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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的孔祥熙，青年時期經貿有術，在家鄉山西太谷擁有一定資財。1927年 4月投靠蔣介石集團，並促成蔣（介石）宋（美齡）聯姻，從此官運亨通，歷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制改革、支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但孔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一再受到輿論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 出身貧寒，辦學起家 孔祥熙，字庸之，號子淵，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太谷一個沒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東曲阜，其先祖孔宏用於明代萬曆年間到山西做官，後人遂落籍山西，經商謀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慶鮮時，因接掌堂叔孔憲仁所經營的票號，才漸臻富有。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是個貢生，曾在票號擔任過文案，因染上吸鴉片惡習，家境逐漸衰落。 孔祥熙五歲時由母親龐氏啟蒙教讀，七歲時母親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張村設私塾授課，他隨父讀書，從而打下國學知識的基礎。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請中醫治療未見功效，後來潰爛成瘡，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會所設的診所求治，不久潰瘡痊癒。治病期間，孔與診所的洋大夫和護士們處得很熟，曾去參觀教堂、診所、學校等教會所設機構，給他留下較深的印象，“他由參觀而留連，進而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890年春，教會所辦太谷福音小學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該校讀書，獲得父親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對，認為違背了孔氏子弟讀“聖賢書”的傳統，經過多次爭辯，最後以承諾只在校讀書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學。在1894年底，孔小學畢業，成績優良，但對八股試帖之類的制藝卻未學習。為將來打算，孔繁慈支援兒子繼續念新式學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經教師魏祿義的推薦，到直隸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美國公理會所設的潞河書院讀書。孔在校學習勤奮，由於國學根底較好，在隨同教士到校外講道時，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義結和起來以增強宣講效果，因而受到書院的重視。潞河的女傳教士麥美德對孔尤為關注，引導他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孔受教會宣傳的“自由、平等”觀念的影響，對清政府的專制腐敗不滿。在聽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興中會的革命宗旨後，深受啟發和鼓舞。孔和同學李進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組織“文友會”，聯絡同學探討新思想。 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各地教會首當其衝，潞河書院也被迫停課，孔祥熙暫時回到家鄉。當時山西巡撫毓賢，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燒教堂殺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貞也躲進福音教堂避難。由於形勢日惡，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鄉親的掩護才先後逃離險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內的美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共14人，則在半月後均被殺害。義和團被鎮壓後，孔祥熙找太谷知縣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後事，並與同學張振福赴京向華北公理會彙報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後作為華北教會派赴山西教案善後談判代表葉守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晉談判。在辦理太谷教案事畢之後，華北公理會對孔“忠心事主”的品質和處事幹練的才能十分賞識，決定推薦孔祥熙到美國歐伯林大學學習。不久經潞河書院教務會議通過，由該校資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麥美德教士護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大學，起初主修理化，後來改修社會科學。1905年考入耶魯大學研究院，研習礦物學。1907年耶魯畢業時，獲得理化碩士學位。孔自稱對未來的抱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實業。” 孔在歐伯林讀書時，與美國同學保羅·考賓（Paul L·Corbin）最為友好，曾相約學成之後返回太谷宏揚教會事業。孔返國之前，歐伯林大學的中國學社為孔舉行歡送會，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為死於庚子教難的傳教士修築紀念堂的倡議；孔則提出設立學校，啟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紀念意義更佳的意見，當場得到一致贊成。隨後，為此募集到一筆為數可觀的辦學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之際，郵傳部、北洋大學堂和長沙旅京士紳曾先後派人來邀請，孔均婉辭，決心返回太谷辦學。起初，孔接辦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小學，繼而在原址擴充增加中學課程，成為太谷的第一所中學。