少關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厚重河南》推出系列報道,記者這才不期然與武昌首義元勳徐萬年偶然“相遇”。

  “武昌起義元勳,在河南,在南陽,乃至在南陽市宛城區瓦店鎮,也不只是徐萬年一人。”長期致力於徐萬年研究的南陽市第十中學教師袁海東先生說,“因為關注徐萬年,也了解到瓦店鎮其他參與武昌首義的志士的一些情況。如錢蕓生,字露仙,幼年討荒落腳瓦店鎮,後到武昌當兵,經徐萬年介紹加入共進會,擔任湖北新軍混成協炮工輜(炮營、工程營、輜重營)總代表兼聯絡員,1911年9月,當選為湖北革命黨軍務籌備員。10月10日晚,錢蕓生與戰友蔡鵬來等放火為號,發動起義,率隊進攻楚望臺。1913年6月,被稽勳局評定為甲級功臣。曾任湖北省都督府參議,湖北船政局總辦。1930年秋,錢蕓生回到瓦店鎮,受涼而病,不幸去世。早年,家中留有他的勳章、勳刀,還有宋教仁、黃興的手書,後皆遺失。宋教仁為其題聯‘寄情山水,觀化天下’,落款為‘露仙仁兄校正  宋教仁手書’。”

  1913年6月,大總統袁世凱命令稽勳局核定武昌首義有功人員,“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種”,其中甲種功臣136名,徐萬年、王鶴年、錢蕓生赫然在列。三人中,錢蕓生排位在後,在136名甲種功臣中排在第28位。

  徐萬年、王鶴年、錢蕓生,都是瓦店鎮人。

  除卻三位甲種功臣,參加武昌首義的瓦店鎮志士至少還有——

  田子清,生卒年不詳,瓦店鎮人,辛亥首義戰士。南北和議後,在湖北軍政府做事。1927年,曾在劉少奇領導的共產黨武漢總工會工作。1928年回鄉,曾和徐萬年一起賣柴,後又與其兄田子硯等合開花布行。

  許丙炎,生卒年不詳,瓦店鎮逵營人,首義前在小朝街革命秘密機關做事。10月9日,與“武昌首義三烈士”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一起被捕。起義成功後,被革命黨人解救。之後,回到瓦店鎮,以開設私塾為生。

  朱金書,字麻衣,又字馬義,生於1884年,瓦店鎮朱張莊人。1911年10月,在武昌參加新軍起義。南北議和後,棄軍從商,做糧油生意,往返于漢口、襄樊、南陽等水陸碼頭,也販運生豬、雜糧、桐油、杉竹等貨物。因遭遇盜匪搶劫,連續受到意外打擊,後在瓦店鎮界中街開設坐商(在固定地點經商,與“行商”相對),字號“公興長”糧行。卒于1971年,享年87歲。

  一個小小的瓦店鎮,經過一位當地教師不完全的業餘“檢索”,竟然“蒐羅”出6位辛亥先賢。

  除卻瓦店鎮6位先賢,參加武昌首義的河南志士還有孟華臣、馬雲卿、馬驥雲……

  當然,也不只是他們9人。

  查閱資料,有的說,武昌首義,河南籍志士約佔1/3,其與湖北,共同構成了武昌首義的主體。

  【埋葬帝制,不分汴梁武昌】

  武昌遠在湖北。

  河南志士不在自家的開封汴梁奮起革命,緣何“客居武昌”,成了辛亥首義的主體?

  考察武昌首義河南志士,大都出於河南南陽,抑或靠近湖北的河南信陽。

  “金賒店、銀石橋、銅瓦店、鐵安皋——南陽人愛以金、銀、銅、鐵形容自家的四大歷史名鎮。賒店,現在社旗縣縣城;其餘三鎮,現在還是南陽名鎮。”袁海東說,“細數南陽四大名鎮,曾經都是水陸碼頭,都是人流、物流的集散之區。直到今天,瓦店鎮城區約有2萬常住人口,精於商業、追逐商業的回族大概佔了一半。”

  南水北調,丹江口水庫的水,就要從南陽流到鄭州、北京了。但是,不調的話,南陽的水,則是自北而南,流向湖北。

  就行政區劃而言,南陽歸於河南;就地理單元而言,南陽融入了湖北。也因此,南陽人到湖北當兵,一如白河向南流淌,自然而然。

  考察河南志士,他們大都讀過幾年私塾。

  這,也是湖北新軍的一大特徵。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安陽)舉行秋操,北洋袁世凱、湖北張之洞所練南、北新軍在此演習,時人評價:北洋新軍“以勇氣勝”,湖北新軍“以學問勝”。

  一時,湖北新軍成為中國大地上僅次於北洋新軍的軍事力量。

  因為“以學問勝”,湖北新軍的思想觀念,要比北洋新軍進步得多。於是乎,湖北新軍成為革命黨人開展宣傳革命、組織起事的良好舞臺,成了顛覆清王朝首義之師。

  推動歷史前進的因素,總是多項且相互聯繫的。單個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也只是相對的。

  一百年了,而今回望武昌首義,也不是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非要給某些人物的功績大小排出個什麼序列,非得弄清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不可。

  “辛亥革命第一槍”,只是一個“臉譜”,成為永遠不解的謎,也沒有什麼不好。

  不過,當某些重要人物的顯赫事功與生命價值已被集體無意識地忽略,甚至遺忘,清理其歷史功績就是求真求實,那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了。

  毫無疑問,辛亥革命之所以叫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日之所以定在10月10日,都是因為武昌首義爆發于舊曆的辛亥之年,公曆的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義是埋葬清朝統治的總動員令。

  在此之前,並非沒有武裝起義。就在辛亥這一年,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黃興直接領導了廣州黃花崗起義。這是孫、黃投入精力最充分、籌款最多的一次武裝行動。

  黃花崗起義失敗,孫中山流亡海外,並斷言:推翻清政府,將是一場持久戰。

  但是,不到半年,武昌首義成功了。

  孫中山感到意外,很多人也就把它的成功說成“偶然”。

  彪炳史冊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辛亥年一舉成功的武昌起義命名的;如果離開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的歷史恐怕需要重寫。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除了關注“第一槍”外,對發動和組織湖北新軍士兵成為革命黨人的有關領導者的研究,相當不夠。

  如果不是湖北新軍揭竿而起,辛亥革命的歷史,恐怕還是需要重寫。

  忘卻徐萬年,武昌首義成功也許就會變得“偶然”……(大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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