學校取名“銘賢學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紀念庚子年死難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監督（校長）兼授史地、礦物等課程，教員多半由傳教士擔任，祥熙的父親孔繁慈也在該校教授經史課。到1909年春，銘賢的學生增至一百數十人，原址不敷應用，經研究後於這一年的秋天把學校遷到太谷東關楊家莊孟氏別墅新址，並在這裡進行了頗具規模的學校建設。（太原道注：有關銘賢學校參見本站山西高校之山西農業大學） 孔祥熙辦學，德智體並重，並親自教授體操。當時國內尚無現成的體育教材，他取法美國步兵操典，自製木槍，操練學生。由於課程內容新鮮，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同時也引起社會的重視。太谷商會會長慕名前去禮請孔祥熙擔任商團教官，代為訓練商團團員。不久，太谷警局也請他擔任顧問，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聯繫。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10月29日太原光復。此時太谷的清政府官員早已聞風隱匿，地方群龍無首，從太原潰散出來的清兵成群結隊直奔太谷。士紳們要求孔祥熙出面維持治安，他慨然從命，稱太谷義軍司令，調集商團團員和銘賢學生組織的義勇隊，執槍閉守四門，孔自率一隊登上北門，向圍城的潰兵作勸導並答允散結川資3000兩，使潰兵繞城外而去，從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隨後，各界集議將本縣商團及銘賢部分學生武裝起來，成立太谷營務處，推舉孔祥熙為營務處總辦。附近各縣知道後，也紛紛仿傚太谷的辦法。當山西革命軍和清軍在娘子關交戰時，銘賢的十多名學生組成敢死隊，奔赴前方參加抗擊清軍，孔則負責維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議告成。 經銷煤油和服務桑梓 孔祥熙留學歸國後致力創辦銘賢學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養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他並未忘情對“振興實業”發財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從生活中觀察到煤油已成為居民夜間燃燈照明的必需品，經營煤油定有大利可圖，於是夥同五叔孔繁杏設立樣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一筆為數可觀的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經銷亞細亞殼牌火油的總代理權。這一獨家經營，每年給孔家帶來可觀的利潤，使孔祥熙成為買辦商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形勢惡化，孔祥熙由於上年喪偶後心情不佳，於是答應耶魯校友、當時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王正廷的邀約，東渡日本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在東京除了負責青年會的活動外，還為中華革命黨人籌募經費，並幫助孫中山處理文書函電。那時，宋靄齡是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孔宋接觸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稱讚孔為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而孔對宋則“在在佩服”。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靄齡在橫濱結婚。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慶齡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婦從日本回到太谷。孔繼續主持銘賢學校和經營商業。他利用歐戰期間國外需要軍工原料，把陽泉所產鐵砂運往天津出口獲利；又創辦裕華銀行作為融通資金的樞紐。後來他把“祥記”和“裕華”總號從太谷遷到天津，以利發展。宋靄齡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財，還在銘賢兼教英文。他們有兩雙兒女：長女令儀，1915年生；長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偉，1919年生；次男令傑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辦學經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務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現。他被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聘請擔任督軍公署參議後，對閻所奉行的“從安定中求進步”和推行的蠶桑、植樹、水利、天足、剪辮、禁煙等六項“村政改革”曾給予大力支援，並要求銘賢學生在假期回家時，向鄰里廣為宣傳講解。他認為閻的施政內容，和他自己所主張的“改革社會”，“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是“殊途同歸”的。1918年，駐華各國公使來太原參觀華北運動會，孔應閻的邀請擔任高級招待員。孔向來賓詳細介紹山西的教育概況和省政措施，並擔任遊覽山西晉祠、五台山等名勝地的導遊。由於孔的宣傳鼓吹與熱心接待，使洋人對山西“模範省”留下較深的印象，從而也博得了閻錫山由衷的讚許。當1920年美國駐華公使柯蘭率領參贊、武官等人來山西訪問，閻再次懇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應命。孔在家鄉為地方做過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縣災情嚴重衰鴻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餉自顧不暇，而閻錫山愛財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災民呼籲，利用與教會的關係，向華洋義賑會貸到賑款美金 100萬元，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在晉南修築公路來救災。此舉不僅使當地眾多災民渡過災荒，對發展省內交通、開發經濟也起了促進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晉省當局和太谷民眾的讚許。 待機而出，由商而官 1922年春，孔祥熙應老同學、魯案善後督辦王正廷的邀約，前往濟南擔任督辦公署的外交協辦和實業處長，參加魯案善後的談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膠澳商埠電話局長。次年秋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時，孔又應邀擔任駐奉天的代表。在孫中山廣州大元帥府搞聯奉反直的鬥爭中，孔奉命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強粵奉合作關係。1924年初，孔應孫中山之邀赴粵商量聯絡北方將領的工作，後即帶著孫中山所著《建國大綱》手稿返回北京，聯絡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其後，馮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反對曹錕、吳佩孚的統治，歡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與馮等接受《建國大綱》的影響有關。 1925年初，為解決國是北上的孫中山臥病京中，孔祥熙“左右護持、無間晨夕”，是《總理遺囑》的簽字人之一。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孔擔任孫中山治喪處事務股長，盡心盡力料理喪事。為了便於留京負責護靈事宜，孔應邀擔任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坐辦。其後，北方政局更趨混亂，中俄會議時開時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國，接受歐伯林大學頒贈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併為銘賢學校募集開辦大學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 100余萬元，解決了“銘賢”的發展和常年經費的來源。 孔祥熙在美國期間，正是國內政局發生劇烈變動之際。1926年 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打擊了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掌握了政治、軍事實權；五月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等又提出“整理黨務案”，進一步限制、打擊共產黨，從而奪得國民黨中央的實權；七月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作戰順利，北洋軍節節敗退。孔祥熙看準時機，于同年冬離美回國，到達廣州後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和廣東省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政事務，從此正式躋身於國民黨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讚許說，當“做大官”的“時會機遇”翩然來臨，自己是“最能把握時機”的。 隨著北伐的進展，在買辦豪紳階級的收買和帝國主義的軟硬兼施威脅利誘下，蔣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三月武漢國民政府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部長，可是孔卻於是月底從廣州趕到上海，為蔣介石做拉攏各方勢力的工作。 4月 1日汪精衛由歐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靄齡出面宴請汪精衛和蔣介石，捏合“合作”。“四一二”政變後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靄齡極力勸誘內弟宋子文背棄武漢政府投蔣，為南京政府理財。在寧漢分裂期間，孔暗中奉蔣介石之命，奔走于滬、寧、豫、晉各地，拉攏馮玉祥、閻錫山等支援蔣介石。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事上，孔和宋靄齡說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這一影響深遠的政治婚姻獲得成功。蔣、宋聯姻，便於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與江浙財閥們的聯繫，對外則有利於爭取英美政府的支援和外國資本對華投資，從而穩定南京政府的財政基礎和外交陣腳；而孔宋家族則可通過蔣介石掌握的政權，輕而易舉地獲得政治上的地位，併為家族增殖財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證。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內部矛盾加劇，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為了策劃蔣重新上臺，孔祥熙奔走于寧、漢、滬、粵、晉、豫各地，拉攏各方，“苦心疏解，歷時數月，極盡調護斡旋之力”，最後孔和馮玉祥聯合發出通電，呼籲寧漢“雙方團結”迎蔣復職。1928年 1月，蔣介石恢復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兩方面所作的諸多貢獻，二月特派孔為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其為“國府委員”。從此，孔的官運、財運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長，1930年工商、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孔繼續擔任部長。就任之初，孔曾發表施政宣言，聲稱“自當以休養生息恢複元氣為第一步，以積極準備力圖發展為第二步”，“並以全民福利為主旨，以中外合作為方術”，“謹遵總理民生主義及建國實業計劃，力謀發展國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計”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規 100余種，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工會法、商會法、票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和保險法等，其目的在於從工商方面來加強南京政權的統治，這在當時工商法規類多缺略的情況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蔣介石重新上臺之後，除1928年把奉系勢力逐往關外，對內仍堅持搞軍事獨裁，各軍事實力派之間為爭權奪利常兵戎相見，以致內戰連年不斷，對工農紅軍則進行“圍剿”。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趁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內憂外患使“百業凋敝、民生困苦”，“國民經濟瀕於破產”，自然沒有力量去進行工商、實業建設，正如孔自己所承認的，“因時事多艱，未能多所建樹”。 日本侵佔我國東北，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民眾的公憤，強烈要求全國團結一致抗日。各地愛國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南京請願，並痛毆了執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外長王正廷。國內各反蔣政治派別，則要求蔣介石下臺。蔣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電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務。對此，孔祥熙除了替蔣聯絡各方力量外，決定和蔣同進退。年底，行政院改組，孔辭去實業部長職務。 1931年底，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產生出以孫科任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的國民黨政府，是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間暫時妥協的產物。由於孫科、陳銘樞沒有力量應付“財政危機”和“外交危機”，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蔣介石、汪精衛經過密謀後合流，由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 3月6日，蔣介石經國民黨302次中政會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重新掌握了軍權。孔祥熙則于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為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赴歐洲考察實業。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蔣的秘密委託，向德、意等國接洽購買軍械、飛機和在中國設廠自製武器等事宜。在義大利時，墨索裏尼曾建議：中國建設國防應從空軍著手，因空軍可較快發展，所需經費也比海軍少，將來戰爭勝負將取決於空軍。孔立即把建議內容電告南京，被蔣介石所採納。孔在德國和捷克時，給南京政府訂購了大批軍械，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為蔣繼續“圍剿”紅軍效力。孔在英國時，曾和英方財政專家商討改進中國經濟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國。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的財政狀況是：東北淪陷後稅收減少，又因加緊“剿共”而軍費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國庫收入約為1500余萬元，而每月支出則為2200萬元，其中軍費一項為1800萬元，每月赤字達 700萬元，依靠發行公債和向江浙財團借貸暫時維持。面對鉅額財政虧空，財政部長宋子文和江浙財團都頗為憂慮和不滿。九月，當宋子文在倫敦開完國際經濟會議回國後，發現在他出國的半年裏，因“剿共”軍費又使國庫增加了6000萬元新虧空，使南京財政困難更為嚴重。宋子文對蔣介石不恤財政困難十分不滿，由爭吵而堅決辭職不幹。10月29日，蔣批准宋的辭呈，以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 總管財政，擴展“國家壟斷資本” 孔祥熙主管財政後，除繼續採用宋子文在任時所使用的增稅、借債等辦法為蔣籌措軍政費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蔣命是從”。而蔣對孔則寵信有加，歷久不衰。 孔在抗戰前採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創辦直接稅，從財政上增加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對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進行增資改組，以財政控制金融；實行法幣政策，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整理舊債，恢復“債信”，為舉借新債作準備等。 1934年 4月，孔祥熙前往長江中游皖、贛、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財政狀況，不得不承認苛捐雜稅的“剝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窮困，社會經濟，日益凋敝，國家財政，永無好轉之日”。他認為欲改善財政狀況，增加收入，必須廢除苛雜，使民眾安居生產才能培植稅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著重解決確定地方預算、整理地方財政、整理田賦減輕附加、廢除苛雜改良稅制和土地陳報、整理幣制救濟農村金融等案。會後即由財政部明令各省執行，並規定今後不準再增加田賦附加和不合法捐稅。對於地方稅收的損失，則以煙酒牌照稅收入及印花稅收入的四成，撥歸地方以資彌補。據統計到1938年底，各省廢除的苛捐雜稅達5000余種，廢除的稅額年達6700萬元，客觀上起了“稍蘇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籠絡民心外，使地方實力派不能再用苛捐雜稅來予取予求，反得依賴“中央”的貼補來維持地方財政，從而增強了南京政府對各省的控制力。此舉的效果，曾使蔣介石“深感驚奇和意外”。 孔祥熙在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後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憑中央銀行的實力，是無法擔當起南京政府的“錢袋”這一任務的。當時，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不過4200萬元，較中國、交通兩行的發行量少得多；以該行2000萬股本而言，其中1000萬元是由財政部撥給的公債券而非現款，存款雖名目上有 2億數千萬，但多為國庫轉帳，亦非現金。中央銀行常常因為不能按期撥款，而引起地方軍政首腦的不滿。孔接任財政部長後，就積極策劃如何增強中央銀行的實力，並把執金融業牛耳的中國、交通兩行吞併過來。 1934年 5月，孔祥熙把中央銀行的資本由2000萬元增加到一億元，以加厚實力。其後又經過多方面的準備，于1935年 3月28日向中國銀行發出財政部訓令，並附一張2O00萬元的金融公債預約券，作為向該行增加官股的資本，從而掌握了過半數的股權。三天之後，孔對中國銀行進行了人事改組，指派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任命宋漢章為總經理，把原任總經理張嘉敖調任中央銀行副總裁。對交通銀行，財政部則增加官股800萬元，佔該行股份的半數。 中國銀行是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大銀行，存款佔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的四分之一，發行紙幣佔全體的三分之一，這種情形中央銀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銀行和江浙財閥曾在推銷公債、通融借款等方面給予合作和支援，從而也為銀行自身分潤到鉅額債息。但是銀行家們對蔣介石政府內戰軍費開支無度、赤字龐大而心懷憂慮，眼看白花花的銀子在內戰中化為硝煙，或者落入軍閥、政客的私囊，而銀行家自身卻承擔著血本無歸的風險，他們深為焦急。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銀行家們對南京當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願“事事聽命”，有時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銀行家們的鼻息。這種情形是南京軍事獨裁者所不能容忍的，蔣介石在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的密電中，指責中國、交通兩行“固執其歷來吸吮國脈民膏反時代之傳統政策，……此事較軍閥割據破壞革命為尤甚也”。 孔祥熙在奪取中國、交通兩行的時候，不光是憑藉所掌握的財政權力，同時也表現了他的老謀深算和工於心計。在對中、交兩行進行增資改組前夕，正是國內白銀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銀根奇緊的時候，江浙工商業資本家因資金週轉不靈而叫苦不迭。此時，孔祥熙一面飭令中國、交通、農民三銀行放出工商貸款2000余萬元，但同時卻暗中散佈金融業其所以無法滿足工商界貸款的需求，是因為中國、交通兩行不合作的緣故。提出只有增資改組，使兩行與中央銀行密切合作，則所需貸款自然不成問題，利息也可降低。這一說法，為渴望得到貸款的江浙工商業資本家所樂聞，並盼望早日實現。孔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把工商界拉過來，使銀行家限于孤立，減少了實行增資改組時的社會震動。在對中國銀行增資的份額上，孔及時作了讓步，從官股佔55％改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資本家之心。對總經理張嘉敖則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一方面堅持張必須離開中國銀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調張為中央銀行副總裁不久，又命張兼中央信託局局長，同年12月還任命張為鐵道部長，使張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機會。在南京政府內部，孔用不惜辭職的堅決態度，力爭對中國、交通兩行的增資改組，頂住了行政院長汪精衛等人的反對和指責。汪因阻撓無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島“養病”。 在增資改組中、交兩行的同時，孔祥熙還把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蔣介石兼該行理事長，孔自兼董事長。至此，以蔣宋孔陳為首的買辦官僚資本集團，以“國家’為幌子，達成了對中、中、交、農四行的充分控制，它為南京政府下一步進行幣制改革。統一發行法幣和控制整個金融業，鋪平了道路。 四行增資改組，雖然增強了財政部對金融業的控制，但仍然沒有點石成金的辦法來彌補大量軍費開支所造成的鉅額財政赤字。1933年“廢兩改元”之後，國內的幣制仍是銀本位，銀行發行的鈔票是一種與銀元等值的兌換券，國內銀價常因國際市場的漲落而影響幣值的穩定；如果濫發鈔票，更會因通貨膨脹發生擠兌，以致那些現銀準備不足的發鈔銀行會因此倒閉。為此，孔祥熙加緊謀劃改革幣制，最後決定以不兌現的“法幣”來取代銀本位幣，以便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 南京政府實施法幣政策前夕，國內金融形勢十分嚴峻。鉅額的國際收支逆差，和美國政府把白銀列為美元發行準備後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收購白銀，使我國白銀大量外流。南京政府雖下令徵收銀出口稅和加徵平衡稅，也未能使白銀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華北和上海將大量白銀私運出境，使我金融形勢更加險惡。國內公眾對紙幣能否繼續兌現已失去信任，從而出現資金外逃和窖藏白銀的情況，滬、寧等地則發生了提存擠兌。南京當局迫於形勢，于1935年11月 3日匆忙發佈《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佈告》，同日孔以財政部長身份發表“關於幣制改革的宣言”。佈告規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逐漸收回三行以外的鈔票；將白銀收歸國有，限期以法幣收兌；集中保管法幣準備金；法幣匯價由三行無限制地買賣外匯來加以維持。在國際上，改革幣制雖然遭到日本的反對，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華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脅這一矛盾，以及法幣在與外匯比價上釘住英鎊而獲得英國政府的支援。其後，在解決了法幣在匯率方面同時針住美元之後，美國也表示給予實際支援。幣制改革獲得成功，不僅避免了一場可能使南京政府垮臺的財政金融危機，它還有利於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的恢復；也是其後我國進行八年抗戰，國家財政金融賴以維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正是在壟斷了金融、實施“法幣”政策的條件下，才使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得以加速膨脹的。而孔家則在借公營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況下，成為國中的豪門首富。 整理舊債，恢復“債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戰前採取的重要財政措施之一。舉債，是南京政府的財政重要進項之一。為了避免無力按期償還債務和順利募集新債，必須對過去發行的名目繁多、償期不一、手續紛繁的舊債進行整理。1936年 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為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委員長。隨後，南京政府財政部和“債券持票人會”共同議定：本年由財政部發行“統一公債”，分甲、乙、丙、丁、戊五種，共14.6億萬元，調換以前發行的39種公債中之33種，以資整理。此舉對財政部來說，達到化零為整、償付便利、拉長債期、減低利息和鞏固債信的效果。至於外債，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時期所欠外債中沒有確實擔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項外債本息久拖未付，債務信譽毫無，已成南京政府舉借外債的障礙。孔和有關國家分別交涉，先後達成減免欠息、陸續償還的協議，從而恢復了債務信譽，它為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利用外資和舉借外債創造了條件。 抗戰前，孔主掌財政，源源供給南京政府大量的軍政費用，使蔣介石終於能在第五次‘圍剿”中出動百萬兵力，迫使工農紅軍撤離中央蘇區輾轉長征；在瓦解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時，孔曾拉攏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支援“中央”；在鎮壓“福建事變”中，蔣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圍進攻第十九路軍，和收買該軍的重要將領，都與孔祥熙能不斷向蔣提供金錢分不開。但蔣對內鎮壓異己，對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的反動政策，日益激起全國各階層人士的強烈不滿，1936年12月12日終於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在西安事變的解決過程中，孔祥熙當時以代理行政院長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為了維護“四大家族”的現實利益，運用他的老謀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齡以及贊成和平解決事變人士的共同努力，終於遏制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的圖謀；在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張學良、楊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停止內戰、舉國一致抗日成為可能。 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為中國特使，前往倫敦參加英皇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同時還負有向外國洽商借款和購買軍火的秘密任務。英國外相艾登在向英皇喬治介紹中國特使的時候，稱讚孔祥熙是“統一中國財政，整理中國稅制，改革中國通貨，恢復中國國際信譽，平衡中國政府預算”的“偉大理財家”。孔在歐洲期間，還先後到義大利、捷克、瑞士、德國、法國、比利時參觀訪問。在捷克和德國訂購了大批軍械，隨即裝船東運，“七七”事變後用於抗戰。六月中旬，孔從歐洲去美國，23日接受耶魯大學所贈博士學位；27日抵達華盛頓，與美國銀行家晤談並成立借款500 萬美元的協定；28日會晤美國財長摩根索、國務卿赫爾，次日會見總統羅斯福，對中日問題坦誠交換意見，羅斯福示意美國建設銀公司給予中國貸款1000萬美元。孔還獲得羅斯福的許可，訂購了一批汽油，由美輪從速運抵香港轉廣九路內運，以備戰時之用。 7月19日孔從紐約再批倫敦，與英國有關部門商談並簽訂修築廣梅鐵路和浦信鐵路借款合約，並商定俟機在倫敦發行債券3000萬英鎊。 7月26日，孔收到蔣介石發來的“大戰已開始，和平絕望，希在國際方面多所接洽”的密電後，再去巴黎商洽借款並和法國銀行團簽訂了金融協定。而後又去柏林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洽談，但未獲具體結果。隨後孔因病在德治療，于10月中旬回到國內。 1938年三月，國民政府為完善戰時行政機構，實行改組，孔祥熙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仍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不久又兼四行聯合辦事處副主席，成為抗戰時期主管財政經濟的首腦。 保障供給有“苦勞”，“通脹”、“徵實”民不堪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敵強我弱，日本侵略者處於戰略進攻地位，華北、東南廣大地區相繼淪陷，佔戰前財政總收入90％以上的關稅、鹽稅、統稅和煙酒稅的稅源大部喪失。為了堅持抗戰，對軍事、教育、經濟、交通等各個方面，財政上都須給予支援。孔祥熙在達成戰時財經任務，保障供給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在促進戰時生產方面。國民政府為維護國家資源、增加生產，曾于1937年 9月在軍委會下設立農產、工礦、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來分別指導進行。工礦調整委員會大力協助沿海沿江廠礦內遷，到1941年止計遷入後方各省的民營廠礦約為 452家（公營和國營的在外），總計內遷機器和物資達12萬餘噸，隨工廠內遷的人員約10余萬人。對內遷廠礦諸如廠址選擇、機件補充、原料採購、技工聘用和資金調劑等，該會均予指導和協助解決。在工貸方面，財政部給工礦企業以較大幫助，僅1940和1941兩年，工貸總數即達數億元（國營廠礦在內），使內遷工廠得以較快復工。同期新建工廠亦達3000余家，促進了後方工業的發展。又在內地成立工業合作協會，孔祥熙自兼該會董事長，以合作方式組織當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資或就地取材，在後方發展小型工業，到1941年成立了工業合作社近2000個，參加生產者達15萬人，月產值2000多萬元，效益可觀。 二、在推動戰時農業生產方面。國家銀行和農本局大量增加農貸，對提高後方農業生產關係甚大。1939年 2月財政部飭令四行向後方各省發放農貸四億元，1941年度貸出之總額則近五億元。農產促進委員會則主辦農作物優良品種的推廣，病蟲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墾殖、肥料、蠶桑、畜牧和農村副業的推進等，到1941年計使農業增加收入達二億元。糧食增產委員會主辦糧食增產工作，據1941年公佈增產總額為8970余萬市擔。由於財政和農業主管部門注意促進後方農業生產，加上這幾年自然災害較輕，農產品有較明顯的增加，使前方軍需和後方民用賴以供應。 三、在加強金融管制和運用方面。當“八一三”上海作戰開始後，滬、寧等地發生了提存風潮，財政部急令各行應休業二日，隨即于 8月15日頒布《安定金融辦法》七條，對提存作了規定和限制，以防止鉅額提存和逃避資金；又令中、中、交、農四行組織聯合辦事處，成為戰時金融樞紐。為了建立戰時金融網，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東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點設立分、支行和辦事處。1942年七月，將四行業務進行調整，使之各歸專業，將法幣發行權集中乾中央銀行。對於普通商業銀行，則進行嚴格管理，限制新銀行的設立；並在《非常時期銀行法》中規定，商業銀行不得經商囤貨或代客買賣貨物，行員不得利用行款經營商業。抗戰初期，財政部對法幣的增加發行採取謹慎態度，發行額雖有增加但屬於適應後方工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 至於在管理外匯方面，孔祥熙所採取的措施則反映出按照大銀行家、官僚買辦們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顧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財政當局遲遲不能採取嚴格的統制措施，反用無限制照牌價供給外匯，來維持法幣對英鎊、美元的匯率，致使大量外匯資金得以逃避或被敵偽套購而去。後來雖然停止無限制供應，實施外匯清核辦法，先後成立中英外匯平準基金、中美外匯平準基金，但有限的外匯基金很快又被套購一空。財政部在辦理外匯上的錯誤做法，當時就受到各方面有識人士的批評；後來，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做法“實在無異給敵人操縱之柄，來摧殘我們抗戰的經濟”。 隨著抗戰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財經方面，除繼續維持抗戰的軍政需用外，那種不體恤民眾生計。苛徵重斂以及趁機擴展買辦的封建的國家經資本的行徑，導致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趨向衰落。這一階段，孔祥熙所採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下列數端： 一、改變戰時稅制和實施“公庫法”，建立國庫網。為了增辟稅源，財政部曾先後開徵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遺產稅、財產租賃所得稅和財產出賣所得稅等；擴大貨物稅範圍，並將從量徵收改為從價徵收；屬於直接稅的，均採取分級累進制。由於採用上述措施，雖然徵稅地區日狹，稅收總額卻每年增加，而工商業和民眾的稅負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公庫法”于1939年10月實施後，政府各機關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級公庫，不得各自為政，從而祛除了一些“虛偽浮濫、中飽漁侵”等積弊。 二、田賦徵實和舉辦專賣。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提出改訂國家與地方財政收支系統案、接管田賦統籌整理案和實行專賣案，並獲通過。隨後，孔于六月份召開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研討實施辦法。改訂財政收入系統，是把此前自成一級的省財政系統，劃入中央的國家財政系統；將過去依附於省的縣級財政，獨立為自治系統。原屬各省的財政收入，統由中央接管。此舉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並使蔣、孔採用統收統支等手段，加強了對地方控制力。 田賦在此之前，為省級財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歸中央。為了籌辦戰時軍糧和公糧，規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將全國田賦改徵實物。徵收標準，規定按照各省該年度田賦預算正附總額每元折合徵收稻穀二市鬥。1942年田賦徵收額提高一倍，每元改為折徵稻穀四市鬥。此外還有“隨賦帶購”和“隨賦帶徵”（縣級公糧）等名目向農民勒收糧食。而四川、廣西等省經過批准把“隨賦帶購”，改為“借糧”，更是不費一文便把農民的口糧強借而去。據官方統計，1941年徵收稻穀2400余萬石，1942年徵購合計得稻麥 655余萬石。田賦徵實的實施，對於解決重慶政府的戰時軍、公糧的供應，緩和糧價的上漲，充裕國庫，維持戰時財政等功效是十分明顯的，是抗戰後期財政賴以支撐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賦徵實以及“帶徵”、“帶購”。“帶借”，無疑極大地加重了農業的負擔。地主則想方設法通過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賦稅負擔盡可能轉嫁到佃農身上。加上徵兵、工役和拉伕，農民負擔之重，竟到難以維持溫飽和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地步。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業生產，因而日趨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頭上也大談“國計民生兼顧並籌”，而事實是只顧增加國庫收入而不恤民眾生活，這在財政當局實施的“專賣”和“統制物資”等政策中，表現尤為突出。統制物資政策的實行，加強了官僚資本對商業的壟斷，嚴重摧殘了農業和工礦業的生產。如貿易委員會和各專賣機構，一面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統購產品，以剝削生產者，使生產規模日趨萎縮以至無法維持而停產倒閉；一面又以專賣方式，抬價出售統銷產品，以搜括廣大消費者，使民眾生活更趨艱難。而孔祥熙卻把這種殺雞取卵的卑劣行徑，視為“理財的良策”。對於民族工業，政府有關部門除在原料、產品和貸款上進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經營”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併。據統計，抗戰後期僅資源委員會下屬的79個企業，其中吞併沒收而來的佔28個（吞併後停閉的15個廠礦尚未列入），與各省地方官僚資本及其他機關合辦的30個，而該會自辦的只有21個。“四大家族”正是打著“抗戰建設兼顧”的旗號，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使所掌握的國家壟斷資本得到進一步的膨脹，但它是以損害農業和民族工商業為代價而取得，必然使國民經濟更趨衰敗，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財政，其來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賴增發通貨來支撐了。 豪門國蠹，世人側目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口頭上也號召“舉國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屬則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大發國難財。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民眾，對“四大家族”在抗戰後期的獨裁、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為，日益不滿。 1944年 5月，中國西南實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等五個工業團體共同擬就《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問題方案建議書》，送交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其後，黃炎培等30人發表《民主與勝利獻言》，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實行民主政策。抗戰七週年紀念日，各地學生曾紛紛集會，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要求改良政治。國民黨內與孔家爭權爭利爭寵的各派系也趁機而動，予以抨擊。只是由於蔣介石的庇護和壓制，孔家貪污蠹國的醜行一直未曾得到徹查和應有的懲處。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會議赴美，以轉移公眾不滿的視線。孔抵美國後除參加會議外，並以中國政府主席蔣中正的私人全權代表身份，向美國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決美軍在華費用的墊款問題。會談中，因在所墊付法幣折合美元比價問題上和美方意見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對。孔去美國之際，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大片國土淪入敵手，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使中外震驚、輿論譁然。美國政府曾向蔣介石提出由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來全權指揮中國戰區的作戰部隊，以改善軍事局勢的強硬要求，後雖經蔣介石、孔祥熙等軟拖硬抗而頂了回去；其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又通過宋子文轉達提議，要求中國政府更換已成眾矢之的的軍政部長和財政部長。11月，蔣介石只好發表以陳誠、俞鴻鈞接替何應欽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擔任財政部長到去職，在任長達11年之久，可見受蔣寵信之專。孔辭財長職後，滯留在美國半年余，于1945年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七月離美返國，同月辭中央銀行總裁和四聯總處副主席職務，10月辭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職，至此僅保留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斂了鉅額資財，在官僚資本家中居於首位。孔在從政前雖也有些資產，但成為國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後。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在使國家壟斷資本不斷膨脹的同時，也使自家的資財隨之迅速增長。孔家的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他家的山西裕華銀行只是商業資本的保姆，工業資本則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為之。抗戰時期孔家的商業，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幹、長于斂財的妻子宋靄齡和長子孔令侃、次女孔令偉經營的。 抗戰前，宋靄齡曾夥同宋子良、陳行、徐堪等在上海組織七星公司，專做證券、標金、棉紗、麵粉等的投機，在交易市場上多次掀起風潮，引起對手的怨恨和輿論的抨擊，但由於有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庇護，終於無事。抗戰初期，宋靄齡僅在套取外匯的投機中，據說就“撈了 800萬英鎊”。1939年時，宋靄齡在美存款，居重慶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國記者賽利文稱為“中國人民的錢袋”。孔的長子孔令侃在21歲時，便被蔣介石指派為中央信譯局常務理事，肩負實際責任，他利用進口軍火大獲鉅額回扣；抗戰期間利用西南運輸公司，掌握“國家專運”特權，趁機裝運私貨，走私販私，獲取暴利。孔令侃“經商賺錢”的本領，曾經受到孔祥熙的誇獎。孔的次女令偉在重慶掌管祥記公司、廣茂興、晉豐泰等企業，利用當時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門權勢，大搞囤積居奇等不正當經營，大發國難財。至於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債案，更使重慶山城輿論沸沸颺颺，導致孔祥熙被迫下臺。 抗戰勝利後，孔祥熙雖然不居高官，但認為行政院長宋子文推行的外匯開放政策，實是買辦事業興旺發展不可多得的良機，於是大肆擴充商業規模。孔令侃主持的揚子公司和長江公司，孔令偉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於“祥記”而為現代大型的國際貿易公司，均以經銷美國貨為主。戰後孔家的財富繼續增長，孔家企業違法經營的醜聞也時有發生，1946年長江公司的糧食案，1948年揚子公司的囤積案，曾轟動一時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這些事實說明，孔家的“商譽”和以往的“官聲”一樣令人側目。 為了謀求東山再起，孔祥熙也曾進行過一些活動，1946年曾當選為“國大”代表，但由於政學、CC等派系的抵制，孔復出無望。1947年秋，孔以接獲宋靄齡在美病重的電報為由，匆匆離滬去美國。1948年一月，孔辭去中國銀行董事長職務。1949年大陸解放，蔣介石集團退處台灣，曾聘孔祥熙為“資政”。1962年孔赴台灣暫住。1966年宿疾復發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臟病在紐約去世。 摘自《民國著名人物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作者：朱信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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